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新朝史事考——乐昌侯王商

西汉末年有两个叫王商的大名人，一个是太后王政君的弟弟，封成都侯，另一个就是乐昌侯王商，字子威，是汉宣帝刘洵的表弟，汉成帝刘骜的表爷爷，外戚。

王商容貌出众，身材高大，天生威仪，典型的高富帅。公元前25年（汉成帝河平四年），匈奴复珠累若鞮单于来朝见汉成帝，王商负责接待。单于看着起身的王商，需要仰视，再一看王商仪容，不由连连后退。不仅帅，还英武逼人。此时的王商55岁左右，老帅哥了，还是相貌协会的头牌，着实厉害。

王商作为家中长子，对父亲很孝顺，他父亲去世时，表现得非常悲痛。此后他把家里的家产全部分给兄弟们了，古代男子除了妻，还有妾，兄弟们不都是一个妈，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如此品貌出众，大臣们纷纷举荐王商，加之外戚身份，王商很快一路高升，官职右将军、光禄大夫。汉元帝也很器重王商，指示他护佑太子。元帝晚年，由于他过分偏爱山阳王，刘骜太子的位子一度岌岌可危。王商和另一位外戚重臣史丹竭力维护太子，为刘骜顺利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骜继位后，升王商为左将军，对他视为肱骨。公元前29年（建始四年），王商接任丞相。

一般认为，丞相是除了皇帝以外最大的官，其实在汉朝就不是。汉武帝之后，朝中一把手是大司马。这是汉武帝的创举，纯粹为了削弱相权，搞了一套内朝官，把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官架空了，成了没有决策权的执行机构。大司马领尚书事，把个秘书机构变成了中央权利核心。此时的大司马是另一位外戚王凤，汉成帝的舅舅。

读西汉末年的历史比较费劲，一是王氏太多，光外戚就有三支王氏。二是重名太多，比如王凤就有三四个，王嘉、王咸更是一堆一堆，很容易混。古人取名的水平也不比现代人高，尽在那几个热门字上打转转。

自从有了内朝官，内外朝之间争斗就没歇过。汉宣帝时，以刘洵的超强能力尚可以把控局面，到了汉元帝刘奭，宦官和外戚勾结，把外朝官玩得死去活来。到了汉成帝，干脆，他只相信以外戚为主的内朝官。

王商王凤开掐。汉成帝即位的当年，王凤就做了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军权政权一把抓。还赶上汉成帝是个极其懒惰的皇帝，心思不在朝政，即使与王凤意见不一致，他也会很“儒雅”地顺从舅舅，哪怕自己憋屈死。

第一次开掐是发生在王商做丞相的前一年，某天城里突然盛传洪水即将来临，满城人马沸腾，鸡飞狗跳。王凤也慌了，建议立刻准备大船，让太后和皇上登船避难。这时王商不紧不慢地说：即使在末世王朝也没听说洪水能淹过城头，何况这太平盛世，分明造谣！他这一说，大家觉得有道理，让人再去打听，结果还真是谣言。王商大出风头，王凤羞得无地自容。

我觉得这是有点扯，凭什么太平盛世就不能发大水？王商说中了也是买彩票中了大奖，运气好。不过王商临危不乱，处置得当还是很值得赞许的，有大将风范。原谅我的胡乱猜疑，我还有一个疑问：这假得不能再假的谣言是谁造的？怎么能有这么大威力，让全城的官民都信了？我是不信没人刻意组织，谁组织的呢？大家去想。

接着发生了第二件事。王凤有个儿女亲家叫杨肜，任琅琊太守，某年琅琊郡发生大灾，受灾区域达到了40%，很严重。王商认为杨肜渎职，于是上疏弹劾。王凤得知后，立马派人向王商求情，毕竟是天灾，这事非人力所为。王商不为所动，依然上了奏疏。结果呢，事情不了了之，王凤干脆将奏疏压下来了，皇帝没看到。谁让王凤领尚书事呢，所有奏疏都要通过尚书呈递皇上。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商政治上极不成熟，能力也值得怀疑。既然想通过杨肜打击王凤就应该把事实调查清楚，证据得坐实，弹劾杨肜明显是模棱两可的事，否则王凤也很难压得住。上奏疏前，王商就应该想到王凤可能会私自截留，就应该有相应对策。如此草率处理的结果，除了增加王凤对他的痛恨外，没有任何益处。蠢！

咬牙切齿的王凤开始反击。他指示频阳人耿定状告王商，告他两件事：一是王商跟他父亲的女卑私通，二是王商的妹妹淫乱，他家奴仆把奸夫杀了，怀疑是王商指使。这两件事捕风捉影的成分很大，要么王凤办事能力不够，是事实就是没办法求证，要么就是栽赃陷害，没法求证。古人之间争斗，通常有个卑劣的手段：损对方名节！这个招数很阴，往往被诬之人都没法争辩。我觉得告王商的两条理由，第一条纯属诬陷，第二条也许成立，但没有证据，不能采信。

实际上，汉成帝也不糊涂，以“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为由，让王凤吃了一鼻子灰。虽如此，但王商多少还是被吓着了。

估计这时候王商有点后悔自己贸然出手了，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才发现相对于王凤这块石头，他无非就是只鸡蛋。

赶紧补救！情急之下王商想起了之前的一件事，王太后曾经跟王商说：你不是有个女儿吗，让她入宫伺候皇上吧。其实这都是王政君的一番好意，尽管你跟我兄弟掐得死去活来，但你护驾有功，能给的恩宠不会少。也不知道王商当时怎么想的，当场就回绝了，说女儿有病，不宜入宫。是真的长期生病不适，还是觉得辈分不合（王商是汉成帝爷爷辈），亦或是为了显示跟王家（王凤家族）划清界限？不知道，结果让王政君的好心成了驴肝肺。

这时候王商又想起了这档子事，如果女儿在宫里得到皇帝宠爱，那我这个国仗是不是腰杆子就硬了很多，鸡蛋变铁蛋了，还怕石头吗！大概觉得再找太后说自己很没面子，他想起一位汉成帝的新宠李婕妤（曾是班婕妤的侍女），于是就托人求李婕妤疏通。不由想敲王商脑壳子：早干嘛去了？没想到做事不密，被太中大夫张匡知道了，这是个阴险的家伙，王凤的走狗。想通过女儿干政啊，这不是左道乱政嘛。

巧得很，正好赶上发生日食，这对古人来说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尤其对皇帝。张匡借日食，告王商“作威作福，残贼不仁；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所教；商执左道以乱政，诬罔悖大臣节”。老账新账一起算，上纲又上线。

眼看王商要面临政治危机了，没想到他自己家里又出事：儿子状告父亲！这下王商可谓焦头烂额。

在古代儿子告老子的状非常罕见，按照法律规定，儿子只要告父亲，首先不论内容，儿子先要挨一顿板子再说，不孝！告王商的是他儿子王俊，王俊是另一位外戚重臣史丹的女婿。告状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史书说“欲告”。负责调查王商案子的是正是史丹。史丹对父子俩的行径非常厌恶，让王家给她女儿写了一份休书，跟王家断绝了关系。

这段历史同样写得含含糊糊，蜻蜓点水的感觉。估计，王俊告父亲应该是家事，作为儿媳，史丹女儿也应该牵涉其中，为了女儿名声，史丹私下平息了这段父子相讼的真相。

从这件事上看，王商治家的水平实在烂透了，枉费了年轻时留下的好名声。

家事虽没扩散，但史丹对王商算是视之蔽履了。本来，汉成帝一直很回护王商，对王凤们的告状一律驳回，但这一次，史丹加入了“倒商阵营”，情况就不一样了。河平四年四月，成帝下昭以“执左道、疑指使杀人、怨恨皇帝”为由，罢相。

仅三天，悲愤交加的王商呕血而死！

王商死了，史书上说他死得冤，是被奸贼王凤害死的，评价他为人忠直，刚正不阿。

我觉得恐怕有些偏颇。我不否认王商的忠直，但不认可将王商化作正义的代表。其实那只是一段新老外戚势力涨落的历史，王商和王凤的斗争只是权利交替过程中最常见的“磨合”。

西汉末年，外戚成为帝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外戚有个天然的弱点：皇帝换了外戚也随之变换。所以，每个皇帝周边都有新的老的一堆外戚。新老外戚之间的权利争斗是必然的，没有哪个外戚会主动交出手中权力。王凤和王商的争斗说白了，绝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家族的斗争，两派势力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来说，没有正义和邪恶之分。从手段上看，王凤有卑鄙的成分，王商就那么干净吗？

从历史上看，王凤执政期间虽然没有大的成就，但也没有明显失误，算是中规中矩，起码算是合格的，王商对王凤的指责缺少道义上的支持。

其实，从根本上剖析王商，他太没有自知之明，后果是他自找的：一不明，他不能认识自己，躺在扶持成帝功劳簿上，以为自己很强大；二不明，他不识对手，以为他面对的仅仅是王凤个人，殊不知这是一个强大的集团，背后有王太后，甚至包括汉成帝本人，所以他怨恨成帝是愚蠢的；三不明，他不识形式变化，他过去的阵营随着宣元两帝的驾崩，早就慢慢凋零，以前同为战友的史氏、许氏外戚，都慢慢倒向王凤一族了。史丹在调查王商案子中的表现，就是信号，可怜无知的王商竟没有觉察。

对王商的死，我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倾向性，说得难听点就是狗咬狗！原谅我的粗鲁，看看他们之间的事，哪一件上得了台面？哪一件事能看出他们的忧国忧民？不愧对大司马和丞相的高位？

第二年有位叫王章的官员，弹劾王凤，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说王凤害王商。看起来，王凤的跋扈确实让很多人嫉恨，由此对王商有更多同情。如此而已，当不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