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毛主席盛赞的“能军”帝王，克敌制胜靠“先守不攻”

智慧大师毛主席对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一书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并在上面圈画批注。

《智囊》在记述孙膑“驷马之法”处提到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

“（朕）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

读书至此，毛主席挥笔写下批语道：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唐朝最富盛名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被后世称为一代“明君”、“英主”。 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中将“唐宗”李世民与“秦皇汉武”并举，对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干赞赏有加。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是继唐高祖李渊之后的唐朝第二位皇帝。唐朝草创初期，李世民被李渊封秦王，立下赫赫战功，显示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

对于自己的军事才能，李世民也很自负，他曾对臣下说：“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伟大军事家毛主席对李世民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在军事理论上的建树，非常推许，给予了“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的极高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之“能军”，体现于他打仗很讲究战略战术，能够根据敌我双方形势的瞬息变化，当机立断，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李世民曾说：“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对于强大的敌人，李世民善用“坚壁挫锐”、“敌饥以持久弊之”之法，使敌人虚弱疲弊。待敌疲我盈之时，果断采用“以吾强对其弱”、“突过其阵，自背返击之”的战术，击破敌人。敌人溃散后，则“见利速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彻底消灭之。

河东汾阴人薛举是隋朝末年地方割据群雄之一，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正式称帝，迁都秦州，是李渊统一天下过程中的强劲对手。

武德元年（618年）六月，唐朝丰州总管张长逊进击宗罗睺，薛举率全部兵力前往救援并进击泾州，屯驻于析墌（今甘肃省泾川县）城 ，派出游军劫掠岐州、豳州。唐高祖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元帅，率军予以抗击，进驻于高墌（陕西省长武县）城。李世民认为薛举军粮少，急于速战速决，于是决定深沟高垒，守城不战，以逸待劳，拖垮薛举军。

然而，李世民突患疟疾，卧床不出，而薛举多次挑战。 李世民的部将行军长史刘文静与殷开山等，未听从李世民“深沟坚壁，以老其师”之令，轻举出兵，陈兵于高摭城西南，倚仗人多而未设防范。薛举诱使唐军出战时进行突然袭击，最后将唐军击败，唐军死者达十分之六，并俘唐朝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等。病重的李世民见大势已去，领军回长安，薛举于是夺取高墌城。

高摭兵败之后，李渊为了挽救局势，于这年八月再次命李世民率军收复高墌城。九月初，李世民率诸军挺进高摭，薛举指挥十万余众拒之。薛举之子薛仁杲数次挑战，李世民坚壁不出。将领们一再请战，李世民胸有成竹地说：

“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

并且下了一道严令：“敢言战者斩！”

于是乎，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十一月初，薛仁杲军果然粮尽气衰，将士离沮。李世民见时机成熟，果断发动迅猛攻击，获得大胜，逼降薛仁杲。这次胜利，解除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巩固了新建的唐朝在关中的统治。

河间人刘武周也是隋朝末年地方割据群雄之一。他骁勇善射，喜欢交友，投奔隋太仆杨义臣。跟随隋炀帝进攻高丽，建立军功，授建节校尉，迁马邑校尉。面对隋末群雄竞起的纷乱形势，刘武周起兵反隋，依附突厥部落，受封“定杨可汗”，“率军南向，以争天下”，占据储备充足粮食和库绢的晋阳，攻陷河东大部地区，威逼关中。刘武周自称皇帝，年号天兴，“军无蓄积，虏掠为资”，大破裴寂、齐王李元吉，席卷山西，唐朝相继丢失介州、并州、晋州及龙门等战略要地。

在这种险恶形势下，唐高祖李渊也有些惊慌失措了，主张“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而李世民则战略眼光过人，高瞻远瞩，认为太原是“王业所基，国之根本”，且河东“殷实”，为“京邑所资”，坚决反对其父李渊“举而弃之”的主张。

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唐高祖命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刘武周。李世民临危受命，率兵出征，并在柏壁屯兵，与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

李世民深入调查研究敌我双方形势，高屋建瓴地分析道：

“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集于是。武周据太原，以金刚为扞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这一次，李世民仍然采取了坚壁挫锐、后发制人的战术，休兵秣马，养精蓄锐，只派小分队趁机抄掠骚扰敌军，而大军则坚壁不战。

两军相持近半年后，宋金刚果然粮运不继，军中乏食，不得不后撤北去。李世民当机立断，领兵追击，刘弘基以“士卒疲顿”相劝阻。李世民驳斥道：“功名者难成易败，机者难得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乘其势逐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李世民力排众议，乘胜追击，一举击败了刘武周，扫除了唐朝统一天下的又一个大障碍。

李世民的战争观，有一定程度的辩证唯物思想。他曾说：“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

即他认为战争是国家使用的暴力手段，使用多了，则民生凋敝，国家无法保全；而一旦忘战，则人民懈怠，敌人无法抵御。因此，战争的暴力手段，不可不使用，也不可经常使用。

由于对战争的本质认识深刻，态度慎重，因而李世民在战争中很少犯战略错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李世民精于韬略，战功盖世，无愧于毛主席对他“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之美评。

毛主席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毛主席对李世民治理天下的“工作方法”也很关注。

《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中，录有李百药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借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一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毛主席在这段话旁挥笔批注道：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