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善其身、乐天知命的白居易

“独善”思想，是传统儒家立身处世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主张博施兼济、积极用世的，但“兼济”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能够受到君王的知遇，获得一定的权位，有实施自己抱负的机会。那么在机会未来，或遭受斥础，不被重用，或统治集团极端昏暗，难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怎么办呢?儒家则以“独善”相诩。

因此兼济和独善，是儒家的进退出处观，二者在作为上，虽有所不同，但在儒家人格观上是统一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人在难以实现自己抱负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自持高洁，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在人格上是无可非议的。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贤者避世”(论语·宪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儒家的主体精神是积极入世的，兼济救世是它的理想，而藏、避、隐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照孔子看来，这却无损于士人的人格。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初贬江州时，曾在《与元九书》中与好友元镇恳谈了自己对进退出处的看法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丁卜虽不尚，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钓，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里表白的正是诗人在宦途失意，人生遭到挫折后，自己所持守的立身处世原则。一般都认为，诗人的“独善”思想是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后才出现的，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文中，可以发现他早在入仕之初，就已表露出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在表现的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28岁，为宣城所贡，次年中进士。他怀着“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及第后归靴留别诸同年)的喜悦，东归省亲，旋试书判拔萃及第，定居长安，步入仕途，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开始了他在长安的官宦生涯。从贞元十九年(803)至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前的十多年中，其间他除因丁母忧退居下邦两年外，一直身处官场，并几经升迁。任谏官三年，更处在政治漩涡之中。在这期间，他已深感官场的黑暗，官吏生涯的险恶和庸俗。“帝都名利场，鸡犬无安居”(常乐里闲居偶题》)，长安官场中的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以及到处是逢迎献媚的恶习，使他感到庸俗难耐，难以适应，从而萌生出退隐的思想。

他在秘书省校书郎任期将满时，即开始羡慕那些隐者的生活:“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寄隐者》)“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早送举人入试、)“厌从薄宦校青简，悔别故山思白云。优喜兰台非傲吏.归时应免动移文。”(《秘书省中忆旧山》)他已经要拂衣而去了。在任慈压县尉期间，这种矛盾思想就更为强化了。因为县尉做为一个地方官吏，不仅要受许多吏事俗务的拘牵，还要做官府盘剥百姓的帮手。“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高适《封丘作》)，这是唐代诗人高适对自己曾任封丘尉时悲苦心情的描述，当也是白居易此时所遇所感的写照。

可以想象这使白居易感到多么痛苦，此时他的宦情已经十分淡泊了:“我厌宦游君失意，可怜秋思两心同。”(《县西郊秋寄赠马造;)但这也只是白居易此时思想的一个方面。他淡泊名利，厌倦官场的拘束和憎恶现实的黑暗.从而向往洁身自好、平静自由的生活，但同时他又感到“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以月夜登阁避暑时》)他自己可以退处，甚至隐居，但奈天下百姓苍生如何?这对于深谙民间疾苦的诗少、来说，又是不能心安的、难以接受的。由此可知，独善与兼济之间的思想矛盾，早在诗人入仕之初，就已产生了。

但如果加以深入分析，诗人此时之所以产生对宦情的冷淡，以至萌生出退隐之思，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官场污浊空气的嫌恶，而更主要的应该说乃是出于对“所托非其所”的怀才不遇的不平。诗人中进士，耀翰林，应制举，本有着欲济时艰的理想，一展“青云志”的抱负。但在授官时，却被统治集团以“出言太直”为由.不得为谏官，而拜无任何实际工作可做的闲职秘书省校书郎。旋又出为官卑职小的熬压县尉。“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盈侄县北楼望山》，“所托非其所，不如遭弃捐”(《京兆府就栽莲》)。

在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苦闷中，他感到这时自己在官场上只不过是在俗务缠身中虚度年华，“此生知负多少春，不展愁眉欲三十”(《长安早春旅怀》)，从而羡慕那些寄情于山水的高士隐者的生活了。但从他这时的主导思想和后来的活动看，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偶发出世之想而已。与他后来身居近臣，因正道直行而屡遭打击之后，所遇所感还是有所不同的。

不久，白居易拜左拾遗。从元和三年到元和五年的三年谏官任内，是白居易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进行勇猛奋斗的时候。“既居可言地，愿助朝廷理”，他不畏强豪，为民请命，甚至当面指摘皇帝的用人失当。“正色摧强御，刚肠嫉握呛。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下精惊燕雀，当道慑狐狸。……造次行于是，平生志在兹。道将心共直，言与行兼危。”(《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他的不顾个人的身家性命的忠君为国、除暴安良、济世救民的正义行动，不仅未得到理解和支持，反而物议沸腾，诽谤丛生，遭到豪强贵近者的切齿嫉恨，最后不得不被迫改官，并埋下了不久以后遭贬远滴的祸根。

正是在谏官秩满改官之际，诗人思想里潜伏的隐退之心，又渐渐滋生起来了。他在此时《自题写真》一诗中写道:“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薄柳质易朽，糜鹿心难驯。何事赤挥上，五年为侍臣。况多刚捐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去，收入云泉心。”在他丁母忧而退居下邦时，更对自己十年的官场生涯和自己的思想作了这样的表述:“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吞班列，备见朝中事。作客诚已难，为臣犹不易。况余方且介，举动多怜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适意》)这完全是“贤者避世”的思想。

促使他产生这一思想和采取这一处世态度的原因，一是十年的官场生活，已使他充分体会到统治集团的腐朽，社会现实的黑暗，并非他一人的“直言”所能改善，深感他的“兼济之志”已势难实现;二是他也看够了统治集团的虚伪和凶残，而深感人生仕途的难险，他已意识到其正直耿介、不屈于流俗的性格，必会成为招祸之由。为了独善其身，则避世隐居才是一条最好的出路。这与他早期入仕之初偶发隐居之思，已是大有不同了。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回朝后在“望风为当路者所挤”的情况下，被任命为无权过问朝政的冷官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因宰相武元衡被杀事，白居易不忍见朝廷的混乱局面而率先上书，统治者则以“越职上书”等为由，罗织罪名，借机报复，而将诗人赶出朝廷，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残酷打击，使诗人感到极端痛苦和不平，面对着这样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情况，在无可奈何之下，诗人只有把自己的穷通祸福归结为“天命”了。

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当中，所谓“天命”乃是一种对人无法理解的、人无从为力的自然和社会之必然性的消极理解。儒家虽不相信鬼神，并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价值论，但在遇到人的意志和力量无法抗拒的必然性时，却不能摆脱宿命论局限。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又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总之，认为天命难知，天命难违。白居易早年，也曾援“天”以入人事。例如他在目睹社会现象诸多不平时曾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写到:

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为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

谓天不爱民，胡为生稻粱?谓天果爱民，胡为生豺狼?谓神福善人，孔圣竟栖追，谓神祸淫人，暴秦终霸王。……举头仰问天，天色但苍苍。

另在一首《和大嘴乌》的寓言诗中，诗人用大嘴乌比喻奸诈、狡猾和残酷的朝官，用鹦鹉代表正直敢言之士，但前者却因善于欺诈而得逞，后者却因直言获罪，诗人于诗之最后云:

谁能持此冤，一为问化工，胡然大嘴鸟，竟得天年终?

这些问天、怨夭，固然主要在发抒对社会的不平，但多少也表现出对“天”的怀疑，对宿命论的一种反抗。

但白居易在宦途坎坷、屡受打击之后，却以委顺天命代替了他的“志在兼济”的思想，以消极的宿命论观念，作为他退守独善的理论根据。从这时所写的诗文中，天命观念已成为他人生穷通祸福观的主要观点。所谓“穷通各问命，不系才不才”(谕友》，“自古无奈何，命为时所屈”(叹兽二首》之一)，在其元和十一年(816)写给《与杨虞卿书》中，更将穷通之间完全归之于“命”:

自度命数，亦其宜然。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下}、则不然，十年前，……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舍命复何归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实如此也。

正因为如此，委命从时，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就成为他中年以后人生观的重要方面。他在《我身》一诗中说：昔为意气即，今作寂寥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弯。穷则为鹤鹑，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

另外又在《咏拙》一诗说:

所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赋有厚薄，不可移者命。……富而恶贫。同此天地间慕贵而厌贱，乐我岂异于人。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

他还以身居陋巷、安贫守道而不改其乐的孔「〕弟子颜回为标榜对象，说“朱门有勋贵，陋巷有颜回。穷通各问命，不系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谕友》)与此相联系的，是他的知足保和的思想。“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风雪中作》)“诚合知止足，岂宜更贪警。”(自宾客迁太子傅分司》)“眼下有衣兼有食，心中无喜亦无忧。”(《偶吟二首》之一)白居易就这样以他的“乐天知命”的穷通观，化解着自己心中的不平。他一方面以“行在独善”自律，“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己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一方面又以“达人知命”来慰穷销忧，“富贵本非望，功名需待时”(《东涧种柳》)，“尝闻君子戒，忧道不怀贫”(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时来不可遏，命去焉能取。唯为养浩然，吾闻达人语”(达理二首》)，从思想看，这正是儒家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和“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精神境界。这在当时政治腐败，官场险恶，以至正义者无端遭受排斥、迫害，而“兼济之志”势难实现的情况下，“独善”本身也是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这虽不能与“德迈宏道，匡俗庇民”(魏书·逸士传序)的社会作用和意义相比，但也是进步士人道德修养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完成。从历史眼光来看，是不容苛责于古人的。

只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白居易的所谓行在独善，乐天知命，对他来说都不过是他壮志未伸，“兼济”无成的退路，是无可奈何的心情反映。“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为并”(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他的所谓“乐天”只不过是内心痛苦不平的自我调节。或者说强自为欢的自我开导，“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懵然与化俱，混然与俗同。谁能坐自苦，姐龄于其中。”(达理二首》)正所谓“外容闲暇心中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池上寓兴二绝》)，其无可奈何之情，深沉的痛苦之心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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