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并无真正的龙袍，其帝王平日多穿常服

宋代十分重视恢复汉族服饰传统，强调“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一反唐朝时的雍容华贵、张扬开放，而是以一种儒雅含蓄、平淡简朴的审美格调回归到对传统礼仪风范的注重，凸显平民化的发展趋势。对于宋朝皇帝来说，他们的服饰也是多含蓄温雅、理性约束之理，这也是很多人误以为宋朝皇帝不穿龙袍，是认为当时的皇帝倡节俭、重民风，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殊不知，宋朝皇帝不穿“龙袍”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龙袍可穿。

“龙袍”起于唐，成于元明，壮盛于清

自秦始皇统一全国以来，他所开创的服饰制度多围绕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展开，他的服装完全按照周礼中的“王者之衮服大冕”样式制作，在这套衮服上，就包括“龙”的纹饰，它代表古代封建社会帝王身份的象征之一。由于秦始皇非常崇尚阴阳之说，便根据西周时期的五行学说，认为皇帝以土气盛，崇尚黄色。但此时并未有“龙袍”之说。

自唐朝以来，就将“龙纹”作为主要的样纹隽绣在帝王的袍服上，据《唐书·代宗纪》中记载：“八年十一月……迅鞠志诚，在幽州，被服皆龙凤，乃流之岭外”。史书记载的地方属于幽州，而非皇家，可见唐朝时期的“龙凤”并未成为帝后专属。

直到元代，龙纹袍服则成为了皇家御用之物，明代时《舆服志》中记载明朝皇帝的常服、燕弁服均以龙纹为主。可见，元明时代，并未有真正的“龙袍”，而是泛指带有龙纹的袍服而已。

清代早期的《大清会典》、《清初内国史院档案》等文献记载中关于“龙袍”之说十分少见，仅在少许文献中窥见，如《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曰：“上礼服旨先农坛致祭毕御具服殿更龙袍”，“圣祖仁皇帝御用龙袍衮服”。

龙袍

在这个记载中，可以略微看出，清朝早期的龙袍是在国家举办重大活动时的服饰，直到乾隆以后，服装制度才逐渐完善，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大清会典》中，明确规定了龙袍的款式、纹样、颜色等，并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穿龙袍，使用黄色。

宋朝皇帝不穿“龙袍”，是因为当时没有“龙袍”可穿，君主神权在演变至宋朝，“龙袍”并未真正出现，而是以衮、冕等象征帝王权力的服装出现，只是在这些皇服上绣“龙纹”来象征君权神授、九鼎之尊的皇家威仪。

那既然在宋朝时期”龙袍“尚未形成，宋朝皇帝怎么来用服饰象征权力地位的呢？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宣告皇帝之位

关于黄色的象征，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董仲舒强调“五色配五行五方，土色黄，居中，故以黄为正色”。

明代田艺衡撰写的《留青日札》中记载：“黄，中色，中央。土之贵重者，故衣有五色，惟黄裳则帝王服之，玉有五色，惟黄琮则祭天用之。”

初唐时，民间还保留着百姓可穿黄色衣服的习惯，官员也有黄色的衣服，甚至混淆了百姓与官员之间的地位，直到唐高宗时，官员因为着黄色的服装被自己的部下殴打，唐高宗听闻后，就下令不准百姓、官员穿红色衣服，自此，黄色成为帝王的独尊之色。

赵匡胤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以陈桥兵变结束了长达200多年的大乱，赵匡胤以“黄色”的袍服来象征权力。

除此之外，宋朝皇帝的天子之服有七种，分别是：大裘冕、衮冕、通天冠绛纱袍、衫袍、履袍、窄袍、戎装，这七类服装中，分别应用在不同的场合中，如大裘冕通常在祭祀时、元旦大朝会、册封皇后太子时，才能穿这件衣服；履袍是皇帝的便服，日常生活均可使用。

由于宋朝经济繁荣、社会文明较为开化，主张一种含蓄儒雅、质朴简约的风格，也被后人评价宋朝是“极简美学”，而宋朝皇帝的服饰也追求一种简约美、自然美、理性美。

宋朝儒雅风气甚浓，追求理性之美

宋朝采用重文抑武的国策，皇帝也多崇尚儒雅平淡，反对奢华张扬，更强调“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所以，宋朝皇帝的衣服也多以纯净的色调，如淡黄、赫黄、红、等纯色为主，明显体现了宋朝文质彬彬的文人风度、含蓄典雅的礼仪风范、以及平淡自然的审美格调追求。

宋朝的士大夫追求自然，崇尚简朴，所以宋朝部分文人不过于注重服装美，而是心灵美。

如范仲淹自小出身农家，便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经常穿布衣工作，只有上朝时才会穿官服；王安石“经岁不洗休”，也有余靖不在乎自我的形象，不遮挡自我的衣着，与仁宗商讨国事时，被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为：“时盛暑，靖对上极言。靖素不修饰，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上优容谏臣如此。”

赵祯

凡此种种，皆是由于宋朝宽容度极高，更注重人的内在才华，而非外在形象。甚至连宋仁宗的衣服都是反复搓洗，多年不换一件新衣服。宋嘉祐八年（1063年）二月十四日，仁宗因病昏倒，被人搀扶到寝宫福宁殿，韩琦等人看到皇帝的寝宫竟然和平民百姓的房间没有区别，帷帘内暗淡的素色被褥，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替换了，一切摆设也是那样朴素，不禁让那些豪奢度日的大臣，心中生愧。仁宗昏睡醒来，看见大臣们都在观察自己的寝宫，就打断他们说：“朕自居公众，自奉旨如此尔，此亦生民之膏血，可轻费哉？”

据《宣和遗事》中记载，宋徽宗十分自爱民间的道服，因宽松随和、穿着方便，竟让宋徽宗即时换了道服，将龙衣卸却。

从唐代的华丽奢侈服装到宋代追求舒适简朴的转换过程，不仅仅彰显了时代的变化，更是一代人的自我超越，“重文抑武”的国策，让更多寒门士子凭借努力考取功名，更时刻保持着勤俭的风尚，塑造了宋朝儒雅的社会风气。宋朝帝王百姓在张扬个性的同时，更强调主体意识，他们会注重内心对自由闲适的需要，而非贵气华丽的虚无。

综上所述，宋朝皇帝不穿龙袍，一方面是时代的局限，仅有“龙纹”的绣饰，并未有龙袍的服饰，“龙”的象征起源于封建社会早期，而“龙袍”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发展于元明，兴盛于清朝，民国时期亦有袁世凯穿龙袍之说；另一方面，宋朝崇尚尧舜之典，以衮冕为皇权代表，在举办祭祀、册封等重大活动时才能穿上象征皇帝的尊严地位，日常生活中，多用净色的常服，追求舒适简洁，正因如此，方能凸显宋朝儒雅的审美需求，更是对注重个体生命意识的人格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