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改革：一场先天缺陷的大清帝国自我救赎

前言

从道光年间的签订的《南京条约》到己酉年（1909年）已经过了一个甲子年，腐朽不堪的大清帝国如同一个暮年的老者，随时都要驾鹤西去，而且作为落魄的地主，他还三番两次的被西方的邻居各种打劫，针对于大清这个老者，作为当时统治者的士人都在寻求着改革之道，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在不断探究着如何拯救这个将倾的大厦。即使甲午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救国运动却从未停止。

而到了1909年的这个分水岭，在西方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各列强无暇东顾之时。满清皇室的改革派们终于要开始正视帝国将亡的局面。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自上而下，席卷了了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

变了味的政治自救

1909年，这一年掌控大清帝国的那个老太太已经去世。阻碍改革的保守派已经式微。最新的清国新任核心领导层更加坚定了改革之路。虽然对于很多满族领导层来说，他们这是这是不得已的，但为了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他们必须找到新出路，同时当时的中外就是和以及在经历过半个世纪动乱的中国底层群众。他们都是需要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以整个大清都在寻求“改革”。

而当时清王朝的政治状态是——在执掌朝政四十余载的慈禧的身后，大清国突然遭遇一帮“80后”(1880年后)的主政人。而这些人的领导人叫爱新觉罗·载沣，也就是我们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也是大清的摄政王，作为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最后一任掌权者。在他身后是洋务派的唯一领导人张之洞和大清保守派的代言人奕劻（大贪官），不过这个时候这两位已经处于半隐退状态。所以真正内阁的领导层已经是这些“80”后当家作主。而围绕在载沣身边的是，不乏眼界与想象力的少壮派。他们大张旗鼓地动作起来。

一个领导人的魅力很可能会决定这个领导班子的一种实力，而在这一点上载沣并不是一个权臣，他更像是一个老实人。在后人的认知中载沣其实是一个偏于软弱和没有和主见的政治家。他的上位更多的是裙带关系：他虽是庶出，却和老佛爷走得很近；老丈人就是太后亲信、手握枪杆子的荣禄。但载沣本人也是有两把刷子的，在出使德国时候的大义凌然，面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坚决不下跪。而且处室外国让载沣学到很多，回国之后成为了军机大臣。不过载沣的问题是在于，虽然他能力是有的，没有公信力，他更多的是作为朝廷上多股势力的调和剂。载沣本人能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关键所在。当时朝中政争旗鼓相当的是两派力量：一方以庆亲王与袁世凯为首的一方。只不过朝中两派都是相互征伐。而载沣这样老实人基调，也为后面的改革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当上摄政王之后信心满满的载沣开始就针对于当前大清体制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改革，这些改革在当时统治者的初衷来说是好的。但这也的的确确是他们自己想得，在后续的一系列改革中，各种各样的阻力，繁重错杂的政治势力的加入，也证明了这只不过是大清王朝自救的一场闹剧。

大臣各怀鬼胎：参加这场改革的这些大臣，都在盘算着这场改革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上面雨田说过，当时的载沣成立的领导班子还有张之洞和奕劻，两位可都是政治老油条。先说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元老之一，张之洞虽然也是洋务领袖之一，却缺乏曾李左那种霸气和坚定的立场。因此在政治之间来回摇摆的张之洞，很难成为改革的先锋，而张之洞在改革中更多的吆喝和看戏，并没有真正办实事的他也在当年就去世了。反观另一人奕劻，则是一个让载沣头疼的人物，由于思想偏右，他又是洋务派和北洋的后台。但这位老的铁帽子王确是一个贪官。

地方和中央的矛盾：而且载沣政府为了加快了改革的速度，都在各省成立立法院性质的咨议局。这本来炮制西方的地方政权法制路线。本意初衷是好的，但到了地方上就是变味了，原因无他，主要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没有约束力了。但从鸦片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侵华。中央政府的摇摇欲坠，让其对地方影响力降低。地方政府获得收税、练兵权力，早已尾大不掉。咨议局为代表的地方自治最后变成了地方自立。这个时候有很多看得清局势的人其实是反对过早的成立“咨议局”，比如陕甘总督升允。他是保守派？相反他还是个立宪改革派的积极拥护者。之所以反对原因就是这个政策太突然，这样的政策无疑会让中央对地方控制变弱。但一心改革的载沣很快就贬了升允，这也反映当时改革派急功近利的心理。当然历史也证明了改革派在给自己埋雷。在3年后的革命中“咨议局”纷纷代表各省宣布“独立”。

经济改革虎头蛇尾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大清商人，这些商人其实并非真正的民主进步人士，更多的是扮演者买办之类的角色，而且从商的初衷并非是“赚钱”，而是“夺权”，发展经济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官运亨通之路的一个筹码，对他们而言，“官位”似乎也比“财力”更加重要，一旦从商之后，赚取到财富的他们，第一件事就是买官。对于这类的人，后世更多的叫他们“红顶商人”，除了他们的始祖胡雪岩，1909年的那一批红顶商人还有张謇。这个时候的张謇作为商人，热衷的不是商界的厮杀，转而关注的是“立宪”“国会”这些的政治方面的东西，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大清商界转做跨界的一个跳板。

立宪问题改革被迫停止

当然了，作为压死载沣改革的最后一个稻草，也就是他无法规避的一点——那就是“立宪”问题，前面也提过之所以载沣能主导改革，主要是因为他能中和立宪派和大清皇室之间的问题，但步子迈得太大扯到蛋的载沣完全没有能力掌控住各方势力借着改革的幌子的在争权敛财。所以当载沣的第一个内阁出台之后（雨田觉得载沣这个满族皇室多的内阁，实际上是他对中央的控制权力减弱，对背后这些势力妥协的产物）。这个内阁上台，迎来了各方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伪改革派的一致反对。

最后也让载沣在反对声中下台。改革？一地鸡毛尔！

结语

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再是“反改革”的保守势力，也不是靠着黑帮会加手枪炸弹搞“恐怖主义”的革命党。而是改革者或是自我标榜为改革者之间的争斗。舞台上的众多角色尽管各唱各的调，你方唱吧我登场。面对的破败的大清王朝，仅仅靠这这种表面的改革，小修小补无法改变多重疾病的大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