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时期强悍勇猛的魏博藩镇，为何没能在乱世中成就一番霸业

大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后，朝廷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严重削弱，包括河朔三镇的卢龙、成德、魏博等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任命官员和征收赋税，甚至自行废立承袭节度使，与中央政府直接军事对抗。尤其魏博镇更是一群飞扬跋扈、暴戾难驯的骄兵悍将，长期以来朝廷不得不绥靖安抚，或拉拢其他势力进行制衡。

在持续七年多的唐朝与安史叛军的战争中，安禄山部将田承嗣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投降唐朝后占据魏州、博州及附近州县，于公元763年被封为魏博节度使，成为魏博地方割据的肇始。田承嗣大量征召辖内成年男子，建立了将近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并且打造了一支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亲兵部队——魏博牙军。田承嗣侄子田悦接任节度使后，于公元775年联合成德、淄青、幽州、淮西等节度使，发动了二帝四王之乱。因魏博牙军愈加骄横难制，屡次犯上作乱，公元906年发生了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属下发生叛乱，担心牙军谋害自己，就向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朱温求援。朱温派兵消灭了横行百余年的魏博牙军，魏博镇的实力也被严重削弱，罗绍威只好彻底依附朱温。

朱温灭唐建立后梁后，公元912年后梁大将杨师厚成为魏博节度使，打败了赵王王镕、晋王李存勖的进攻。杨师厚还组建了五代时期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银枪效节军。《资治通鉴》记载，杨师厚晚年“矜功恃众，擅割财赋，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欲以复故时牙兵之盛”。公元915年，梁末帝朱友贞魏博镇再次形成割据，决定把魏博分为二镇，以相、卫、澶三州新建昭德军，结果引起兵变。晋王李存勖趁机占领魏州，平定乱局，亲自兼任魏博节度使，收服银枪效节军为帐下亲军，改称“帐前银枪军”。

银枪效节军作为一支极其悍勇的精锐部队，在晋军与后梁的战争中屡立功勋，直到公元923年李存勖消灭后梁，建立后唐。然而这些桀骜不驯的家伙怎能消停，公元926年魏州军士礼发动兵变。李嗣源受命率军平叛，其部属阵前发生哗变，与叛军联合起来拥立李嗣源，回师攻入洛阳继皇帝位。李嗣源虽然被叛军推上皇帝宝座，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却非常忌惮。为彻底解决身边的不安定因素，公元927年设计消灭了银枪效节军士兵，并斩杀家属三千余家数万人。从此，不可一世魏博牙军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从地理位置来看，魏博镇南临黄河屏障，西接太行山，与成德、卢龙两镇结成同盟。从军事实力来看，其庞大的军队不可小视，田承嗣“举管内户口，壮者皆为兵，惟老弱耕稼，数年间有众十万”，其精锐部队魏博牙军，以及后来的银枪效节军都有很强的战斗力。从农业经济来看，魏博地区有西渠、高平渠、金凤渠、都领渠、利物渠等人工水系及诸多天然河道，充分保障了农业灌溉和漕运通达需求。然而魏博镇经过长期的割据称雄，却没有在乱世中发展壮大，先后成为朱温、李存勖、李嗣源的附庸，这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社会生活方式与中原地区存在差异。河朔三镇处临近北方游牧地区，唐朝采取民族开放政策，许多胡人在此定居繁衍，成为各民族汇聚融合之地。民间较少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虽号称一朝，实为二国”不参加朝廷科举，不以科举仕进作为安身立命之道。这里的胡人或者胡化汉人，大多不习礼仪，“生于朔野，志性凶逆”。节度使一旦削减牙军的经济收益，或者过多消耗府库的财产，很容易引发他们不满，甚至造成社会动荡。

二是牙兵骄横难制，没有强有力的首领统驭。作为节度使的亲信和近卫力量，魏博牙军具有远超一般军队的战斗力。他们能够获得军事战略资源，同时给予丰厚的待遇赏赐，他们违犯纪律、不服管束的行为也经常被包庇纵容。日积月累其“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以致其跋扈之风渐盛。田承嗣在世时尚能压服这些军士，后来的魏博统帅特别是从父辈承袭职位的节度使，对魏博牙军渐感无力控制，“每虑牙军变易，心不自安”。仅从公元763年田承嗣为首任节度使，到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建梁的140余年间，魏博牙军7次发动叛乱，杀死或驱逐在任的节度使。

三是缺乏政治远见，对外扩张乏力。包括魏博在内的河朔三镇谋求“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的割据现状或世袭特权，在其利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一般都奉唐朝为正朔，请求朝廷予以册封，朝廷政策法令也能得到施行。魏博牙军主要由当地人组成，在保护本土利益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但由于这些人的地域依附性，他们往往不愿离开家乡长期在外作战。公元883年，韩简派兵攻打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其部将乐彦祯竟然擅自带兵返回魏州。

魏博镇的建制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有记载北宋名将李继勋于970到977年担任魏博节度使，骄狂悍勇的魏博牙军却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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