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前期，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魏国，为何一手好牌，却打得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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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推行法家改革的国家，魏国在转变成为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之后，马上就走上了军事扩张之路。人们常常以为秦国能够统一中国的原因在于秦国的贵族势力非常弱小，并且发起改革的时间较晚，从而使法家的改革完成得最为彻底。

尽管这种看法也许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要真正评判魏国的法家改革是否确实不如秦国成功和彻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秦孝公一死，秦国改革的设计与推行者商鞅旋为秦国贵族所杀(这很好地说明了秦国贵族势力对法家改革的反对程度)。而在魏国，包括李悝、吴起和西门豹在内，法家改革的几位主要设计与推行者在魏文侯(魏国法家改革者的保护人)死后并未遭遇商鞅那样的厄运。何况，当商鞅西去秦国时，他随身带去的就有李悝制定的魏国成文法。换句话说，商鞅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正是取法于李在魏国的改革。除非另有更加坚实可靠的证据，否则，我们很难相信秦国的改革就一定比魏国的改革彻底得多。

1、导致魏国衰落的主要原因还是地缘政治因素

五个战国时期的主要国家中，秦国居西，楚国居南，齐国居东，赵国居北，唯有魏国居中，处于四面受敌的不利地缘政治位置。而且，魏国的领土从原来的封建领地上承袭而来，整个版图的形状很不连贯：北面的一些领土甚至在赵国境内，成为孤岛般的飞地；即使是主体部分，也被分隔成东、西两大板块，仅靠位于北部上党地区的一条狭窄走廊相连接。

魏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脆弱性质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公元前413年，当魏国进攻秦国的郑县时，楚、齐两国乘机分别从南面、东面两个方向攻打魏国。由于魏、赵、韩三国在瓜分晋国之后相互之间一度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因此脆弱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当时的魏国来说尚未成为一个大的麻烦。

随着后来“三晋”同盟关系的破裂，魏国很快就丧失了在当时战国格局中所处的主导优势。魏国最初军事扩张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边的秦国。同时，或许是出于对北部领土安全的考虑，魏国花了三年时间占领了由一个半游牧化民族(白狄)所建立的中山国。

公元前419年至公元前408年，魏国在西线战场发动了一系列攻势，连战连捷，击破秦国沿黄河一带设置的防线，尽夺秦国在黄河与洛水之间的领土，迫使秦国退守洛水一线并修筑新的要塞设防。同时，为了惩戒趁其忙于西线战事而前来挑衅的楚、齐两国，魏国联合韩、赵两国(即“三晋”)先在廪丘之战中击败齐国(据史籍记载，此战中齐军约有三万名将士阵亡)，继而又分别在公元前400年的乘丘之战和公元前391年大梁之战中打败楚国。

显然，在还算比较团结和联合时，“三晋”便能够同时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并取得胜利。魏国此时的军威也显得锐不可挡。

然而，“三晋”之间的联盟却是短命的。在公元前386年魏国试图干涉赵国的君权继承危机之后“三晋”联盟就破裂了。

赵国的君权继承危机早在公元前399年就埋下了祸根。当时赵烈侯(公元前408一前400年在位)死后，其弟赵武公(公元前399一前387年在位)即位；然而，公元前387年赵武公卒后，赵国却又立赵烈侯的太子章为国君，是为赵敬侯(公元前386一前375年在位)。出于不满，赵武公之子子朝发动武装叛乱，事败后出奔到魏国。由于与子朝关系甚笃，魏武侯决定帮助子朝夺取赵国君权。

于是，公元前386年魏国出兵攻打赵国，迫使赵敬侯为逃避魏国的军事压力而将都城由原来的中牟迁往邯郸。此后，尽管在公元前380年和公元前378年与齐国的战争中赵国仍然能与魏国并肩作战，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事实上，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81年，赵国就已经和魏国卷入到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冲突和战争之中。这番冲突有数个国家牵扯进来，并以魏国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较量过后，魏国丧失了所有为赵国所分割的北部领土，特别是它历经三年艰辛才拿下来的中山国(中山国在此次魏国失败后复国)。在经过上述一系列事件之后，正如史籍记载的下列战争所表明的，魏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四战之地：

公元前375年和公元前371年魏国伐楚；公元前373年伐齐；公元前372年和公元前370年伐赵；公元前379年赵国犯魏；公元前370年和公元前369年韩、赵两国攻魏；公元前368年齐国犯魏；公元前366年、公元前364年和公元前362年秦国伐魏。

在上面所列的历次战争中，尤以公元前364年秦、魏两国的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之战最为关键。此战是魏国在与秦国长达五十余年的军事较量中遭受的首次重大挫折。据史籍记载，此战魏国共有六万名将士为秦军所杀。此次战争连同公元前362年魏国在另一场与秦国的战争中(少梁之战)的失利，迫使魏国在公元前361年将都城从原来的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迁至位于其领土东部的大梁。

2、三晋联盟破坏的恶果

魏都东迁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次退却行动，而有可能也是一种战略选择——魏国想把其地缘政治战略的目标转移到东方。撇开魏都东迁的真实意图不论，此次行动很快便被证明是失败之举。魏国在战略注意力东移后先在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中惨败于赵、齐两国，后又在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之战中败于齐国——在这次战争中，魏国太子申在战斗中被杀(一说被俘后被杀)，将军庞涓自杀，十万魏军大部被杀或被俘。

就在马陵之战之后的公元前340年，秦国借魏国东线战场失利之机又在西线战场击败魏国，收复了黄河西岸原来属于秦国的所有土地。从此之后，魏国在战国格局中就失去了支配性的优势地位。

据说，在桂陵和马陵之战时齐军均是由田忌及其军师孙膑指挥的。我们知道孙膑其人，还因为某些史籍文献记载他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孙膑兵法》的兵书，而该书可能早在东汉就已经佚失了。我们知道，另一位生活年代比孙膑早一百多年并与其同姓的军事家——孙武著有一本《孙子兵法》。不过，孙子的书得以保存下来，并成为中国最早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军事著作。

由于东汉以下的史学家无人得睹孙膑兵书的真容，因此，人们历来怀疑孙膑本人是否真的写过一本《孙膑兵法》，以及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孙膑其人。1972年在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同时发现了分别由孙子和孙膑撰写的兵书，因此，我们如今已经能够确信历史上不仅确有孙膑其人，而且在桂陵和马陵之战中齐国军队的确都是由孙膑指挥的。

正统的中国史学著作一般将桂陵和马陵之战中魏国的失利归咎于魏将庞涓平庸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齐军军师孙膑机动灵活的高超战术。也许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实际上，如今一些为庞涓翻案的文章已经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批驳)，但是魏国战败背后的深层原委。

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同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之战在战争过程上几乎如出一辙。一开始，均是魏国发兵攻打与其同属“三晋”的另外两个国家：公元前353年攻打的是赵国，公元前342年攻打的是韩国。

在这两场战争中，齐国均是等到魏军与赵军或韩军战斗到精疲力竭时才出兵驰援，以坐收渔翁之利。桂陵之战时，齐国是在魏军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达一年之久并最终攻陷邯郸之后才发兵攻打魏国的；而马陵之战时，齐国同样是在韩国五败于魏军之后才出兵救援的。

而且，在这两场战争中，齐军皆未直接奔赴魏、赵或魏、韩交战的战场参战，而是直接进攻魏国都城大梁，迫使魏军主力不得不从异国战场回师救援，然后齐军设伏于魏军回师途中，以逸待劳，从而取得胜利。

通过在这两场重要战争中大获全胜，孙膑确定了自己作为一位杰出军事指挥家的地位，但庞涓的失败却不能单单归因于历史文献所描述的他个人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一下，假如“三晋”仍旧像公元前386年之前那样团结一致的话，即使有孙膑这样的军事天才相助，齐军也不可能会取得像桂陵和马陵之战那样辉煌的战果。

可是，一旦“三晋”出现内讧，相互之间开始攻伐厮杀，魏国就面临四面受敌的险峻局势，其地缘政治环境必然进一步恶化。举例而言，在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时，不仅齐国乘机攻打魏国，秦国也趁势入侵魏国西部的领土，并攻陷了魏国两座非常重要的城池——元里和少梁(据史书记载，元里之战魏军被秦军斩首七千级“)。

尽管此时与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家单独比较，魏国的军事实力仍然占有上风，但要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应付来犯之强敌，笔者怀疑纵是孙膑也难以取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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