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堕胎史告诉世人：再多刑事定罪，也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1803年，英国裁定堕胎非法，当时通过的堕胎法案（Lord Ellenborough’s Act）规定，“胎动”（开始有动作）产生之后如果进行堕胎，那么将处以死刑或者流放。由于当时的大多数神学家和医生都认为，胎动是孩子赋灵的阶段，因此在此之前堕胎都不算犯罪，而且女性胎动前也不算怀了孩子；不过，有了胎动还去堕胎，自然就天理不容了。

约翰·艾思卓克医师（Dr·John Astruc）认为“对人性和宗教而言”，那些试图堕胎的“女子”是“寡廉鲜耻”。大律师马丁·马丹（Martin Madan）称那些因低劣堕胎术而死亡的妇女，“犯下自杀和谋杀孩童的双重罪行”。另外，18 世纪许多离婚判决中，举证配偶买药诱使堕胎，也是非常合理的离婚依据。

欠缺资料、难以研究的英国堕胎史

到了 18 世纪，很多避孕方法都已问世，而方法的来源从民间传说、江湖骗术到效果不彰的保护措施都有，虽然体外完全不可靠，不过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选择。

16 世纪就已经开始有用动物肠子制成的避孕套，而且冲洗一下就能重复使用。卡萨诺瓦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自己使用亚麻布制成的避孕套，还有用柠檬片做成的子宫帽（cervical cap）。

自古以来，事后灌洗女性生殖器一直是防止怀孕的方法。虽然生育率也会因为疾病、营养不良、健康情况而降低，但意外怀孕仍普遍存在。当女孩发现自己的“腹部隆起”时，因羞耻、环境、贫困和无数其他原因衍生出的压力，都有可能让她产生终止妊娠的想法。

堕胎在 18 世纪的英国或许不见得违法，但当时确实认为（胎动后）堕胎是一件极为可耻的行为，而堕胎术又被蒙上了隐晦的色彩。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因此堕胎史的研究非常困难。法庭记录女性堕胎失败死亡的案例，也有那些因企图引产遭起诉的故事。有心人若想知道如何流产，或者该服用哪种药物才会流产，医生和接生婆也绝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告诉──或者说，会以委婉的语句，来暗示某种植物含有流产的药性。

比如这些委婉的表达会列举到可能导致流产的植物，再把它们放入“孕妇不得服用”的警示语中。

提姆·希区考克（Tim Hitchcock）在《英国性事》（English Sexualities）中认为：

整个近代早期，随便一本草药书或食谱里，都看得到用于“流产”或调经的药方；当然，这类药方从药剂师那也拿得到。

女性如果执意流产自己的孩子，那么可引起堕胎的药草中，最常见的有沙地柏、胡薄荷、芸香、麦角。沙地柏是杜松属的一种，用来为杜松子酒调味。1803 年，堕胎非法后，许多有关堕胎的法庭档案中，都提到了沙地柏。

例如，1829 年，玛塔·巴雷特（Martha Barrett）被指控“为了堕胎”服用了“一定剂量的沙地柏”；1834 年，威廉·柴尔斯（William Childs）被指控非法堕胎，他给玛莉·珍·吴尔芙（Mary Jane Woolf）服用“大量某种名为沙地柏的药草⋯⋯意图引起并导致其流产”；1855 年，威廉·朗文（William Longman）被指控“罪大恶极，给伊丽莎白·艾欧杰德·艾丝廷斯（Elizabeth Eldred Astins）服用 10 粒名为沙地柏的有害物质，意图造成流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沙地柏、胡薄荷这类的堕胎药确实有毒，服用剂量够高的话，可能会导致流产。而服用过高的剂量，可能也确实曾让胎儿的母亲直接毙命。

18 世纪极其罕见的“手术流产”

这些堕胎方法如果都被证明无效的话（通常也都无效），胎儿的母亲就只剩下绝望和危险的选择：坐在滚烫的热水里、喝大量的杜松子酒、从楼梯上摔下来或用力捶打肚子。

而这些方法又全都没用的话，手术介入则是最后的办法。手术流产的报道在 18 世纪极其罕见，1732 年，德比郡的一场艾莲诺·碧儿（Eleanor Beare）的审判，是18 世纪里为数不多有详实纪录的手术流产案例之一。艾莲诺被控 3 项罪行：一项是鼓励某男子谋杀其妻子，另外两项是将“铁制器具放入”体内和“杀死子宫内的胎儿”。

为艾莲诺做手术的其中一名女性，陪审团不知道名字，另外一位叫葛蕾丝·贝尔福特（Grace Belfort）。葛蕾丝·贝尔福特曾短暂的为艾莲诺工作过，而就是在此期间，她却被前来的访客强奸了，葛蕾丝向艾莲诺坦诚了担心自己怀孕的问题，而艾莲诺则以 30 先令（由强奸犯支付）为代价，承诺能帮她“清除”这孩子。

证词：某个人给了我苹果酒和白兰地，女主人和我都喝了不少，那个人走后，我们几乎上不了楼、但最终还是上去了；然后我躺在床上，女主人拿了一个工具，我觉得很像铁叉，随后她把它伸进我的体内、很痛。

法庭：在那之后呢？

证词：我流了些血。

法庭：后来有流产吗？

证词：隔天⋯⋯我就流产了。

法庭：在这之后犯人又做了什么？

证词：她跟我说事情办好了。

艾莲诺最终被判有罪、并监禁 3 年，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个市集日里上枷示众。当时的很多人都被艾莲诺的罪行激怒，甚至命悬一线。有人朝她扔鸡蛋、大头菜、石头，直到她失血过多、几乎失去知觉，才被拖回监狱，只不过在接下来的市集日，又得再次接受折磨。

1760 年，诗人汤玛斯·布朗（Thomas Brown）写了一首名为《讽刺庸医》（Satire Upon a Quack）的诗，这首诗抨击一名堕胎士，因为她“谋杀”了朋友的孩子。

这首诗充满怨念，且不断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谋杀了子宫里尚未出生的婴儿”。布朗诅咒这名堕胎士生生世世都会听到，那些垂死母亲和“婴儿的哭喊声”，成为“助产士的笑柄”、“没鼻子的人”，被“夜晚的恐惧”跟随。

布朗整首诗不断提到堕胎士所用的工具，不过没提到“铁叉”。诗中确实提到“恶毒的药水”、“带刺的语句”、“尖锐的铁镖”和“杀人的鹅毛笔”，甚至羽毛笔锋利的笔尖，都可以成为穿刺子宫颈与“堕胎”的合适“工具”。甚至这个过程有些人还会自己亲自来做，“好心”的亲友也可能来帮助子宫穿刺。虽然无法确切的知道，到底有多少妇女因堕胎而受到无可弥补的伤害、感染与死亡，但仍有许多妇女愿意冒险。

如果以上这些方法都失败了，或者根本就负担不起堕胎手术的费用，那就还剩下 3 种选择：把孩子留下来抚养；把孩子丢掉；把孩子杀了、尸体藏起来。

广为流传的黑话：“闷小猪”

法兰西斯·葛罗斯（Francis Grose）在 1785 年出版的《方言字典》（Lexicon Balatronicum: a Dictionary of Buckish Slang, University Wit, and Pickpocket Eloquence）中，有一则让人不安的词条：“闷小猪：将私生子杀害，或将他投入茅厕”。

这句词也在 100 多年前的《新古今黑话词典》（A New Dictionary of the Terms Ancient and Modern of the Canting Crew，1698）和 19 世纪的各种俚语大全中收录。由于杀婴本身都有专门的黑话，这就意味着这种作法普遍到让人忧心。

1702 年，科文特花园圣保罗教堂的克莉丝汀·罗素（Christian Russel）“将其非婚生子丢入厕所”，最终因谋杀自己的私生子而获罪；玛丽·都铎（Mary Tudor）于 1703 年因谋杀而受审，因为“在去年 1 月 18 日将其非婚生女扔进厕所，使其窒息、再将其勒毙”。

1708 年，安·加德纳（Ann Gardner）“将非婚生子丢入厕所，使其遭秽物窒息而死”，最终判处谋杀罪；安妮·惠勒（Anne Wheeler）于 1711 年“在厕所”将其“非婚生子闷死”而遭到起诉。

1717 年，伊丽莎白·亚瑟（Elizabeth Arthur）在“厕所”将其“非婚生子淹死”；伊丽莎白·哈瑞德（Elizabeth Harrard）于 1739 年淹死她的“非婚生子”而获罪。而那年，有 4 名女子因谋杀自己的非婚生子女而被处以绞刑，她也是其中之一。

案例不胜枚举。1700 年至 1800 年间，光是“中央刑事法院”（Old Bailey）的纪录，就有多达 134 起杀婴的审判，这当中绝大部分遭到杀害的都是非婚生子女。不过实际有多少非婚生婴孩遭杀害？真相将永远石沉大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受审的女子都很穷、没结婚、无依无靠，或者说是在完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这么做的。

曾有法案认为：孩子若死亡，凶手就一定母亲？

女性发生婚前性行为或不小心怀孕，通常会被人们说成“被毁了”（ruined）或“堕落了”（fallen），传达了婚前性行为要承担的后果。

如果怀孕的女子有钱，便能在怀孕期间躲起来，然后再把婴儿托付给亲戚或付钱请人照顾，最终避开丑闻。但对于那些没有钱的人来说，后果则会很惨，社会加在这些准妈妈身上的污名，严重到可能让她们被逐出家门、丢了工作，待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像《芬妮席尔》（Fanny Hill）这类 18 世纪的情色文学，就很爱说这类故事，说她们因为“不检点”而遭抛弃，只能依靠性服务才能生存。并且可悲的事实是，上流社会的女孩一旦“被毁了”、“堕落了”，能有的选择也确实少之又少。

理论上，性工作者对避孕方法和堕胎渠道应该很熟，但“宝宝”的诞生还是在所难免。1993 年，纽约五点区（Five Points district）挖掘出一幢 19 世纪的合租房，在厕所低土层处发现两个足月婴儿的骨骸，很可能是双胞胎。当时的证据显示，这户楼确切的地址“橘街 12 号”曾是一家妓院。虽然以前就曾在厕所挖出过胎儿的遗骸，但因为这次和性交易背景的关联很强，所以意义重大。

未婚妈妈为了逃脱绞刑，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孩子是死产。1624 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将未婚妈妈隐瞒其非婚生子女的死亡定为死罪，这项法案认为，孩子若死亡，凶手一定就是母亲。而母亲为了证明没有隐瞒分娩，必须出示至少一份证人的说词，来证明婴儿确实是死产。

另外，控方也必须证明该母亲有故意隐瞒怀孕和分娩。前面提到的安·加德纳经证实，确实是谋杀了自己的婴儿，因为她没有为这孩子的出生做任何的准备，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怀孕了。

犯人答辩时几乎无话可说，似乎没为这孩子的出生做任何准备、没人听她说过有了孩子、也丝毫没人察觉她怀有孩子，而且詹姆士一世的法令（1624 年的法案）对这类案件的要求，她都没做到。犯罪事实明显，最终陪审团裁定她有罪，最终于 1708 年 1 月 15 日行刑。

18 世纪的“伦敦扶幼院”

1739 年，英国慈善家汤姆士·柯伦（Thomas Coram）开设“伦敦扶幼院”（London Foundling Hospital）。主要目的是提供给孩子庇护，因为这些孩子的母亲都是“不幸的女子，被心怀不轨的男子诱惑，而相信虚假的承诺，成了受害者”，留下“难以挽回的耻辱”。

当初开院时，院方预计收留 20 名婴儿，结果是供不应求。最后，院方不得不将入院限制调成两个月以下的婴儿，再通过投票完成入院。为了让母亲将来能把孩子从院所接回家，院方鼓励母亲留给婴儿信物，方便日后相认。

不过最终这些信物：放在这些弃儿身边的丝带、顶针、缺角的硬币、小盒坠饰、小钮扣、纸片、贝壳等等数以千计的信物，如今仍静静待在院所的博物馆内。1741 年至 1760 年间，被送往医院的 16,282 名婴儿中，只有 152 名被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