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脱老兵·回忆录 | 墨脱有一个格当边防民政检查站

⊙口述/向平儒

⊙整理/郑绍梅 黄川伟

格当在藏语中是九个人捆绑一个人的意思，“格”为九，“当”为捆绑。格当属亚热带山地气候，受印度洋暖湿流影响，雨量充沛，水系发达，气候温润。它位于墨脱县东北部，南望墨脱村，西与达木乡接壤，北邻波密县、东靠察隅县，东南是崩崩拉山口，西南是降加普拉山口。境内有一条金珠藏布由东向西经达木注入雅鲁藏布江，顺河而下可达依日卡、达木，若顺雅鲁藏布江上溯可达帮辛、加热萨、甘登，下行则通墨脱、德兴和背崩等地。

格当以藏族为主，是一个以农牧结合为主的农牧区，出产玉米、大豆、青稞等农作物。森林茂密，物种丰富，有上千种植物，上百种动物，山间密林常有牦牛、野猪、岩羊、黄羊、熊、蛇、虎等野生动物出没，不但是鸟类的天堂，也是一个植物王国。

1956年从四川荣县参军的李良德副站长介绍：“德尔功、地东边防站是总参钦定、中央于1962年11月30日批准的在中印边境地区设立的26个边防民政检查站之一，于1963年2月28日正式部署完成，最初叫边防民警检查站，不久改称为边防民政检查站。”

为什么边防站要称为民政检查站呢？原因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我国政府为敞开和平谈判大门，以诚意解决争端的姿态，积极响应当年12月10日至12日在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六国会议调停倡议（史称科伦坡会议）。为脱离两军接触而主动在单方面宣布后撤20公里决定后，遂又决定在我边境地区内开设民政性质的边境管理机构，目的是弱化中印边境地区紧张气氛，不在前沿部署正规军队，以减少武装对峙，避免擦枪走火两国再次暴发战争。

此后我国防部于3月1日对外公布了我方在中印边境地区设立26个民政检查站名单，并于3月2日由我国外交部照会了印度驻华使馆。照会中我方光明磊落，毫不隐瞒地向他们通报了我方巳于1963年2月28日完成了后撤计划和在中国实际控制线一侧20公里地区内设立的民政检查站的具体数目和位置。

墨脱县的格当和米林县的南伊是第一批边防民政检查站设立后，因边境管理需要而后期增设的。至此，我方在中印边境地区的边防民政检查站由26个调整为28个。其中德尔功、地东边防民政检查站由进军墨脱的原158团3连分兵组建；格当边防民政检查站虽是1963年2月正式组建，但其驻军却是1962年6月正式进军墨脱时而提前约一个月进入的。

据居住在荣县的李良德老兵回忆，1962年6月进军墨脱是兵分两路进入墨脱的。158团1、2、3连在团长鲁之东率领下，以原珞渝工作组的冀文正为向导，加上墨脱地方干部，约500余人从西线米林派区翻越多雄拉山进入墨脱；另一支小分队则是当年5月由金珠拉山提前进入墨脱而到达格当的。

小分队进入格当前，李良德时任排长，在林芝鲁朗东久守桥，扼守川藏线。接到进军墨脱命令后，他带158团4连3个建制不满员的班，在158团袁副参谋长率领下，同作训股副股长周平、司务长李本宗，加上机要电台4人、卫生员及崔祝山等地方干部3人，组成一支30多人的队伍，从金珠拉山古驿道进入格当。

李良德说：“1962年夏，小分队进驻格当时，由于社情复杂，沿途有残余叛匪暗中阻挠，他们为阻挡解放军从东线进入墨脱，烧毁了途中的一座木桥。部队抵达后，只得重新架桥。”当时金珠区一带群众对解放军不了解，听信了“解放军要吃人”的谣言，在反动分子煽动、胁迫下，金珠区有800多人逃往深山，其中约有200人逃往印占区。后来通过官兵们的细致工作，耐心向没有逃避在家的老年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后，他们才知道解放军是一支秋毫无犯，有严明纪律的人民军队，是自已的队伍。于是他们拄棍进山从深山密林里唤回了自己的亲人，随后逃往印占区的人亦有一部分人陆续返回家园。

李良德他们从东线进驻格当后，部队暂时栖息在一座人去楼空的破喇嘛庙里。不久墨脱驻军于1962年11月开展了对印第二阶段反击作战，取得胜利后原158团入墨所部被正式整编为墨脱独立营，并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在墨脱各要点开始建点守备。继1963年1月设立德尔功、地东边防民政检查站后，遂又增设了格当边防民政检查站。格当民政检查站第一任站长徐州平、指导员王道树、副指导员黄仕明、副站长赵德维、排长李良德。

1963年2月墨脱设立民政检查站后，由于上级明令规定了严格的换装时间，因此墨脱的3个边防站需要在3月1日前由解放军制式服装统一改着民警装（服装上黄下蓝、帽檐缀国徽、领章为红旗）。当时东线金珠拉山和西线多雄拉山巳大雪封山，但由于换装是政治任务，事关大国信用，因此林芝军分区于1963年1月命令直属炮兵连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强行开山，并限令炮兵连在规定时间内将民警服装提前送往墨脱。

军中无戏言。时任分区炮兵连副连长的王光华（曾任分区副参谋长）接受命令后，亲自带上两个排到派区背运服装。他们冒着雪崩危险，顺着反击战前为增援墨脱而在多雄拉山上提前预设的松木桩路标（路标也是1962年反击战前由王光华带炮兵连设立的），在多雄拉山上边走边开道铲雪，克服千难万险他们才翻过多雄拉山口，将民警制式服装送到在南山口接应的墨脱独立营2连手上。

此后墨脱独立营派兵将民警服装及时分送到3个边防站，其中格当站的民警服装由1连派兵送往，现住成都的余其文战友说：他们一个班背着服装走了三天路程才到达格当。他说当时格当站不大，只有一个排，约30多人。

1964年站长徐州平从格当站调走，李良德副站长升为格当边防站第二任站长，尔后张世兴医生陆续来到格当，配齐了站领导班子。

1965年前格当边防站编制较小，有两个步兵班、一个炊事班。1966年补充新兵20名，增加了1个班，全站约50多人。1974年增加一个炮班，格当站编为建制班5个。后又逐步增设重机枪班1个、火箭班1个，形成步兵排、重火力排各一个，人员编制时达80余人。至此部队改番号为西藏军区边防独立三营，格当站编为5连，部队代号为56207部队55分队。

1963年9月下旬我补员到格当时，格当站为两个步兵班，一个炊事班，我同杨永喜分在1班，其他人分到2班，3个班加上站领导和其他业务人员全站只有34人。

那时部队没有营房，仍然住在破庙里，可能因为1950年墨脱大地震，喇嘛庙四处坍塌，打开庙门，就能看见对面的山墙垮掉了，只剩下半截土墙。庙内的泥塑佛像不是残肢断臂就是没有脑壳，佛像肚子里的黏土里露出了茅草或木衬架，老兵说为了遵守宗教政策，他们进驻破庙时对庙内残留的佛像进行了严格保护，对掉在地上的泥塑菩萨的残腿胳膊经仔细清理后，统一安放在一妥当处。

格当喇嘛庙占地100多平方米，庙内有一个小木梯通向二楼，楼口有一道小门上着锁，老兵说里面锁着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党的涉藏政策不容破坏，我们无权打开这道门锁去探查究竟。

我到格当时，我们1班住在大殿里面外侧，没有床铺，我们就抱来茅草垫上毡子和褥子铺在地上打地铺。大殿除住有1班外，站领导、机要、电台、卫生员都住在庙内。因破庙住不下，2班和炊事班就在喇嘛庙外搭建了两个帐篷以供居住。

格当社情复杂，当地藏族一部分是1906年从类乌齐、丁青、波密等地迁徙而入。迁徏的原因是不满黑暗而逃亡散落到金珠区一带，加之他们虔诚信仰藏传佛教，笃信墨脱是“佛乐世界”，说那里“不种庄稼就有糌粑吃”，“不养牦牛就有牛奶喝”，所以他们才举家迁移到墨脱金珠区一带定居下来。这部分人都是贫苦藏族同胞；另一部分则是1959年西藏叛乱时期，一部分群众受到叛乱分子裹胁而从四川、甘肃、青海藏区迁徙到格当，这部分人中成份比较复杂，有少数人通匪通特。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边防地区的复杂性，为稳定边防，提高战备意识，1班在喇嘛庙内以垮掉的半垛墙为掩体，2班在喇嘛庙门外用石块构筑了两道防线，我们前后加强了放哨和警戒。

我到格当站不久，大概是1963年10月下旬，站长在一次军人大会上宣布了一件事情，徐站长说：“为了长期建藏，保卫边疆，根据营党委命令，我们格当站要利用今冬明春时期，自力更生解决住房问题。”他动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怕苦、不怕累，坚决完成营建任务。

经过踏勘，决定站址从喇嘛庙前移2公里，建在地势稍缓的一个山包处， 计划1964年3月前完工。10月底，我们开始上山伐木备料，每天早上6时起床，起早贪黑一天工作十余个小时，在大森林里伐木改料一个月。备齐所需木材后，我们又把木料一块块扛到新址，往返路程大概7公里。那时我们都年青，年龄不过20岁上下，劳累睡一宿后，早上起来仍然精神换发，生龙活虎，不知疲倦。大约到了1964年1月底我们终于盖起了几座木板营房，但新址没有水源，我们就把竹筒一节一节地连接起来，从山上引水进营房。

上级赋予的营建任务提前完成了，1964年春节前，我们全部人员从喇嘛庙里搬进了新营房。搬离喇嘛庙不久，当地群众了解到我党宗教政策后，遂有喇嘛回到庙里带领信教群众修缮破庙。僧人和信教群众说金珠玛米住过的地方，就是菩萨住过的地方，定会保佑百姓幸福安康。从此喇嘛庙每年都要举行法会，本地和外地的藏胞都会络绎不绝翻越金珠拉山，云集到格当喇嘛庙里敬香朝拜。我们在两公里外的营房中都能听见喇嘛的法号，余音不断，绕梁不绝。

1964年春节后，为完成军事设施建设，格当站集中力量上山伐木，在大山包处准备建一座土木结构的大碉堡，同时完成环形工事构筑。为提高碉堡坚固性，我们就去山上砍伐青杠树，时有大雨小雨不停，中午吃饭时大家围着篝火烤干衣服，下午又出去伐木，天天如此，从未穿过干净的衣服。

修碉堡用的青杠树木都很大很重，树龄没有千年也有几百年，青杠木质密度大，砍一颗树需要4个人才能抬得动。我们用一个多月时间才按时完成了军事设施构筑任务，修建的交通壕四通八达，隐蔽洞、猫儿洞、岗亭、碉堡非常坚固，受到了分区首长的表扬！

1966年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后，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搞大生产为减轻后勤保障困难。站里积极开荒种地，努力扩大蔬菜、粮食种植面积。因墨脱条件受限，缺乏劳动工具，部队就学老百姓刀耕火种办法，先烧岀一片山林地，然后再种上蔬菜或粮食，慢慢蔬菜品种就多了，完全能够保证站里生活所需。此后站里又养了两头猪，继而一生二，二生三繁殖到20多头，基本上每个月都能出栏宰杀一头生猪，改善了部队生活。

1963年建的格当站，其选点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水源太远，战时容易遭到敌人掐断水源，经请示上级后，格当站遂又重新选点。1965年初，上级为构建桥头堡阵地，根据作训科去年派参谋来格当重新勘察确定的选址，分区决定将格当站再前推约500米，因为那里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流，可以方便生活解决水源问题。

到了1965年春季，我们站正式启动了新址建设，前后用时一年多才把新营房建好。在第二次建设格当新站的日子里，我感到特别劳累，除了巡逻执勤和军事训练外，我们多数时间都用在了营建上，伐木改料、搅泥制砖，从天亮干到晚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衣服一会儿湿一会儿干，有的战友脸上沾满泥土，几乎认不出人了。但那个时代受毛泽东思想教育，虽然人手少任务重，战友们对工作都没有半句怨言。

材料备齐后，分区派来了一支营建队，在他们协同下，我们于1966年夏终于将营房建好。新营房的房盖统一安装了清一色的镀锌铁皮，门窗用油漆粉刷一新，窗玻璃则是分区后勤部按统一尺寸提前制作好后，用骡马从金珠拉山驮运过来。到了1966年底，我在新营房里才住半年，就调到墨脱独立营运输队当司务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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