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否像家畜一样可以被驯化？——斯德哥尔摩症

自转自《活水微信》

正文部分

远古时期，人类祖先通过捕捉、关押、虐打、喂食、共同生活等途径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化，于是狼变成了狗，野马变成了家马，野兽变成了宠物。如果这些手段运用到人类身上，会发生什么呢？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示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还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更甚者，人质中的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人质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转变下，这四名人质竟对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表示出抗拒。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人性能够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遭遇残酷惩罚或严重恐惧时，受害者随时面临生命健康威胁，而此时施暴者成为受害者唯一面对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会认为自己吃的一口饭，喝的一口水，甚至一次呼吸都是施暴者给予的宽容和慈悲。

对于施与自己暴行者，受害者会将恐惧转化为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下意识的以为施暴者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甚至会极力维护施暴者。这种屈服于暴虐的状况，心理学上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或人质情结、人质效应。是指受害人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感造成受害人对加害一方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者。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往往具有以下四个条件：

切实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

绝望时给予恩惠。

隔绝一切除施暴者外的信息。

无路可逃。

一般情况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经历以下几个历程：

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害怕，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同情，与加害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的加害理由，合理化当前状况改变认知。

帮助，给予加害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跑，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跑、替加害者说情、一起逃亡等 。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个体，也可以是团伙、组织甚至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同样可以是一个个体，也可以是一群人，一个国家。

研究者发现，这种综合征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集中营的囚犯、战犯、受虐妇女与乱伦受害者等等，男性女性都可见但女性似乎比男性更易感。例如一些受到家庭暴力的女人有时就会产生这种情结，她们时常受到丈夫的毒打，在外人看来离婚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她们却无法离开对她们施暴的人，如果有人站出来为她们谴责丈夫的暴行，她们反而会维护自己的丈夫，而痛恨为她们说话的人。

此外，一些被非法拘禁、拐卖者也会出现这种情结。集体性质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例子是帕劳共和国，帕劳是一个西太平洋小岛国，曾被日本长期占领，实行奴化统治，后来被美国占领托管。虽然长期被日本管辖，但是这个小岛国对日本却毫无怨言甚至充满向往，国旗仿制日本，日语也与英语一道成为国家官方通用语言。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能起源于个体早期对父母等有力成人的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使其至少能生存。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与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从某种角度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证实了：人也可以被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