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仕三隐的太原人王绩

写《最在晋土》时，想从唐代那个诗歌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寻找其中的“最”。这个内容太庞大、复杂，自己水平不行而放弃。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太原王氏中的王绩是唐代第一位诗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之一。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一代名臣魏徵的《述怀》（一题《出关》）是大唐开国第一诗。

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放弃了这个话题，但记住了这位太原人王绩。

唐代众多杰出诗人的努力，在诗的格式上，完成了五言、七言律诗的定型。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王绩在隋末唐初创作的《野望》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现存唐诗中最早的一首格律完整的五言律诗。

在诗歌上造诣不凡的王绩，历经隋唐之间的乱世，怀抱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风气，追求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踏上仕途。

官场的无情与险恶，将王绩的理想一点点击碎，最终选择向陶渊明学习，回顾田园生活。

王绩出入官场数年，历经三仕三隐，在中国历史中，写下了一个出仕、归隐的最高纪录。

王绩少年显达，《唐才子传》记载：“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

王绩的家庭十分显赫，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梁朝担任高官，父亲更是娶了梁武帝萧衍的妹妹义兴公主，是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

同辈中，王绩的哥哥王通以儒学知名，是当时知名的大学者。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就是王通的孙子。在这样的家庭，衣食无忧，同时还能受到一流的教育。这种优越的环境使得王绩率真、任性。

十五岁的时候，王绩游历京都长安（今西安），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在杨素府中，王绩侃侃而谈。其聪明机智、才华过人的学识叫京城的王公贵族吃惊不小，都叹服于这位英俊少年的卓越才华。称赞他是“神仙童子”。

五年后王绩被举荐为孝悌廉洁科，正式进入官场，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九品小官，负责保管和校勘朝廷的书籍。应该和现在国家图书馆编辑校正差不多。秘书省位在中枢，有心计的话接近皇上的机会很多。

王绩在这个位置，可能感觉距离理想中的治国平天下太远，心里充满失落感，整天闷闷不乐。

《唐才子传》记载：“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县丞。”申请调出京城，担任扬州六合县县丞。（六合县现属于南京市）

在这个地方官的任上，王绩“君笃于酒德，颇妨政务”，工作日饮酒，经常妨碍政务。

当时的隋炀帝好大喜功，朝廷内充斥着一股阿谀奉承之风。对外四处征伐，滥用民力，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绝，。隋王朝的危机一天重于一天。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王绩具有超出常人的政治敏感。国家前途未卜，人心观望，满腹经纶无法施展，无奈之下“托以风疾，轻舟夜遁”。

声称自己中了风，借故辞职。趁夜坐着小船偷偷离去。

王绩在家乡过起了隐居的日子。管理着自己的小庄园，有时间就投入到酿酒的研究中，闲暇之余，就与好友一起登山悠游，吟诗唱和。在这种远离战火纷飞的世外桃源里，王绩度过将近二十年。

王绩的第一次归隐，虽然闲逸，但内心是不甘于现状的。乱局之中，群雄逐鹿，与其举棋不定，不如归隐山林。这是怀才不遇下的无奈。更是退而自保，放任自然的大隐之道。

这二十年，消磨了王绩的青春，也让王绩对于实现修齐治平的抱负有了更加现实的认识。

隋末的群雄逐鹿，以李渊胜出，建立大唐王朝而告一段落。

为了显示新王朝的英明神武和礼贤下士，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发布了启用隋朝旧臣的圣旨，一个个隐居名士都被“请”至京城。王绩也被迫离开家乡，来到长安。朝廷参照王绩原来的官职，任命其为门下省待诏。

门下省是隋唐两代设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一省，主要负责审查诏令内容。待诏，顾名思义就是等待诏令。

王绩自己记录这段历史：“武德中，诏征，以前扬州六合县丞待诏门下省。时省官例日给良醖酒三升。君第七弟静，时为武皇千牛，谓君曰‘待诏可乐否？’，曰‘待诏俸殊为萧瑟，但良醖三升，差可恋尔’。待诏江国公，君之故人也。闻之曰‘三升良醖未足以绊王先生也’。特判日给王待诏一斗，时人号为‘斗酒学士’”。

皇帝日理万机，偶有诏令也不过还是些修补文章的工作，王绩的日子过得很是无聊。

当时在门下省待诏每天朝廷供给三升好酒。担任唐高祖禁卫的弟弟王静问王绩：“等待任命，你觉得开心吗”王绩回答说：“等待任命薪水微薄，境况很萧瑟，只是好酒三升，还是很值得留恋的。”门下省侍中（门下省的负责官员）江国公陈叔达与王绩以前就是朋友，听说了此事，“三升好酒，不足以留住王先生。”于是特此命令每天给他一斗酒。当时的人因此称呼王绩为“斗酒学士”

游离官场二十年，王绩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之火没有熄灭。虽为“待诏”，但对新王朝充满了热情与期待。

隋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把任命官员的权力收归国家，同时用科举制度替代了九品中正制。唐朝沿用隋朝的科举制度，但贵族的门荫、恩荫依然保持了较大规模。同时为建立新王朝立下显赫军功的官员在朝廷占据了很大比例。

这两方面背景都没有的王绩，已经先天不占有优势。而二十年闲云野鹤的生活，让他养成了放浪豁达的性格。王绩无法融入新王朝的官场。在不是贵族就是军功的官员群体中，王绩成了另类。进，没有目标与动力，退，没有合适的理由。待诏成了久待不诏，王绩在苦闷中以一斗美酒为伴，自吟自唱度日。

当时的朝廷，唐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矛盾日益激化，皇权之争浮出水面。唐高祖武德九年，李世民在长安城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并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个儿子全部斩杀灭门，随后又软禁父亲唐高祖李渊，并逼迫李渊退让“禅位”。

玄武门之变震惊朝野，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竭力留住王绩的门下省侍中江国公陈叔达因为是太子李建成一党被贬。王绩那异于常人的谨慎和敏感，促使他选择第二次归隐。

虽然远离朝堂，但江湖再远遮不住庙堂之高。身处江湖的王绩心中政治的火焰始终没有熄灭。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已经四十八岁，两次退隐的王绩再度出山。

王绩在文集中记载：“贞观中，以家贫赴选”。同一本文集中王绩自序“君河中先有渚田十数顷，颇称良沃”，“结构茅屋，并厨厩，总十余间，奴婢数人，足以应役。”

良田十数顷，房屋十余间，奴婢数人，这样的家产，在社会劳动力低下的唐代，绝对与贫穷没有任何联系。只能说明儒家出仕的理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王绩内心，不甘心两次出仕的失败，面对着贞观之治，王绩开始了自己在官场上又一次的尝试。

这次朝廷征召他为有司，就是某一个部门的官吏。可能是世外桃源的生活已经让他成了闲云野鹤，也可能是他这次就是奔着酒的目标而来。王绩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王绩拒绝了有司的官职，请求到太乐署（负责宫廷诸乐及行礼节奏等事务）担任太乐丞。吏部官员认为专业不对口，品级调动由大变小也不合适。吏部一再追问希望另授他职，但王绩却一再坚持，“我愿意，请成全我吧。”吏部架不住王绩的任性，满足了他的愿望。

对于这次出仕，请求到太乐署任职，王绩自己记载“时太乐有府史焦革，家善酿酒，冠绝当时。君苦求为太乐丞，”原因竟然是因为太乐署史焦革擅长酿酒。

一个听起来荒谬绝伦的理由。史书上对此没有详细记载。我们不知道当年围绕王绩第三次出仕发生了什么，不清楚王绩第三次出仕的全部心路历程。但王绩的所作所为，与他欣赏同时效仿魏晋人士的风流，顺理成章，没有违和感。

王绩就职太乐丞，天天沉醉于焦革酿造的美酒之中，但不幸的是焦革不久去世，焦革的妻子又接着给王绩酿酒送酒，不到两年，焦革的妻子也去世了，王绩慨叹说：“这是苍天不许我畅饮美酒吗？”

对于仕途、官场再没有任何留恋的王绩，第三次辞官退隐。真正开始了肆意纵酒，寄情山水的自在生活。

辞职回家的王绩放飞自我，“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以酒为伍，徜徉于竹林山间。

王绩自称“以酒德游于乡里”。按焦革家酿酒法亲自酿酒；又采用杜康、仪狄酿酒方法，经过实验探索，写成《酒谱》《酒经》。酒学造诣与酒量酒品都达到了巅峰，两本著作可惜失传，如果保留下来，应该不会逊色《茶经》《书谱》。

才华横溢的王绩，开始真正的享受生活。学习陶渊明，写出《五斗先生传》；为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点赞，作《醉乡记》《酒赋》、《独酌》、《醉后》等诗文；改编琴曲《山水操》；研究《周易》、《老子》、《庄子》；在音乐、占卜、医术、酿酒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后人评价王绩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田园诗，朴素自然，清新脱俗。人们把他看作是五言律诗的奠基者之一。

三次出仕，三次归隐，官宦生涯没有给历史留下一丝半点的印记。寄情山水的自在生活在传统文化的艺术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我们在欣赏王绩艺术成就的同时，不妨看看这位诗人、艺术家三仕三隐的经历，给我们以启迪，以警示。

来源：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