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情老知青留守陕北山沟沟42年，日子苦心里甜，三个儿女很争气

为爱情老知青留守陕北山沟沟42年，日子苦心里甜，三个儿女很争气

作者：肖寒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作为最后一位插队知青，我没有返回北京，而是选择留在陕北，当然，也是当时少有的嫁给当地农民的女知青之一。这一年，是1980年腊月初！

从1969年至今，我在陕北生活了整整53年，往事历历在目，经历过的苦难，比大多数知青都多，而留给我的，还有刻骨民心的爱情，以及最骄傲的三个儿女，人的一生，总是向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迁徙，而我却选择扎根在陕北，和心爱的男人一同渡过难关，把三个子女抚养成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血汗之中的。

01、插队往事

17岁的我，响应国家号召，和很多知识青年一样，经历了到乡下插队的经历，而父母在当时，也是鼓励我们去当一回农民，让我们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脚踏实地，在1969年新年刚过之后，我和几位好朋友一起踏上了陕西西安的知青专列。

在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只有四个女孩，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四姐妹却去了四个不同的地方，大姐和二姐去了北大荒，而我去了陕北，最小的妹妹则是去了甘肃。告别亲人，远离生我养我的地方，而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人生路，让我们四姐妹走上了不同的方向。

到达陕北的那一天，是1969年2月19日，大家看向宝塔山，感觉很新奇，但没有一个人敢私自脱离队伍，走到宝塔山前，亲眼目睹芳容。休息了一晚上，知青们就开始被送往要插队的村庄。

和我一同被送往郝家沟的有六名知青，四个男生，两个女生，除了我之外，另一位女生叫张欢妹，而大家不喜欢我的名字叫刘家娣，为此，我在陕北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刘晓梅。这个名字伴随我至今，刘小梅这个名字也算是对过去人生的告别，对新生活的展望。

郝家沟的人除了姓郝的，还有姓石的，只有两户人家是外姓，他们是从河南逃难过来的移民，姓单，给我分配住宿的就是一位叔叔家，房东叫单东，祖籍是山东人，所以为了纪念祖上的先人，起了这个名字。

在离开北京前，爸妈把所有的钱财都分配给了我们四姐妹，为的就是以后应个急，而郝家沟的穷，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多了。当时全村上下160个人，被分成三个生产队，每天都有固定的任务，我和张欢妹属于第一生产队，也是三个生产队最有实力的。吃了一年的供应粮，平时在闲暇时，会和单东的大儿子单志青一起玩耍，因为是同龄人，所以不存在代沟。

单志青比我还小四个月，没读多少书，但从他对事物的理解，可以看得出是一位很聪慧的‘后生’（陕北方言，后生即青年）。

而郝家沟，就是我们插队知青生活近十年的地方。

02、劳动虽苦但光荣

郝家沟的树木很多，大多数都是柳树和刺槐，站在山上，几乎看不到全村有一户人家，直径一米的柳树，据说有四五十年的树龄，全村人没有一个人舍得砍一棵树，因为这些树在夏天的时候，可以乘凉，冬天的时候，树叶可以取暖。

陕北人都住的是土窑洞，冬暖夏凉，非常舒适，原本以为会不适应，没想到我的适应能力很强，不到两周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听懂老乡们讲的方言。

当时，我们生产队主要是扩充耕地，在王家洼这座大山上，砍树、开垦梯田、修路，主要是为了以后种植小麦和荞麦，我除了要做一些饭菜的活，还要扛起镢头，和老乡们一样，去开垦梯田，大家干活都很卖力，唯一不卖力的就是石三娃，他年轻有活力，嗓子好，能自己编一些顺口溜，还会唱信天游，大家在干的累的时候，生产队长就会让石三娃喊上两嗓子，大家听的津津有味，干活也有了力气。

整整两年时间，王家洼的土地才被开垦完，其实也没多少地，大概三百亩左右，这里为老百姓增产不少，而我们挣得是公分，别看我们是知青，但仅仅吃了一年的供应粮之后，就和当地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分白面粉的时候，多分15斤罢了。

陕北干旱少雨，靠天吃饭，如果遇到干旱天气，老百姓会杀猪求雨，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虽然不科学，但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的陕北，满山都是绿油油的，但却没有高大的树木，放羊官早已把树木砍倒喂了羊，这也是导致陕北水土流失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场雨过后，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脾，美妙的时光却无暇享受，而是继续着一天的劳动。

大家把劳动当成一件光荣的事情，偶尔有人偷懒，也会被生产队长督促，陕北人的性格直爽，也有些暴躁，不听话的小年轻除了被父母吼骂，甚至会被队长拿鞭子抽打，大家对生产队长都很尊重，他的威严，谁都不可以侵犯。

03、爱上陕北小伙单志青

1971年，19岁的我爱上了单志青，张欢妹是一个大嘴巴，什么事情都说，我和单志青恋爱的事情，也只有她知道，没多久，便在整个生产队传开，一直追求我的知青孙伟军，这个时候吃醋了，甚至还和单志青打了一架，这也导致他们被扣了200个工分，意味着20天的劳动成果没有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也不藏着掖着，但村里人并不看好我们，觉得我一个城里姑娘，以后回北京，肯定得分开。

这种声音不绝于耳，可我当作没听见，甚至生产队长也找我谈过话，言外之意，就是单东的家境不如他家，让我嫁给他的大儿子。面对生产队长的好言相劝，我选择不为所动！

可能在大家的理解中，单东一定会脸上有光，觉得自己的儿子找了一个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实则并不是这样，反而让他抬不起头，因为村里人开始孤立他，原因很简单：嫉妒！

时间一天天过去，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结婚了，生产队长像是换了个人，给我们准备了厚礼，还把珍藏多年的好酒拿了出来，我有些想不通，那个时候毕竟单纯，没想太多。而结婚的钱，是当初爸妈给我的应急钱，坐在毛驴上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这一年，我才22岁。

04、知青返城，我决定留下来

从1975年开始，我们插队的这个乡陆续有人返城，而我们村比较偏僻，一直没有得到返城的信息，爸妈写信希望我能早点回去，对于我私自结婚这件事，并没有说什么。

这一年，我刚好生下女儿单玲玲，所以也不期待在这个时候返城，毕竟自己也算是有家庭的人，要顾及孩子和丈夫的感受。单志青自从知道有知青返城开始，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失眠，害怕一觉醒来，我就要离开。

到了1978年的时候，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张欢妹是除了我之外，郝家沟最后一个走的知青。这一年，我生下了儿子单国栋。

丈夫问了我一句：“你想回北京吗？”

我回答：“想！”

那一天，他很伤心，知道迟早我都是要回去的，到时候就不能在一起了，一天到晚，抱着孩子，也不去地里干活，我知道他的心思，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他看到后，放声大笑，公公婆婆还以为他精神分裂了。

直到1980年，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我决定留在陕北，过自己的小日子，但也是这一年，我带着丈夫以及两个孩子，千里迢迢，回到北京看望父母，妈妈很开心的招待我们，但爸爸的脸色非常难堪，我知道，他觉得我嫁到陕北，以后就要和黄土地打一辈子交道，要吃苦头。

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二姐和小妹，也都嫁到了当地，平时我们姐妹之间很少通书信，主要是不方便，而大姐，在爸妈的强制要求下，招了一个上门女婿，毕竟我们家都是女儿，得有个传宗接代的子嗣。

在北京住了半个月，家里还有很多活，便回到了陕北，而在回来当年，我又生下了小儿子单国平，对于三个孩子，从小就教识字，也鼓励他们好好读书，以后考到北京的大学，和外国外婆生活在一起。

三个儿女也争气，丈夫在90年代后期在我的鼓励下做生意，孩子们也在这个时候读了大学，基本上没操心。

如今，我的孩子们生活在北京，和我大姐的孩子一起做事，事业也算是小有成绩，而我和丈夫，则是生活在县城，夏天的时候就到乡下老家种点菜，种点花，偶尔会去北京看望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