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明》深度解读：中国“西部电影”的崛起之路

《红高粱》——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菊豆》——第43届戛纳电影节路易斯布努艾尔特别奖；《过年回家》——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黄河谣》——第14届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电影曾经为中国影坛创造出许多经典之作，其丰富的文化底色、多元化的空间呈现和现实性的美学表达在备受行业瞩目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电影学派建设中重点观照的领域。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理论概念，应该说，西部电影是一种连绵不绝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不断演进的电影艺术思潮。

然而此后若干年，西部影视渐渐沉寂。“有高原，无高峰。”这是去年11月陕西省政协围绕“做大做强西部影视文化品牌”主题召开的月度协商座谈会上，多位委员、专家对西部影视现状发出的感叹。

那么，在经历了上世纪末的辉煌后，中国西部电影能否再次迎来它的崛起与辉煌？

由来

1958年，我国西北地区第一家电影厂——西安电影制片厂成立，开启了西部电影发展的光辉历程。

1984年，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特邀钟惦棐等专家学者在年度创作会议上作专题报告。钟惦棐在题为《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西部电影”这个概念。

他说：“太阳有的时候会从东部的对角线——西北升起来的”。“美国有所谓的‘西部片’，我们是否可以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

从此之后，“西部电影”的名号便传遍天下——应该说，它既是一种美学追求，更是一面电影创作的旗帜。

《百鸟朝凤》是中国大陆导演吴天明生前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该片获得第13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西部电影理论由此步入中国电影理论和评论的视域。

与黄土地有着浓厚情结的吴天明，果决地举起了“西部电影”的旗帜。在这一面旗帜的引导下，中国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一次让世界瞩目的辉煌——从《人生》肇始，起伏的黄土地、九曲的黄河、大漠落日……这些独特而充满魅力的场景，渐渐成为一种符号，也成为“西部电影”的一种标志。其后，《黄土地》《野山》《红高粱》《老井》……一大批电影精品，以集群的方式不断问世，给电影界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从而也使得“西部电影”从讨论变成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艺术现象。

在此期间，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平、孙周、黄建新、周晓文……一批胸怀抱负的青年电影人，加上“第四代”的中坚吴天明、颜学恕、滕文骥等，纷纷聚集到“西部电影”的麾下，成为“西部电影”创作的先头兵。《默默的小理河》《野妈妈》《黑炮事件》《盗马贼》《神鞭》《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加上《老井》《红高粱》《野山》《孩子王》，以及其后的《黄河谣》《菊豆》等，一大批影片大放异彩，先后在数十个国际电影节上折桂夺冠，蜚声国际影坛。这批电影精品，将“西部电影”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同时，也让西安电影制片厂成为令国际影坛刮目相看的一家中国电影机构。

这个时期的“西部电影”，大多以中国西部的现实生活或历史故事为题材，通过古朴的影像风格，原生态式的场景，浓厚的生活气息，独特的风土人情，来反映西北人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状态——西北人，尤其是西北的农民，成为了影片的叙事主体。生存是叙事的母题，故事则围绕生存而展开。恶劣的自然环境，锤炼和造就了他们坚韧、敦厚、自强不息的西部精神，也促成了他们对命运，对人生，对生命的另一种思考。

通过对西北人生活的真实描摹，影片往往会渗透出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并以此拓展影片的内涵，深化主题。这也正是中国“西部电影”的魅力所在。“西部电影”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西部电影”的崛起，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辉煌，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辉煌，对其后中国电影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衰落

20世纪90年代后，西部电影仍然在积极探索，纪实性电影《秋菊打官司》、武侠电影《双旗镇刀客》、后现代主义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以及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周友朝的《陕北大嫂》、冯小宁的《红河谷》等多部佳作，构成了西部电影最为壮阔的景观。

但随着电视机逐渐走进各家各户，看电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逐步被认可的主要消遣模式之一，以电影故事为主的西安影视制片厂进入了沉寂衰落期。

竹子，著名编剧，国家一级作家，仰恩大学常务副校长，长安大学教授，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编剧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副会长

20世纪90年代也是中国“西部电影”发展历程中一个明显的界碑——进入90年代后，“西部电影”热不断降温，昔日的风光已经不在，过去的喧哗与热闹复归沉寂——“西部电影”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

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之后，观众看到更多的是华谊兄弟、光线影业、博纳影业、万达影业、爱奇艺影业、中影集团等影视机构制作的电影。热闹的电影院线，几乎在银幕上看不到当初令陕西人自豪的那七个字——“西安电影制片厂”。它离观众越来越远，甚至渐渐变得陌生起来。

曾经给中国电影制造过一段辉煌，让世界瞩目，让国内其它电影机构难以望其项背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在此期间变得一蹶不振了。过去的辉煌，已经变成了一座纪念碑，只能供人们去凭吊，去怀念。当初的亲历者，也只能去回望他们曾经爬过的那一片高地了。

在此期间，“西部电影”的创作一直在萧条中挣扎，在迷茫中寻找出路，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一些导演对“西部电影”的情怀依然满满，在这片有硬汉有血性的土地上辛勤地寻找艺术灵感，执拗地在继续创造着“西部电影”——比如何平的《双旗镇刀客》、芦苇的《西夏路迢迢》、陆川的《可可西里》、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宁浩的《无人区》、陈建斌的《一个勺子》、刘建华的《血狼犬》，以及根据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的《白鹿原》等等。一群坚守艺术精神的电影人，真诚地希望通过他们的影片重新燃起观众对“西部电影”的热情，让西部片再现生机。

然而，除了《双旗镇刀客》，这些零零散散问世的“西部电影”，大都遭遇了叫好不叫座的一种尴尬。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陕西电影走下坡路的时候，与电影并称“姊妹”艺术的电视剧开始蓬勃发展。1992年陕西电视台拍摄的《半边楼》一剧在全国风行，此后又制作的《庄稼汉》《神禾塬》《秦川牛》《道北人》等剧目，都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初步形成了陕西电视剧特有的文化风格，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

此后，陕派电视剧开始向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凭借“关中题材”“革命题材”“农村题材”三大题材优势，推出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关中”系列以及《热血兵团》《西安事变》《大秦帝国》等一大批电视剧，其投入规模、产出数量及影响力方面，都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一部部优秀的作品，凝聚成一个闪亮的品牌——西部影视，打造出一支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影视创作团队——影视陕军。

缘由

那么，曾经盛极一时的“西部电影”，为何会遭遇如此的“滑铁卢”？

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月3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古丝绸之路起点城市西安举办。

著名电影编剧、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长安大学教授竹子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其中的缘由。

他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市场经济的冲击，对“西部电影”的生存和发展可谓是致命一击。“西部电影”是在计划经济的土壤中诞生并繁荣的。进入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潮水，在各个领域波涛汹涌。随着电影发行体制的改革，以及电影制作对民营资本的放开，制作“门槛”一降再降，“西部电影”被席卷的经济大潮拍打在了海岸上。

面对“刀光剑影”的市场，重艺术质量、强调岁月感和沉重历史感、悲剧风格浓重、传达精英文化的“西部电影”有点水土不服，无所适从，找不着北了。应该说，在计划经济土壤中孵化出来的“西部电影”，有着“市场化、商业化”先天不足的缺陷。它过分强调了电影的艺术性，却忽略了电影的娱乐性，以及商品属性。

同时，人才流失，创作队伍溃散。这一点，有大“气候”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

进入90年代后，吴天明已经无力再作“西部电影”的“领头羊”了。这个时候，市民文化开始日益繁盛。当初以“西部电影”崭露头角的许多导演，个个都功成名就，农民和乡村的影子在他们心目中开始淡化，电影界内部的竞争和巨大的个人利益，诱惑着他们走上了另一条路：拍摄大片，参与国际竞争。这种竞争，实质上也是城市化电影的竞争。原本是“西部电影”的排头兵，如张艺谋、陈凯歌等，这个时候便成了这种竞争的领军人物，拍摄的大片一味地制造视觉冲击力，但却没了他们早期作品中丰富的意蕴了，内容及主题都很苍白。对他们，对中国电影，应该说都是一种遗憾。

张艺谋和陈凯歌如此，其他的导演也是如此——原本实力雄厚的“西部电影”创作团队，一下子土崩瓦解，大家各奔东西，纷纷作鸟兽散——用溃不成军来形容毫不过分。他们拎着长枪短炮，各自为战，左冲右突，怀着不同的心态在寻找他们的生活出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的“北漂”大军里，西影人的身影几乎随处可见，确切地说，他们是“北漂”的一支主力军。由此可见，创作队伍的溃散，对于“西部电影”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此外，定位模糊、概念太大、泛“西部片”化，是“西部电影”的一个先天性的缺陷。

西部电影集团外景

竹子认为，钟惦棐先生所说的“西部”，应该是专指的西北——西北的地域，西北的文化、西北的风情，西北人的精神……正因为此，他才说“太阳有的时候会从东部的对角线——西北升起来的”，而不是“西部”。

然而，“西部电影”在发展的过程中，却是不断地泛溢，最后竟然覆盖了中国的整个西部——只要是在西部拍的电影，都是“西部电影”，不分类型，不分城市和乡村。将南北方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精神、不同风土人情的故事，都拣到“西部电影”这个篮子里，显然有点不伦不类，貌似强大了，实质上却是失去了独特性，失去了独有的一种魅力。失去了魅力，也就失去了对观众的吸引力——如是，观众渐渐远离，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创作队伍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有效的“集团”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后，虽然断断续续还有“西部电影”问世，但总是单兵作战，总是以零星的方式推出。面对商业大片狂轰滥炸式的宣传攻势，“西部电影”势单力薄，挣扎出的一声类乎于蚊嘤式的呐喊，很快就被市场的一片喧哗所淹没。

“西部电影”总是在单打独斗。所以很难产生文化上的集束效应。自然，也就很难引起电影界的高度关注，也就不会在观众中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正因为这样，这个时期的“西部电影”，总是像流星一样，急匆匆来，又急匆匆去。

出路

“西部电影”的发展虽说一路迷茫，处境艰难，但过去的辉煌依然引人向往。它还会不会再度崛起，再度辉煌呢？作为一名亲历和参与过20世纪80年代“西部电影”崛起的老电影人，竹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一直试图为它探寻出路：

他认为，借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西部电影”完全有可能涅槃重生。“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使电影率先成为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文化联结、艺术交流、产业互融互通的重要窗口。如是，也便为“西部电影”提供了一个再度崛起的新历史机遇和时代机遇。

丝路文化的中国部分，其实就是西北文化。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起点——“西部电影”自诞生的初期，浸润和滋养它的其实就是丝路文化中的西北文化。

西影集团”星光大道“的奖杯主题雕塑，让你触摸西影曾经的辉煌——《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所以，陕西电影人必须不失时机，抓住机遇，果决地重新扛起“西部电影”的大旗——竹子窃以为，这极有可能成为陕西电影的一个突破口，起码可以成为“西部电影”突围的方向之一。

同时，将“西部电影”风格化，类型化。中国的“西部电影”与美国的“西部片”有着极大的差异——英雄和征服，是美国“西部片”永恒的主题，所以美国的“西部片”总是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风格；中国的“西部电影”则更钟情于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所以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然而，中国的“西部电影”概念太大，界定模糊，类型不清——界定的泛化，极有可能让“西部电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所以，竹子主张，在“西部电影”的大旗下，尽量让电影类型化——比如：类似于美国的“西部片”样式；表现人和自然的“西部纪录电影”；以及“西部家庭片”，“西部爱情片”，“西部传奇片”，“西部警匪片”等等，类型越纯粹越好。面对电影产业化发展，类型化是一种必然选择。中国“西部电影”只有顺应这个潮流，才有可能重新赢得观众的认可和热捧。

竹子在教学之余，曾经作过一些类型片方面的尝试和探索，先后创作了《杀漠》《拼了》《决战狂沙镇》《浴血边关》4部电影，在CCTV6播出时均创全国同时段播出节目收视率第一位的佳绩，影视机构也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盈利收入……由此可见，将类型片中的元素融合到“西部电影”中，不失为一种新的发展可能。

此外，政府扶持，集体“出征”。要让“西部电影”再度辉煌，政府必须在政策层面上给予扶持，并进行方向上的引导——因为“独唱”总不如“合唱”动静大，“单兵作战”自然比不上“集团军”整体推进的力度，文化的推广与经营也需要这种“抱团”精神。陕西电影如果每年有一半拍摄“西部电影”，且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大家相互抱团，组成“集团军”，集体“出征”，集体亮相国内外各大电影节，肯定会有多部电影折桂抱奖。如是，便会产生一种文化上的集束效应，自然也就会在观众中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

这样一来，那些热衷于“艺术电影”，有强烈艺术表达的电影人，也就极有可能重新汇聚到“西部电影”的麾下。精英团队的参与和介入，从另一方面又会带动和刺激“西部电影”的创作和繁荣，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

1990年以来，尽管中国“西部电影”的发展一路风雨，一路迷茫，生存空间不断遭到其他因素的挤压。但竹子坚信：“西部电影”之火绝不会熄灭，“西北风”一定还会再刮起来的！

当然，这还需要中国电影人，尤其是陕西电影人对“西部电影”进行持续不断的努力探索，除了在商业化的平台上建构丰富的投资路径，还要重新建构为观众所认可的现代西部风格，兼顾电影的商业性与娱乐性，讲好陕西故事，讲好西部故事。

由陕西省、福建省轮流主办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打造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的中国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之一。

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重新唤醒观众对“西部电影”的记忆和热情；也唯有如此，“西部电影”才有可能赢来新一轮的崛起。（文/《丝路文明》记者 周金柱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