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公布四大AMC涉房敞口

四大AMC涉房敞口：东方资产居首

2021年以来房地产开发行业违约风险激增，对AMC的房地产业务，尤其是不良重组类房地产业务带来的资产质量压力显著提升。截至2022年6月末，华融收购重组类不良资产余额中46%与房地产业相关，相关敞口是公司净资产的2倍；信达2022年6月末购重组类不良资产余额中44%与房地产业相关，相关敞口是公司净资产的30%。相比之下，商业银行的对公房地产敞口仅占贷款组合的7%左右。

从金额上看，东方资产的涉房敞口在1500亿左右，居四大AMC之首，中国华融和中国信达总量相差无几，但中国华融的涉房敞口占比最高。

来源：标普报告

房地产开发行业违约高企，AMC的业务机会也增加，积极参与到房地产企业的不良处置。总体来看，标普信评认为，目前房地产危机对AMC的负面影响高于正面影响。坏账对资本造成的压力使得AMC大规模收购房地产不良的能力有限。

标普报告指出：目前四大AMC不良资产业务对房地产行业敞口大，虽然“金融16条” 等措施有效缓解了优质房企的流动性压力，但是对于非优质房企，资金困难仍然继续，所以AMC的地产资产质量压力会继续。

不排除四大AM出现流动性紧张的可能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房地产行业危机影响，四大AMC的盈利能力显著下降。盈利压力主要来自于股权和基金投资公允价值下降，以及不良资产和债权类投资的信用成本激增。2020年和2022年上半年，中国华融分别亏损1063亿元和186亿元，分别占期初净资产的65%和18%。中国长城2021年亏损82亿元，占期初净资产的13%。

近年来AMC资产质量承压，问题资产占比显著上升。截至2022年6月末，信达不良债权投资资产的二阶段资产占比为24%，三阶段占比9%；截至2021年末，华融债权投资资产的二阶段资产占比为16%，三阶段占比31%；长城债权投资资产的二阶段资产占比为15%，三阶段占比49%。

来源：标普报告

高杠杆、低拨备导致四大AMC的资本压力明显。

拨备水平方面，AMC的拨备水平远弱于商业银行。截至2021年末，华融、信达和长城债权投资的拨备对二三阶段资产的占比在30%-40%之间。相比之下，国有四大行的拨备对二三阶段贷款的覆盖达96%。

来源：标普报告

杠杆方面，截至2022年6月末，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的总债务/所有者权益倍数（剔除银行子公司）分别为13.07、5.56、4.08和8.48倍。受疫情和房地产危机影响，四大AMC的资产质量在2022年进一步恶化，坏账对资本的进一步侵蚀压力大，AMC实际资本实力和杠杆水平的稳定性减弱。

多年来，四大AMC一方面从银行获得低成本的短期贷款资金，另一方面投资于高收益的不良资产业务和其他投资业务，这使得其能够赚取较高的息差，同时也增加了再融资风险。不良资产处置的业务特征决定了其资产端的流动性较弱。如果大量使用短期债务去支撑不良资产业务，资产负债的期限匹差。

来源：标普报告

作为财政部直接控股的特殊金融机构，多年来四大AMC金融市场融资渠道通畅。但华融风险事件以后，行业受到一定冲击。华融事件以后，投资者对于四大AMC的信用分析会更加聚焦其自身资本和坏账情况。

由于不良处置业务的现金流不确定性很高，AMC的短债偿还主要依赖于自身表内的现金、配置的高流动性投资资产，尤其依赖再融资。而再融资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人对政府支持的判断。

但是由于四大AMC短债占比高，资产端高流动性资产有限，对批发市场再融资非常依赖，在压力情景下不排除出现流动性紧张的可能。

来源：标普报告

中央财政将提供资金支持

尽管出现上述情况，但四大AMC的融资渠道保持畅通，即便是长城资产年报迟发，华融出现风险事件，均未影响其正常的发债融资。所以中央政府的特殊支持是支撑四大AMC信用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来源：标普报告

标普信评认为，四大AMC将继续获得中央政府的特殊支持。根据《中国银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在公司章程中载明，主要股东应当在必要时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补充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