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距离我们有多远？

我们到了需要阅读阿伦特的时刻。

1961年，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听取了一场关于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

让她惊讶的是，艾希曼并不穷凶极恶，反而普通、平庸。换句话说，他平凡得像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但却给犹太人造成了深刻的灾难。

这名刽子手并非缺乏理智，而是因为服从体制的正当性，缺少了对道德、人性的认知。

阿伦特口中的“平庸之恶”，也并不是说纳粹的罪行不极端；相反，她看见的是更深层的一面：在制度性的困境中，如果我们停止思考，世界会变得怎样？

如果我们的生活开始塌方、陷落，我们又该负有怎样的责任？

01.

恶的平庸性

阿伦特关注什么？

她关注的，是纳粹时期德国普通人在无意识之中参与了作恶，以及战后德国普通人对于恶避而不谈的行为。

而且后一种避而不谈，总是以一种退缩、沉默、嘟嘟囔囔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辩解。

这是经历了二战后，德国普通人的普遍状态。某种意义上，也与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形象相似。

审判庭上的艾希曼，图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艾希曼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参与到了毁灭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犹太人的行为。而最令阿伦特惊讶的在于，庭审中的艾希曼，并不穷凶极恶，反而是一个正常得让人惊讶的普通人。

在耶路撒冷听取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伴随着对他形象的深思，阿伦特也提出了自己的著名理论：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阿伦特不认为艾希曼残暴无比，相反，她在他身上看到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

那么，这样一个浅薄、普通的人，到底对犹太屠杀该负多大的责任？

集体行为下的个体责任，应该如何判定？

关于这些问题，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只是服从命令；他的辩护律师也声称，被告执行的只是国家行为。

然而，阿伦特敏锐地捕捉到，他们其实是试图用集体罪恶来推卸个体的责任。她于是提出了著名的齿轮理论：

“不论是黑手党，或者SS（党卫军），或者其他犯罪或政治组织的分子，当他们为自己的罪行辩解时，往往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全心全意为上级的命令效力。其他人若处于相同的处境，也会做一样的事。”

这种齿轮理论，往往形成了一种被大多数人采纳、使用的道德合理化说辞。

同样以齿轮象征现代社会的《摩登时代》，图片来源：豆瓣。

但是，我们可以因此就认为艾希曼是无罪的吗？

不是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每一种组织，都要求效忠上级的命令和国家的法律。

其中，效忠是最高的政治德行，因为没有这种忠诚的话，政治体就不可能存续；与此同时，良知的自由也不能毫无节制，一旦无所限制的话，那它将危害每一种组织中的共同体。

但是从法律的责任来看，它与个人的行为，以及你的行为对结果的影响程度相关。

所以，当我们判断艾希曼有罪时，不是从群体的角度来判断的。而是说，艾希曼应该因为他自己的行为，而被宣判有罪。

从这里出发，阿伦特继续分析，艾希曼之所以犯下这样的大罪，是因为他在工作中从不思考，也不具有判断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

02.

“无思”，带来了现代社会的灾难

然而，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协调良知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在阿伦特看来，20世纪所见证的恶，超过了过去的历史所记载的一切事情。所有既定的道德准则全面崩溃，它不再是我们指导人行为规范的一种参考。反之，似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够轻易地把它摧毁、磨除、甚至重新构建。

所以在晚年，阿伦特开始致力于研究人的思维与辨别是非能力之间的关系。

汉娜·阿伦特，图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她曾经在《精神生活思维》里面写，思维活动是否就是避免人作恶，或者在实际上决定我们与罪恶行为作斗争的条件?

并且，她指出，如果区分正确和错误的能力与思维能力有关，那么无论聪明还是愚笨，每一个健全的人必然都可以运用这种思维能力，避免作恶。

其实，阿伦特在这里的描述，已经意外地触及到了对现代的反思。

艾希曼不仅是一个纳粹机器中的一个常人，而且他也是现代社会中大众的一个缩影。

而现代社会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让人失去思考，陷入“无思”状态。

从艾希曼平庸的特性中，阿伦特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社会人常态生活的弊端，也就是遵守规则的、无思考的生活。

这种规则是人社会生活的常态；而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为了使规则发挥最大的效力，自然也就要求人们“无思”地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保证整个社会能够和谐、高效地运行。

毕竟，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公司运行时，每个决定都有不同的人提出质疑，那还怎么能够运转得下去呢？

摩登时代剧照。图源：豆瓣

然而，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犯下大错。

不过正如阿伦特所强调的，人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没有积极活跃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和能力。

所有人都应该积极运用自己的这样一种理智，运用自我思考的能力。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避免成为艾希曼，文明世界便可以避免遭遇大屠杀这样的灾难。

03.

不要让思考成为“反常”

不过，阿伦特对于现代性的诊断，是否也有值得反思的空间？

比如，我们回想一下她反思恶的平庸性时，是否过于强调了人们融入政治生活的副作用呢？人们偏执地想要满足上级认可，甚至可以不顾个人良心的不安，这样的后果是否被过于强调了，以至于影响了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

在我看来，至少如果人想要扎根立足于世，政治生活是，而且必然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个人到底应该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处世，这仍然值得我们商榷。

另一方面，即便阿伦特的诊断是对的，的确是无思造成了纳粹的暴行。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去思考，无思考地服从现代纪律，难道只是现代性的弊端吗？

其中会不会是更为复杂的一种状态呢？

比如，是否人类合群行为，或者说无思考地、服从纪律的行为，恰好是人类和平行为的常态？

推而广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呈现原子化的特征：

无力面对经济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沦为了生产流水线上的单个行为的重复者；

无力面对政治权力，即使抱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却缺乏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另外，公民的政治参与性，还与国家、社会所要求的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矛盾；

同时，大众的娱乐消费泛滥、唾手可得，因此也消耗了人的大量闲暇时间，难以去充盈、补给自己。

《娱乐至死》封面。图片来源：豆瓣

那么，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放眼看过去整个世界，满目都是无思的个人。

无思的生活成了平常人的常态，阿伦特所要求的理智生活，却成了一种反常状态。

怎样面对这样的困境？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