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红军中少有的小脚女战士，腿脚长期溃肿，硬是走过雪山和草地

周起义，原名周其玉，过草地时傅连暲帮她把名字改成了现名，傅医生的意见是，这个名字既好听又红火。

但周起义参加红军前，她的经历可跟红火半点不沾边。

她是安徽金寨小河村人，出生的家庭不富也不算穷，有田有饭吃，但因为是个女孩，命运之路却注定坎坷。

未出生，父母就为她指腹为婚，对方家是放债的。六岁的时候，婆家送来只有三寸长的鞋样，说要是穿不进同样大的鞋就不要进他家的门。家里很是着急，从此就开始了她长达三四年的毁脚也就是缠脚生涯。

起初是慢慢缠，上七岁了，缠的力度就加狠了。母亲一点一点捏脚趾，捏一下就用裹脚布缠一下，缠完再用针线缝好布。

到了八九岁，缠脚就如同受刑，除了一般的裹脚布，还要外加“鸡肠带”，边缠边喷烧酒。痛苦是不消言说的，她偷偷把家放凉水里泡，晚上蹬着强取凉，就为了减少一点疼痛。结果被发现了，狠狠骂过一通后，缠得更狠了。

母亲说，女孩子家蒲扇脚，伤风败俗没人要。脚缠得好，才会有人要。到十岁，她终于炼成了一双小脚。

这期间，有一件事给了她很深的印象。

九岁时，妹妹出生。父亲一看又是个女儿，扔地上不要了，妹妹在地上冻得哇哇大哭。

她去找奶奶。奶奶说：“谁让她是个女的呢。”

周其玉哭，要抱地上的小妹妹。

奶奶心软了，说再怎么样也是周家的一个后呀，叫她把妹妹抱起来了，妹妹才得以活下来，小名就叫“冻女”。

她打小就被圈在家里烧火做饭做针线，兄弟们却可以四处串亲访友。穿的是哥哥们的破烂，闹蛔虫疼得地上打滚，家里智勇烧糊的锅巴和黄连根给她治病，兄弟有病却可以去看医生。对女孩的歧视，时时都在像针一样扎着她幼小的心灵。

一九二九年春，金寨闹起来红军。家人对她的看管稍微松动。她出了门，被眼前充满生气的事物吸引，胆子骤然大起来，剪了辫子，参加了童子团，即便家人震怒，她也不加理会。

一九三一年，她十六岁。家里觉得她是时候出嫁了，给她做了一双新鞋和一身新衣。可她却死活也不想嫁。她见过那男人，是个傻子。那男的的老爹整天拖着长辫子要账，乡亲们骂他是“狗尾巴”。她哭着说那是火坑，可母亲还是不依。母亲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抱着走。这是命里注定的。”

一夜对母亲劝说未果，第二天她跑了，拖着一双小脚走了七十多里路，到麻埠镇参加了红军。

行军，打仗，从皖西到川北，她路走得不比谁少一步，胆量不比任何人差一点。但在从鄂豫皖根据地往川陕根据地转移翻越巴山时，她身着单衣，手脚耳朵都冻伤了，最严重的的是两条腿，不得不进川北王坪四方面军总医院治疗，住了四个月院，还未痊愈。

这时已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她忽然听说部队要转移，心里着急万分。她的小腿情况还很严重，肿得瓦罐粗，核桃大的水泡一个接一个，烂得一塌糊涂，筋肉萎缩，向后蜷曲，已伸不直了。

周其玉不想拉下，为了赶上这次转移，狠劲上来了。她暗暗地对自己动手脚，一个个掐破水泡放出脓血，硬撑着联系走路，用稻草做了个包，夹在大腿和小腿之间，不让小腿往后弯。

练习几天后，腿疼情况减轻，她就去院领导要求出院。

院领导说她伤还没好呢。周其玉就走给他看，还表演了一个金鸡独立。于是她出院了，被派到总政妇女宣传队当队长。

可去了没多久，她的小腿溃烂化脓，水泡长成片，不得不再次住进工农兵医院。

这次住院和以前不同，每天都要行军上百里，三天两头打仗。周其玉的病情加重，为了跟上部队，病人行走她得小跑，脚上打满血泡，大泡连小泡，着地就像针扎。但是她继续在走路，只是强忍着巨大的痛苦。不仅在走，还帮着医护人员照顾重伤员，还在唱歌，和同志们说笑。也许是精神疗法起了作用，也许是转移了注意力，她坚持下来了，在并未获得有效的药物治疗的情况下，病情似乎也逐渐控制住了。

医院把她留下了，因为这里太缺乏人手了。医生就院长赵开国一个，其他人都是从各单位抽调过来的。她在这里工作非常认真，不久就能应付一般性的医疗工作。因为知识缺乏，她和同志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行军时，前面的人背着小黑板，上面写“盐水”“红降丹”“消毒”等词，后边的人边走边看。她本是个文盲，通过这种方法识了字学了知识。

更不可思议的，她找来一本中药书，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背，不懂就问，走到陕北时，她已能把书全部背下来了。

虽然工作忙，行军累，腿还疼，但奇怪的是，她睡眠特别得好，比一般同志都要好。

不管在哪里，破庙，树荫，还是坟堆，只要脑袋沾地，马上就会入睡。有时候行军，拽着别人的衣服就睡着了。

有一次发现一个大笸箩。同志们见她个子小，跟她开玩笑，说这个笸箩她睡正好。晚上，她真躺进去了，脑袋和腿搭在笸箩边沿呼呼大睡，第二天还是同志们来喊醒的。

这之后，她又随部队涉过嘉陵江、大渡河，翻过邛崃山和大雪山，直到一年后也就是一九三六春来到党岭这座大雪山下。这时，她在女子警卫连当指导员。

这座雪山，部队过得十分辛苦。

他们穿的都是单衣。登山前，上级要求准备烧酒、辣子等物资，但这个地区百姓穷得叮当响，根本找不到上级要求的物资。没有物资，雪山照样要过。

大部分路程都是顺利的。到了雪山半山腰，空气稀薄，人就心慌气短，恶心头痛，好像天和地都在转。部队变得很安静，人人都不愿说话浪费体力。

邵式平主席骑着马过来了。他认识周其玉，要她拉着马尾巴走，说她是小脚。周其玉却不愿被看低了，坚持要自己走。

快到顶峰的一段路是过雪山最凶险的。风刮得人站不稳，雪深过膝，雪下是一两尺厚的冰层，跟玻璃一样滑，稍不小心，就会掉进不见底的深涧。走上去很难，就爬，爬不动，就前边拉，后边推。

最残酷的是天气。正当大家精疲力竭时，一股粗大昏暗的烟柱，旋转着扑过来，一会功夫，黑云压顶，大雨倾盆。暴雨刚过，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几乎是顷刻间，被雨淋得透湿的衣服变成冰甲，手、脸、耳朵冻起了水泡。

这个时候绝不能停步，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周其玉亲眼看到一名女战士冻得脸色铁青，往石头上一靠就不能动了。周其玉过去拉她，女战士说自己不行了，解下干粮袋交给她带给别的同志吃。两句话的功夫，女战士就闭上了眼睛。

周其玉咬着牙，终于和战友们一起翻过了雪山。但她冻坏了，发高烧，腿、脚烂得血肉模糊。可她还在勉力跟部队行军。

邵式平找到她，劝她留下来，养好伤后再走。周其玉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坚决要跟部队走，她说自己誓死不脱离革命，誓死不脱离红军，爬也要爬到延安。

邵式平感动了，同意她继续留在部队，第二天还派来一副担架。但这副担架她只坐了一天，就说什么也不坐了。同志们都累，她不忍心再增加别人的负担。

过炉霍时，组织把她调到总部卫生所，从连指导位置下来，做起了一名卫生员。

卫生所也是刚成立，周其玉去时只有傅连暲一人，后来陆续来了林英琴、陈金人等八位女同志，所里也热闹起来。周其玉曾在工农兵医院做过一段时间，对一般的问题也能对付，也就成了傅连暲的得力助手，出诊都会带着她。

七月，部队准备过草地。在和同志们一起筹措粮食、绳子和竹竿的同时，周其玉还捡了一些牲畜脱落的散毛，织了一双五颜六色的毛线鞋。

一天，傅连暲带她去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给任弼时同志的爱人陈琮英接生。事后，傅医生郑重交代，要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证这个长征路上诞生的革命后代的安全。后来上级又派来汪荣华同志。

陈琮英很虚弱，整天躺在担架上。两人洗洗涮涮，送汤送饭，照料着她和孩子。

进入草地，情况变得非常艰难。满目荒凉，飞禽走兽也看不到，一人高的蒿草，下面是烂乎乎的黑泥，臭气熏天。走路得格外小心，一旦陷进泥潭，就会有生命危险。

整天在泥水里泡着，腿脚全肿了，身上长满了虱子。宿营时，几个人靠在一起，身体弱的放在中央，就这样挤着取暖。坐一阵，地下水起来，还得挪窝。冷得受不了，就起来搓搓手，跺跺脚。

喝水很困难。草地不缺水，水到处都是，但有毒。草也不能吃，因为也有毒。水草吃下去会肚胀腹泻，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

能吃的是野菜，这也是草地饮食的唯一出路。粮食带了，每个人三四斤炒大豆、青稞、炒面，但这点东西，按粒吃也走不出草地。不管什么野菜，只要能吃，路上看见了就拔，到了宿营地，饿急了，在黑水里涮一涮，连土带泥一起吃。要是能煮一锅野菜，再放一把炒面，就是很丰盛的美餐了。

野菜也难找。卫生所走在队伍后边，能吃的大多被前面部队拔掉了，他们要找点野菜很不容易。有一次运气不错，捡了一块烂牛头皮，放在火上烧了烧，大家就高高兴兴吃起来了，还说会餐啦，吃红烧牛肉啦，其实牛毛也没烧干净，牛皮带着血。

但人都是快活的。王玉春说，这地方好，天上没飞机炸，后面没敌人追，地上全草做的地毯，一踩就颤悠，这是享福啊。王玉春那时才十四岁，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了。

也就是在草地里，博学多才的傅医生，给好几个女同志改了名。除了周其玉，还有林英琴，傅医生说拗口，改成了林月琴，后来她成了罗荣桓元帅的夫人；还有陈金人，傅医生说太俗气，改成了陈真仁，后来她就成了傅医生的夫人。

缺粮，雨雪冰雹侵袭，在草地走了十几天后，同志们的身体非常虚弱了，有些同志吃野菜中毒，全身浮肿，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

给陈琮英抬担架的一个同志晕倒了。周其玉，这时她已改名叫周起义了，看他脸色苍白，嘴唇铁青，知道他是饿晕了。她摸摸自己的自己的干粮袋，意外地发现还有一小把青稞面。她把青稞面倒出来，用水泡软，捏成小条条塞到这位同志的嘴里。不一会，这位同志醒过来了，急忙拿出嘴里的小苗条，说小周你也是几天没吃了，我不能吃。

两个人推了好几个来回，周起义生气了，说他是不是担架不想抬了，革命的后代不要了？那位同志没办法，含着泪把面吃了。

别人照顾她，她关心着别人。就这样，周起义在一个团结如一人的集体里，凭着一双饱受伤痛折磨的小脚，走出了草地，历时整整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