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莒县上中学的日子

我家族上追多少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偶尔出现识文解字的，也都是白天翻土，晚上翻书的双料“读书人”，但老祖们却拿古训自我安慰日:“耕读为业……”

我爷爷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到了他这一辈，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却执意让儿女们读书。除了大姑、二姑出嫁早不算，父亲、二叔、三叔、小姑均被送到学校读书。

父亲到了入学年龄正是日本鬼子作乱正盛的时候，整天东躲西藏地躲鬼子，命都保不住，哪顾得上学。待日本鬼子成了冬初的玛蚱，内战又爆发了。这样上学的事又搁下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条件上学，但此时父亲已十二岁了，上一年级显然不合适了。

怎么办?直接上三年级。我们都知道:只有在一二年级学拼音，因而父亲这一生一直没学过拼音。后来，儿孙辈在他面前用拼音拼读，他都羡慕不已。

虽然是跳级，但学习成绩却出奇得好。老师都喜欢成绩突出的学生，上小学的三年里，父亲一直担任班长并先后担任过学习委员、学生会主席、大队长、中队长等团学组织、少先队及班里的职务。

小学临毕业，班主任张日三老师鼓励父亲及班里另外几个成绩突出的同学报考中学。他们几个回家跟大人们一商量:有的家里生活太困难，不能再上了;有的认为，高小毕业就算是文化人了，不用再上了;但爷爷却表示，就算家里再苦再累也供父亲继续上学。

考中学得先报名，本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日照一中，因为搬迁(从涛雒搬到县城)停止当年的招生。

没办法只有到临县的莒县去报名考试。说走就走，父亲与十三区(大约是现在南湖镇行政区划)两所小学(南湖完全小学、战家村中心小学)的二十六名考生，结伴边打听路边走，走了两天，终于来到了沭河岸边。

到了莒县中学(莒县一中的前身)一看——

山东、江苏两省九个县共一千三百多名考生，竞争这区区二百个录取名额，六个半人取一个。这录取率是现在高考所不能及的。

考场进了，卷子做了，自认为还可以，回家等消息吧。

夏去秋来，头伏的荞麦种上了，录取通知书没来;二伏的萝卜种上了，录取通知书还没来;三伏的白菜也种上了，录取通知书还是没来……

终于在一天临近中午时，区邮电所的邮差送来了一封信。父亲赶忙打开信封，一看，正是他盼望已久的，也是南湖河这道沟里唯一的一张——录取通知书。(去考试的二十七人只考上他自己)

通知书上告诉父亲，已被学校录取，带上六块钱书钱速来校报到，云云。

欣喜之余，仔细一看报到期限，已过了半月有余，他的心情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稍一冷静后，决定立刻动身前去报到。

按通知书上的要求，爷爷奶奶翻遍了家里家外也没有凑出书钱。当时已入初级社，一年的进项只有等秋后分配。

不得已爷爷来到村中心小学找老师们借。在场的三位老师一听，二话不说，这个两块那个两块地凑齐书钱。父亲现在还清楚记得他们的名字:王宗杰、安为仁、许传普。

父亲就带着这六块钱和一沓煎饼，赤着双脚，不顾太阳已偏西就匆匆上路了。

临近三庄时，天由晴转阴，不一会儿竟然下起了大雨。一下雨这赤着的脚在泥泞的路上就不听使唤了，突然脚底一滑，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左腿膝盖不偏不倚地磕在一块石头上，顿时皮破血流。父亲用手捧起雨水冲洗着伤口，想以此方法止止血……天下大雨、腿又受伤、举目无亲，父亲只能在雨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傍晚时分，父亲趔趔趄趄地走到了三庄完全小学。此刻雨越下越大，没法再走了，他只好躲到教室门外的屋檐下避雨。无意中一推门，门居然没锁“吱呀”地一声开了， 屋中央有一个用多张课桌拼成的大台子，台子上还铺有台布。看样子像是老师们办公和开会的地方。

他吃了几口已被雨水泡成糊糊的煎饼，便躺在台子上盖着台布睡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雨停了，父亲又上路了。我想，当年他是怎样带着伤一瘸一拐(虽不是什么大伤，但伤在膝盖处，腿的屈伸受影响)地走完这余下的九十里路的?

“当时又高兴又撒急根本就没试着疼。”父亲像猜到了我的心思，解释道。

还好，到校后说明情况，学校破例没有将这名“迟到”半个多月的学生除名。

办理入学手续时需要证件照，但父亲长这么大根本就没有照过相。负责报到的老师为了难，请示了校长，校长要亲自面试。

父亲一听慌了神，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校长要出什么样的难题?

校长刘云成先问了，姓什么呀，叫什么呀，多大了呀。接着又问了，家哪儿呀，姊们几个呀等家长里短的一些问题后，转身对负责报到的老师说:“行了，给他办入学手续吧。”

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不停地嘀咕:“面试就这样结束啦?”

实际上父亲对“面试”理解上有偏差，刘校长面试的是“德”而不“智”。通过看似家长里短的交谈，对父亲的品行已是了如指掌了。品行端，自然不可能干出那些龌龊事(指冒名项替)来。

办好了入学手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但铺盖、衣物等什么都没带，只能再回家跑一趟。

父亲原路返回——趟过沭河，翻过山岭，穿过村镇……一进我们村地界，上坡的、下地的、挑水的、浇园的，一碰面就“状元”“状元”地喊;刚进我们庄里，老少爷们们、大娘大婶们，一见面便“秀才”“秀才”地叫。

小时候我放假回老家，搬个杌子在院子里做作业，串门的邻邻居居们必定会咂嘴夸道:“啧啧，学习很务(有着迷、专心、勤奋的意思)呀，看样子随他爸呀!”

风尘朴朴的父亲，回到家中赶紧准备，铺的、盖的、穿的、用的及煎饼啦，咸菜啦，等等。爷爷又特地到皮匠那里给父亲割了一双“草鞋垫子”(用机动车轮胎做得凉鞋)。

然后，父亲就穿上这双“靴拉靴拉滴”(父亲语,鞋大了不跟脚的意思)凉鞋，挑起这副“重担”晃晃悠悠地上路了。

翻过我们村西山，迎着太阳西行十八里路，趟过陈疃河，便来到了我大姑家——五莲县西洪河村。

在大姑家住了一夜，次日天刚蒙蒙亮，大姑的婆婆便起床，用菜园里拣出的大白菜苗和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做了顿用父亲的话说，今生最好吃的饭——面姑扎(疙瘩汤)。

饭后，大姑父挑起父亲的“挑子”，将他一直送到莒县中学。

终于坐在了中学教家里的父亲，学习更加努力刻苦，不用多长时间便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和恳定。

有这么一个规律:课堂上提问都点名成绩优秀、口才极佳、老师喜欢的学生回答。这样，学生准确的“答”与老师精彩的“讲”形成互动与节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父亲就是那个被时常点名的学生。

父亲的成绩好，每次带回家的成绩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那时学习苏联，实行的是“五分制”)。

成绩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人淳厚，办什么事都能让人放心。任课老师张淑云，老家青岛，几乎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会找到父亲:“万琳，给我去寄钱去。”

这时，父亲便接过张老师的钱，步行三四里路到邮电局将钱寄到:青岛市东镇区延安路六号……

回到班里，张老师从来也没有向父亲索要过回执单。要知道“七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这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与尊重。

纵观父亲这一生，在他人生的字典里没有自卑，只有自信;没有自甘落后，只有自强不息。

——这与他在青少年时期，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之时，遇到的几位良师分不开的;也与他虽然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但长辈们“粗茶淡饭能充肌，麻葛衣衫挡风刮”的言传身教有关。

虽然是勤俭持家，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例如:

有一回爷爷来学校看望好几个月没回家的父亲，在学校食堂吃过午饭后就不知去向了。过了小半天爷爷回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亮闪闪的汤匙递给父亲说:“恁些同学都用匙子(吃饭），就你用筷子拨拢拨拢地吃小米子干饭……”

原来，爷爷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吃饭”，特意步行好几里地，到莒县城里花了当时那个年代不小的，现在掉在地上也没人捡的两毛钱，买了这把，后来跟随父亲多年的汤匙。

——爷爷也是用心良苦啊!

“那个时候学习抓得紧呀，刘校长在大会小会上公开讲:‘孩生日，娘满月，七大姑八大姨的(这些事)，一律不准假!实在要请假一律找我批!’”父亲如是说。

试想，哪个学生敢硬着头皮去见校长呢?想家只有等到放假啦。

那么，一个学期能放几次假呢?掰着手指头算:十一国庆节，祖国的生日，铁定放假三天;八月十五中秋节，第二大传统节日，应该放假，一般能与国庆节时间上重叠，不然只能在学校“圆月”;元旦迎新年，按说应该放假，但与寒假相隔太近，不够路远的学生们跑趟的，因而不放假;寒假，中华民族最大的传统节日，放假一个月;转过年来，清明节祭祖，放假三天;五一劳动节就得劳动，就得学习，不放假(父亲语);慢慢地天热了，迎来了最长的一个五十天的假期——暑假。

这样算一个学期实际只有四个能回家的假期。长假回家自不必说，那么，不长不短的“三天假”回不回家呢?答案是肯定的，一是想家，二是煎饼吃得精光，得回家“搬运粮草”。

一年国庆节放假，正是农历的八月十四(双节相遇)，一出莒县城就淅淅漓漓地下起了小雨。路人们或穿上蓑衣、戴上苇笠或撑起油纸伞，而父亲他们这帮穷学生们，什么雨具也没有。为了能赶回家过“八月十五”，只能敞着头淋。

“躲又没处躲，欸——淋去吧!”父亲现在回想起说，“蘸上水的‘草鞋垫子’走起路来格外磨脚，干脆脱下来，抈一根树枝撅在肩上赤着脚走。”

“那时候年轻身体就是好，浑身上下淋得呱唧呱唧滴(衣服湿透了的意思)，第二天，也没感冒，也没发烧。”父亲语调平和的说着，我听后心里却充满了酸楚!

到家的第二天，天还没亮奶奶就起床张落着给父亲烙煎饼。那个时候没有机械，泡好的地瓜干只能用石磨转着圈推、转着圈磨。大姑、二姑已出嫁，三叔又小，推磨这个活一般由爷爷、父亲、二叔来干。将地瓜干磨成“煎饼糊子”，再放在筛子里滤掉多余的水份，奶奶便与九岁的小姑(小姑七岁就能烙煎饼）围着鏊子就忙乎开了。

从“推”到“烙”再到“叠”，这天也就黑下来了，“八月十五”也就在忙乎中度过了。

在家围着石磨画了数不清的“圆”，过了一个“团圆”的中秋节，就到了假期的第三天了。一大早，父亲就挑起煎饼、咸菜往学校赶。如此，三天假期，来一天，去一天，实际在家只有一天。

由于挑着煎饼、咸菜，就没有来时轻松了。说是挑，但不是用“勾担”挑，“勾担”比较软且有弹性，挑着东西重心又低，随着有节奏的脚步上下忽扇，借力发力地减轻了许多重量;而父亲是用一根较硬的木棍，将物品高高地捆在两头，这样重量实实在在地压在肩膀上，越走越重。

父亲从清晨走到中午，又从中午走到傍晚，终于在掌灯时分将一百三十里路用双脚量完。

此次的回校路途虽然辛苦，但却能平安到达。不像五四年暑假开学那次回校，父亲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那一次父亲是和别人结伴同行的。一路无话。日头平西时他们到达了沐河岸边，准备赶在天黑之前穿过河床。可是当来到河堤上放眼一看，河里的景象令他们惊愕不已：经过一个伏季的疯狂生长，笛苇、水草等已是遮天蔽日。原先河底的道路也被洪水所挟带的泥沙所覆盖，早也不见踪迹。此情此景着实使人心里发怵。

他们俩将裤腿高高挽起，试探着走进没过膝盖的泥沙中，用手拨拉着拂面的笛草，估摸着方位，凭着记忆和感觉，探寻着泥沙下面的故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闯着……

行至河中央笛苇深处，三转两转、左闯右闯竟然找不到出路，如进迷宫一般。此时，举头看，薄暮冥冥;四下望，笛苇荡荡;低头瞧，泥沙过膝、水过膝。

他们心急如焚，同伴竟然吓得大哭起来。

“别哭了，引来麻虎(狼)!”父亲赶忙制止道。

人急智生，父亲猛然想起了大姑父讲的一个在芦苇荡里不迷路的窍门:原先是路的地方不长苇子，奔着没有苇子的缺口走。

于是，他猫着腰，歪着脑袋，朝着西北方向，顺着远处苇丛的天际线，借着天空还残存的夜天光，寻找着……

终于找到啦!他们朝着既象征着希望，又极像长城垛口的地方走去!

从这个“垛口”……奔向下一个“垛口”……再奔向下下一个“垛口”……

走出险境后，他们两人的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那时人眼稀少，野狼时常出没，“引来麻虎”——可不是句用来吓唬人的话。

每次回校，父亲都尽量多带些煎饼，即使这样，在国庆节至春节这四个月长的时间里，煎饼还是要断顿的。因而，在上中学的三年里，爷爷与大姑父分别送过多次煎饼。

一次爷爷来校送煎饼，在宿舍里给父亲整理衣服时，无意中从褂子布袋里翻出四块钱，惊奇地问:“诶，你哪来的四块钱?”

“奥，这是发的‘人民助学金’嘛。”正在午睡被叫醒的父亲睡眼惺忪地回答道。

“唉——，你上学不要学费，还给你钱，天下哪有这样的事?”爷爷惊叹道。

自此以后，爷爷逢人便讲:“共产党了不滴，上学不要钱还发钱，我看那个党也比不上共产党啊!”

上世纪初生人的爷爷，经历了鞑虏欺压苦不堪言的满清，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民国，爆发“南湖惨案”(惨案发生时，他躲在一棵树下侥幸逃生)的日伪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国统时期，已麻木了，认命了，被盘剥、被农役、被杀戮……

如今这“四块钱”，这角色的极速转换，的确会使他恍如梦境、的确会使他升腾出发自肺腑的感慨与感动!

也多亏了这“四块钱”，父亲可以吃上热热乎乎的饭菜，不致于干啃煎饼。那时钱紧花，学校食堂的汤菜才二分钱一份。

三年的中学生活即将结束，面临着继续上学和回家务农的两难选择。恰在此时喜迅传来:校领导及老师们研究决定，从四个毕业班中，每班推选出四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包送报考临沂农校。父亲有幸成为了他们班的四分之一。

可是去临沂考试的费用又难住了父亲，幸而班主任油嵩烽老师带队前往，他将父亲的费用给垫付上了。直至父亲工作后才将这“十二块钱”还上。

小学毕业是老师们两块两块地凑钱，将他送到莒县、送进中学;中学毕业又是老师的“十二块钱”将他送到临沂、送进中专!

四十年后的一九九六年，班主任油老师八十大寿，父亲带上礼物和当年的同学们一起去莒县给老师祝寿……

真可谓:三载师生缘，一生念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