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硬汉谭嗣同为什么不逃走，反而一心成仁

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硬汉谭嗣同为什么不逃走，反而一心成仁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并下令捉拿“维新派”。23日，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涵元殿，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此时，谭嗣同不仅不慌着逃跑，反而想方设法去营救他的皇帝。因事起仓促，且缺乏足够的实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此时，谭嗣同仍有机会逃走。作为在任湖北巡抚的儿子，谭嗣同保命的机会还是有的，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下来。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六人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在狱中，他写了一首诗明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意思就是说，希望出逃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能像张俭一样受到掩护，人们不要落井下石。希望维新志士能像杜根一样等待时机完成大业，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谭嗣同手握钢刀仰天大笑，为诸君断后。不管是逃出去的还是留下来的，都是肝胆相照、光明磊落的英雄，气魄如昆仑山一样雄伟壮阔。凭借后两句诗，谭嗣同就可以死而不朽了。

在我国历史上，变法的行动不算少，成功了的不算多。因变法失败而牺牲的，那就更少了。至于主动赴死的，悠悠五千年，竟然只有谭嗣同这一个。也正是因为如此，谭嗣同的精神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在整个维新变法中的地位也仅次于精神领袖康有为和宣传组织者梁启超。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行动。通过这一次变法，秦孝公和商鞅将偏僻落后的秦国改造成了战争的机器，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平定了六国，破天荒地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秦孝公死后，与商鞅有过节的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等贵族势力趁机罗织罪名，诬其谋反。于是，商鞅逃回了他的封邑商於，并起兵攻打郑县。秦惠文王派兵平叛，杀了商鞅，将其尸体带回咸阳车裂，并诛灭其全家。所以，商鞅车裂而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商鞅死后，他制定的法度并没有被废除，这是十分难得的。这次变法很成功，但主持变法的人最终付出了灭族的代价。相比于谭嗣同的主动求死，商鞅的死还是不能与其同日而语。

唐朝有个能臣叫作杨炎，德宗时期，因宰相崔祐甫推荐，他被李适从贬所召回来，任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上了宰相。回朝后，他主持了税法变革，重新划分了国库与皇帝私库，并创立了两税法，以纠正“租庸调制”的各种不合时宜，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他提出的量出为入的方案，可以说是现代财政预算的滥觞。但是，杨炎这个人胸怀狭窄，以公害私，睚眦必报，最终黄雀在后，被卢杞构陷，身败名裂。杨炎虽死，与改革的关系并不大。
唐顺宗李颂即位后，他当太子时期的近侍王叔文、王伾主持变法，目的是为了打击宦官势力，夺取军权，史称“永贞革新”。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人参与其中。随后，宦官发起反击，唐顺宗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是为唐宪宗，自己当起了太上皇。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其余八人均被贬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这次变法死了一个人，就是王叔文。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意图以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为中心，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当世名臣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均参与其中。因触及保守派的利益，两年之后，范仲淹等人被迫离开中枢，新政失败。这次新政，没有人流血牺牲。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王朝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商鞅变法以后最为声势浩大的一次变法运动。

在王安石当政的前几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先后推出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募役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三舍法，并改革科举制度。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帝国的方方面面，影响十分巨大。因操之过急，且所用非人，引起了守旧派的强力反弹。最终，王安石两度罢相，离开中枢。此后，新法被废除，宋朝从此陷入泥淖，一步步走向崩溃。

相比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涉及面更广，阻力更大，很多方面与现代理念暗合。有人说，王安石早生了800年，诚不虚也。和庆历新政一样，这次改革也没有造成流血牺牲。

明嘉靖年间，桂萼提出了“一条鞭法”。万历皇帝即位后，张居正为首辅，力推“一条鞭法”，以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说白了，以前有的要交实物，有的要付出人力，有的要交银钱，张居正将其统一为银钱，一并征缴。以前按户计税，“一条鞭法”实施之后，改为以人丁和田亩为标准计税，这既是明代社会矛盾激化的被动之举，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亲政，对其进行了反攻倒算，“一条鞭法”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最终名存实亡。之后，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辽饷、剿饷与练饷，成了压垮明朝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顺治初期担任摄政王的多尔衮曾指出：“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这次变法，张居正的家族受到迫害，但和变法本身没多大的关系。

张居正变法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无重要变革，直到甲午战败之后，才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

加上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的变法，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以上共有10次变法运动，成功了的只有商鞅变法。造成流血冲突的只有商鞅、吴起、王叔文、谭嗣同等四起。而真正以身求法的，只有谭嗣同一人而已。

谭嗣同为什么要一心求死呢？因为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竟然还有那么多人颟顸愚昧，不知死之将至。在昏暗蒙昧之中，谭嗣同无力回天，只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作为点燃四万万同胞激情的火种。谭嗣同明白，唯有慷慨赴死，将自己作为点燃，才能照亮他人，并号召他人参与到寻找光明的行动中来。越是死得轰轰烈烈，其影响力就越大，也越容易点燃民众的愤怒。

谭嗣同有个湖南老乡叫做陈天华，是同盟会的会员，在日本留学。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并留下万言书唤醒民众，鼓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

这两个湖南人，都做到了杀身成仁以唤醒民众的壮举。谭嗣同牺牲后不到15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古老的中国终于开启了改天换地的伟大进程。

伟大舵手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历史的车轮，不仅需要伟大的推手，更需要伟大的牺牲。没有伟大的牺牲者以鲜血铺平道路，再伟大的推手也推不动这沉重的车轮。

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回顾历史，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既要缅怀，也要珍惜，更要奋进。
（2022年11月27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