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如何看待“卫生”的

汉语“卫生”一词来自《庄子·庚桑楚》中的“卫生之经”，原本是单纯的卫护生命之意，其现代意义完全是近代西方以及日本影响的结果。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一文已作较为详尽的考证，此不赘言。本章所探讨的“中国古代的卫生”问题，实际上也是站在西学角度审视国史的产物。

《庄子》，中华书局2015年6月

现代卫生体系是建立在对细菌、病毒和流行病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即便是黑死病之后的欧洲，尽管距离实证主义阶段还相差甚远，但永久性的公共卫生部门的建立也以较为丰富的对病源的直观认识作为基础。中国古代无论是政府的医疗机构、政府和宗族对基层社会的掌控、有经验的医人团队、对药物的认知水平都较为完善，但这些要素却无法“组装”在一起成为所谓“卫生体系”，这是中国人对疾病的认识所致，同时也是因为中国人有其他的渠道作为卫护健康的手段。中国古代虽然疫情不断发生，但没有像黑死病那样从根本上颠覆旧有体系的重大疾病的刺激，也是卫生体系迟迟未能建立的原因。

【荷】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画中描绘了黑死病肆虐下的欧洲情景

对于疾病成因的认识决定了卫护健康的手段。中国古代对疾病的认识中自然没有细菌和病毒的观念，而“气”则是一个值得瞩目的要素，尤其是在传染病以及流行病方面。气被视为疾病的载体，它通行于各种解释之中，可以 敉 平各种理论的裂痕，而它的特性导致人们认为它可以被躲避或者抵抗，但是却无法通过公共手段加以消除。

张嘉凤总结了古人所认为的六种疾病相染的途径：一，与病人的直接接触；二，与病人长时间或者近距离的接触；三，在特定地点参加特定活动；四，异常的气候与环境变化；五，饮食；六，遭鬼排击。总而言之，对于疫病的成因，古人认为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古人纷繁复杂的论述之中可以发现“气”的作用，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致病原因解释，还是鬼神致病的解释，都有一根主线将其串联——气。余新忠认为：“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中国医学关于内科疾病基本将其分成因感受外邪引起的伤寒和由自身病变导致的杂病两大类，疫病无疑属于前者。对于引发伤寒的外邪，古人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六气’、‘时气’、‘四时不正之气’、‘异气’、‘杂气’、‘戾气’等等，而且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总体上基本都是在‘气’这一认识框架下展开的。大体而言，较早时期，关注点较多地集中在反常的自然之气，如‘六气’、‘四时不正之气’等，而宋元以降，开始越来越重视‘气’中的杂质与污秽的因素，特别是随着吴有性的《瘟疫论》的出版和清代温病学派的形成，到清前期，医界逐渐形成了有关疫病成因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即认为，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并进一步密切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特别在乾隆晚期以后的医籍中，往往将疫气与毒气相联，认为‘是毒气与瘟疫相为终始者也’。与此同时，有关瘟疫的传染，理论上基本秉承疫气相染的认识，即认为瘟疫的传染通过‘气’来传播，不过对接触传播、食物传播、水传播、虫媒传播等传播方式也产生了一些直观或隐约的认知，但总体上并没有突破疫气传染的认识框架。”

即便在将疫病归结为鬼神作祟时也可看到：鬼神将疾病传给人类的主要媒介之一依然是“气”。《诸病源候论》将传染病源归结为“鬼邪之毒气”“客邪鬼气”“邪毒之气”“邪气”等。可以说，在致病的各项要素中，除了少数（例如饮食）之外，多数都与“气”相关联。“气”成为各项致病因素的“串绳”。之所以用如此篇幅论述“气”的重要性是想提请注意：中国古人认为气的来源是多样的，可能是污秽，可能是鬼神，可能是极端气候，所以也就有着各种不同的应对手段，而这些应对手段造成了“卫生”措施的分割，这些措施散落在各个领域内。可以说理论的束缚、医疗领域的有限、医者的自我定位、各种有意无意的“类卫生”手段的预先占位、政府对此的麻木均是中国古代不会诞生现代意义上“卫生”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尽管疫情不断，但是从未有过类似欧洲黑死病那样影响巨大的疫情，因此也很难因为刺激而将种种与卫护健康相关的手段进行整合和修正，形成所谓“卫生”。既然对疫病成因的认识难以突破气的观念，那么如何应对这种疫气就是这些手段的主题，而其所采用的实际办法往往与现代医学某些要点暗相契合。例如元和五年（810）柳公绰向皇帝进献的《太医箴》：

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寒暑满天地之间，浃肌肤于外；好爱溢耳目之前，诱心知于内。清洁为堤，奔射犹败，气行无间，隙不在大。……人乘气生，嗜欲以萌，气离有患，气凝则成。巧必丧真，智必诱情，去彼烦虑，在此诚明。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心静乐行，体和道全，然后能德施万物，以享亿年。

柳公绰像

柳公绰的本意并不是阐释医理，而是以此劝诫皇帝不要痴迷于享乐，要以德为治国之先，而德对治国的重要性就如同那些卫护健康的手段对人体的重要性一样。但这段话无意中颇能反映当时对“卫生”的看法： 1.“气”弥漫天地之间； 2.“清洁”是抵御疾病的堤坝； 3.“气行无间，隙不在大”，即气是无孔不入的； 4.个人的修行可以抵御疾病。

（本文选自于赓哲著《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标题略有修改）

著 者：于赓哲

书 号：978-7-101-15620-1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定 价：68.00元

内容介绍

古人如何面对瘟疫？瘴气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出自人心的幻想？古时候的医患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也有医患矛盾吗？于赓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本书通过对海内外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剖析实际案例，探索疾病与人心、医疗与社会、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尝试发掘文字背后隐藏的史实，并提供一种思路，试图将传统医学从“科学还是迷信”的窠臼中拉回来，还原中国古代医学的本来面貌。其切入点既有医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医者形象的模塑、医患关系的探讨，亦有对古代的卫生体系、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性病对青楼文化的影响、宋代墓葬壁画背后的医药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作者介绍

于赓哲，1971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及医疗社会史研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海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励，2007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已出版《唐代医疗疾病史初探》《隋唐人的日常生活》《唐开国》《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等多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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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于赓哲教授医学史研究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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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历史学家的探索和思考，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古人如何看待瘟疫？

瘴气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出自人心的幻想？

神医是如何被塑造的？从汉代至宋代，医者的形象经历怎样的变化？

古代官方医学与民间有何不同？

从来没有一门自然学科像医学这样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又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巨大影响，尤其在只有经验医学、实践医学的古代更是如此。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本身，更在于由此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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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装版2020年面世，旋即销售一空。为满足读者需求，提供更舒适的阅读体验，此次重新排印，以精装形式推出，版式更疏朗，装帧更美观，而定价不变。开本由小16开换为大32开，与于赓哲教授另一力作《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一致，封面风格亦保持统一，便于配套插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