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背景下，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也带动了铜的新的增量需求。但在全球资源问题政治化、民族主义盛行等因素影响下，我国获取海外资源的难度与日俱增，我国铜资源供应的安全形势异常严峻！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冶炼国。2021年，全球精炼铜产量2458.9万吨，其中，中国精炼铜产量1048.7万吨，占全球总量的42.7%，较上年增长4.7%。
同时，我国铜矿资源较为贫乏，约占全球总量3%，而且资源禀赋条件较差。我国铜精矿产量供应跟不上冶炼生产增长的步伐。2021年，即便受价格高位运行驱动，我国铜精矿产量也仅有185.5万吨，仅能满足精炼产量需求的17.7%，导致2021年，我国净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2342.8万吨，较上年增长7.4，进口铜废碎料169.3万吨，较上年增长79.6%，整体铜矿对外依存度高达82%。
即便如此，我国精炼铜产量的增长仍跟不上消费增长的步伐。据《世界金属统计》数据，2021年，我国铜消费1388.5万吨，占全球55.4%，因此，除进口铜精矿和铜废碎料外，2021年我国进口了496.6万吨未锻轧铜，较上年增长6.3%。
我国铜资源供应体系较为薄弱，随着碳中和时代到来，新的铜资源需求空间将被打开，我国精炼产能仍处于扩张期，让本就捉襟见肘的铜矿供应，更加雪上家霜。
目前，南美洲的智利和秘鲁是我国铜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2021年，我国自智利进口铜精矿888万吨，自秘鲁进口铜精矿554万吨，两地合计占我国铜精矿进口量的61.65%。
自疫情以来，智利、秘鲁两国的“躁动”，也在不断冲击着中国铜产业链的神经，如智利、秘鲁拟增加的采矿业税收或特许权使用费，或者推进资源国有化，两大铜资源国各项政策无不在推高着我国资源获取的成本，甚至危及了我国在该国的权益资源资产的稳健运营。
但由于智利、秘鲁等国家资源禀赋具有先天优势，我国必须要深入其中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话语权，中国需要更多的“米拉多铜矿”或者“邦巴斯铜矿”，作为中国代表，在全球铜矿的核心区，发出中国的声音。
另外，非洲地区作为未来全球铜矿的重要增长点，中企在赞比亚和刚果（金）等地颇有建树。但赞比亚也在推进资源国有化，刚果（金）禁止铜精矿出口，中企权益资源也面临不小的冲击。作为未来“战场”，非洲资源战略地位尤为突出，需要重点通过金融政策支持，加快矿业国际合作，确保中国企业在非洲“开疆拓土”！
另外，亚洲地区，尤其中国周边地区，如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铜资源较为丰富，并拥有多个世界级项目，如，蒙古国的奥尤陶勒盖铜矿（Oyu Tolgoi）、哈尔玛格泰铜金矿项目(Kharmagtai)，哈萨克斯坦阿克托盖铜矿项目等，均有望成为中国重要的铜资源拓展区。
海外铜资源的核心区、发展区、拓展区，叠加国内资源的开发，中国铜产业链，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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