难得硬气一回的袁绍，怎么突然就“怂”了？

勇敢地与董卓叫板，是袁绍早年的“高光时刻”之一。

时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洛，专擅朝政，又欲效仿伊尹、霍光故事，谋废立之举。不曾想到，司隶校尉袁绍却当着诸官僚的面表示反对。由此，便引出一个经典名场面：

按小说中的描写，董卓见袁绍与自己公然唱反调，遂拔剑怒曰：“汝视我之剑不利否？”可袁绍却很硬气，亦拔剑曰：“汝剑利，吾剑未尝不利！”

此事亦见于史书记载，但董袁却是拔刀相向。陈寿《三国志》中，便有袁绍“横刀长揖而去”的记载；至于董卓、袁绍二人之间的“唇枪舌剑”，则首见于袁晔《献帝春秋》，后为范晔《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沿用。

看来，袁绍与董卓叫板，确有其事。不过，难得硬气一次的袁绍，很快就“泄了气”。因为在不久之后，袁绍便灰溜溜离开了洛阳。袁绍为何突然就“怂”了？难道他真的只是个“嘴强王者”？

袁绍的以退为进

袁绍退出朝堂之争，既是无奈之举，也有以退为进的打算。

董卓何以谋废少帝？表面上看，是因为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除嫡系的凉州军外，董卓还收了何进、何苗的部曲，随后又引吕布反叛丁原，以拥并州之众。袁绍见势不在己，遂亡奔冀州，前往关东谋求支持。

见袁绍离去，董卓本打算令人追缉，但被他拉拢的一些名士，如周毖、伍琼、何颙等人，都来为袁绍求情，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

的确如此。汝南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不知凡几，这正是袁绍离开洛阳前往山东的直接原因。从讨董之战就能看出，袁绍早就存了“借力打力”的心思：他欲借助袁氏余威，以关东群雄之力，重新确立袁氏在朝堂上的主导权。

只是，袁绍本不需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因为他的亲叔叔——当朝太傅兼录尚书事袁隗，正是董卓背后的“幕后大佬”。

袁隗对董卓的支持

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吴书》记载：“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

原来，董卓还是袁隗故吏出身。东汉时期，门生故吏与恩主之间有着颇为牢固的依附关系；袁绍一个渤海太守，却能令自己的顶头上司——冀州牧韩馥拱手让出“天下重资”的冀州，便得益于此。

而同样身为袁氏故吏的董卓，也正是因为与袁氏的渊源，才会成为何进征召的地方猛将之一。另外，董卓能成功步入朝堂中枢，也离不开袁隗的一手推动。何以见得？

董卓上洛，麾下只有三千人马，如何能震慑得了朝臣？唯有太傅袁隗的支持，他才得以站稳脚跟。

或许有人会说，董卓用了计谋。司马彪《九州春秋》中提到：董卓上京时，“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故而令麾下士卒晚上潜行而出，到第二天早上“陈旌鼓而入”，于是四五日后，“洛中人谓卓兵不可胜数”。这个饶有趣味的故事，不仅被范晔沿用，也被裴松之注引到了《三国志》中。但仔细想来，董卓的这个计划根本没有可能成功。

一方面，凉州乃边辟之地，军队中汉胡杂居，常“习于夷风”，弥漫着“苟利所在，不知利义”的风气。这么一支散漫的军队，想要让他们老老实实完成“夜出昼归”的计划，恐怕有些困难；而且，就算他们遵守纪律、也不扰民，其麾下战马的嘶鸣声，又如何解决？

另一方面，则是汉代的宵禁制度。初，宦官蹇硕深受灵帝器重，可他的叔叔蹇图却因为犯了宵禁，被曹操用五色棒活活打死。由此可见，东汉宵禁的执行和惩处力度都不小。试问，在此情形之下，董卓又是如何瞒过卫尉，让麾下军卒大晚上出去溜达的？

综上，董卓三千兵马倒是可信；但他故弄玄虚壮大声势一说，则是子虚乌有。既然如此，董卓此时的倚仗，便绝非是他的军事力量，而更有可能是因为袁隗的支持。那么，袁隗又有什么本事呢？

“影子大佬”袁隗

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帝崩于南宫嘉德殿......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上军校尉蹇硕下狱死。五月辛巳，骠骑将军董重下狱死。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

汉灵帝驾崩后，蹇硕、董重（太后之侄）、董太后便接连去世，这绝非是偶然事件，而是来自大将军何进的“清洗”。须知，蹇硕为西园八校尉之首，可见何进在解决另一支外戚集团的同时，还把西园军拿下了。或者说，蹇硕之死，让“二把手”袁绍（何进谋主）得以顺利接管了西园军。

彼时，何进与袁隗共掌朝政。前者这一系列动作，若无袁隗默许，恐怕要受到不少掣肘。

接着，是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身死。有意思的是，恩主遇害，袁绍却并未在第一时间内为他报仇，而是先解决了宦官任命的司隶校尉樊陵与河南尹许相。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袁绍自己也是司隶校尉，所谓争权夺利，不外如是。而且，袁绍还是在袁隗的帮助下，才成功除掉二人的，此事见于《后汉书·何进列传》：“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

言至于此，不难勾勒出袁隗对时局的影响。

首先，他默许何进对董氏、宦官下手的同时，又推动董卓被征召而来；就在何进身死后，袁绍、袁术却抢先杀入宫中，斩尽宦官及“无须者”两千余人。陈寿所云“其滥如此”，恐怕是暗指袁氏家族借此排除异己的行为。事定以后，袁隗又命城外待命的董卓进入洛阳，完成收尾工作。

据《太平御览》引《续汉书·献帝纪》记载：“昭宁元年，董卓住兵屯阳苑，使者就拜司空。”昭宁，为少帝刘辩年号，始于公元189年8月，也就是大将军何进死后不久。那么，拜董卓为司空的是谁，便不言而喻了。彼时，唯有任太傅兼录尚书事的袁隗，方有此权力，这正是董卓入洛以后能在朝堂上站稳脚跟的根本原因。

袁隗与袁绍的分歧

在袁隗的支持下，董卓收何进、何苗部曲；吕布或许是知道了董卓背后的“大靠山”，干脆弑杀丁原，携并州军投入其麾下。由此，董卓军事实力大增。颇有政治头脑的他，并未满足，而是又接连拉拢了蔡邕、王允、周毖、伍琼、何颙、郑泰等一众清流名士，为己所用。

这么一来，董卓声威大壮，并由此生出了废立少帝的心思。此举，显然会威胁到袁氏的地位，所以袁绍才会着急。

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董卓呼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是时绍叔父隗为太傅，绍伪许之，曰：‘此大事，出当与太傅议。’卓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

袁绍拒绝的理由，颇值得玩味。董卓说：“我要废帝。”袁绍却问他：“这种大事，你和太傅袁隗商量好了吗？”言罢，两人不欢而散，期间虽未见袁绍做了什么，但从他很快就亡奔冀州来看：“幕后大佬”袁隗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支持自己的亲侄子。换言之，袁绍很可能去找了袁隗，但并没有改变后者的心意。

看来，袁绍不再硬气下去的根源所在，还是因为袁隗态度的变化。至少在谋废少帝这件事上，袁隗是支持董卓的。又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记载：“袁隗解帝玺绶，以奉陈留王，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臣。”

袁隗的态度，实在令人不解。在自家侄子与董卓之间，他为何会选择后者？

窃以为，袁隗才是真正想效仿伊尹、霍光的人。或许，他有改朝换代的大野心；又或许，他只是想匡扶社稷。但从袁隗早年得宦官（中常侍袁赦）提拔、后来又刻意拉拢边地武将（如皇甫嵩、董卓）并示好名士清流（如郑玄、陈寔）的举动看，他是有权力欲望的。而董卓这把锋利的“刀”，则是袁隗用以维系自身地位的主要手段。

但可惜的是，无论是袁隗，还是袁绍，都高估了门生故吏对董卓的束缚，也低估了他的节操。董卓刚入洛时，不明就里的骑都尉鲍信（何进掾吏）便曾劝说袁绍袭击董卓，但后者没有答应；到董卓欲废立少帝时，袁隗则保持了默许。这叔侄二人之所以会这么有信心，就是因为他们太过相信门生故吏对恩主的忠诚度。

实际上，这种关系的确很牢固，甚至比所谓的“君臣之义”还要可靠。毕竟，当时的选官标准，是“唯德（贤）是举”。一个人若是背叛自己的恩主，便会在道德上为人诟病。东汉名士“重名节而轻生死”，名声一旦差了，其人的仕途之路也就算是到头了。

然而，董卓却不是很在意。他虽是“良家子”出身，却也久“习于夷风”，大有羌胡之做派。

据《史记·匈奴传上》记载：“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又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

受此影响，董卓不仅崇尚强者为尊、相信武力能解决一切，更不会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因此，他才能“理所当然”地背叛恩主。待袁绍组建关东联军，卓大怒，遂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满门。人死如灯灭，至此，“影子大佬”袁隗的一腔抱负，尽数化为乌有。

参考资料：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李昉撰《太平御览》；司马光撰《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