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学大师”阮元，冶碑帖于一炉，于厚重中透出灵动

导语：真正确立清朝中期碑派书法与帖派书法相抗衡之地位的， 一般来说应归功于阮元在理论上的开创作用。

阮元是乾嘉学者中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他在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造诣极高，可称得上“学优”。

他青年即中巍科，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其后在嘉庆、道光两朝出任封疆大吏，晚年入朝为大学士，可称得上“位优”。

《京邸看花诗》局部

他在任期间先后创建诂经精舍 、学海堂， 培养出许多学术人才， 并主持编纂《经籍纂诂》，组织校刻《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等，在相当程度上汇集了乾嘉汉学在校勘、训诂、解经等方面的成果，可称得上“绩优”。

有此“三优”，阮元堪称乾嘉时期经典考据学的殿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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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广博，一代文宗

阮元他以学者位致通显，在身体力行，著述不辍的同时，时刻以提倡学术、奖掖人才为己任，成为乾嘉学派的强有力的殿军。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老人，揅经老人，江苏仪征人。祖父阮玉堂，于康熙五十四年赐进士出身，是一个文韬武略的良将，曾多次立战功。

受祖父的影响，阮元自幼聪颖，他5岁开始跟从母亲学字，6岁进私塾就学，11岁开始习文，21岁试取入仪征县学，22岁科试第一名，补廪膳生员，23岁时中举人，并于乾隆五十四年25岁的阮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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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懋勤殿，迁任詹事，可谓仕途畅达。

又在乾隆五十六年圆明园大考中，被乾隆帝亲擢为第一名，受乾隆帝赏识。此后，历任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出任浙江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地方大吏，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归隐后又晋加太傅衔，同时获准重赴鹿鸣宴。卒谥文达。

阮元青年早达，历官三朝，始终兢兢业业，清慎持躬，亲自参与并处理地方及朝廷的许多重要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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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始终坚持学术研究和书法研究，不仅于官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整理典籍、刊刻图书，而且勤奋不懈地著述，在经学、史学、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造诣。

因此，阮元的一生与乾、嘉、道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 关。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行书卷》局部

清代碑学复兴第一人

阮元先后撰成书法理论著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碑派书法和帖派书法的演变源流，并且在顺应时代潮流的情况下，进一步确立了汉碑的正统地位。

早在清初，汉碑的质朴之美就引起了少数热衷于金石碑版研究的经学家和书法家的重视，他们身体力行，将碑版引入书法，潜心临习汉碑，使得隶书创作渐成风尚。

《行书卷》局部

阮元则从史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隶书的正统地位，提倡书法要“溯其源”、“返于古”，隶书是重要的一环。

他认为“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 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从文字发展演变过程来论述正、行书中的隶书渊源，颇重汉碑的“古法”，并以这种“古法”为宗，来反靡弱的俗书。

在确立汉碑正统地位的基础上，阮元又把审美目光聚焦在北碑上，方正道劲、方正劲挺、格法劲正等一系列审美因素被阮元从北朝碑刻书法中发掘出来，细观这些词汇，我们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阮元心中的北碑之美，即“方”和“劲”。

《行书卷》局部

帖学书法发展至清代，早已变得柔媚无力，而碑刻书法中的“方”和“劲”正是补救帖学这一弊病的根本所在。

为了对碑派书法进行正名，阮元将欧阳询、褚遂良等书法大家列为北朝书法的代表人物，这样以来不但从审美上提炼出北碑书法之美，而且从师承关系和世人接受心理上确立了北碑书法的地位。

再者，阮元在推崇汉碑、北碑的同时，还竭力推崇唐碑，他在《颜鲁公争座位帖跋》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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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争座位》稿如镕金出冶，随地流走，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夫不复以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为行书之极致，试观北魏《张猛龙碑》后有行书数行，可识鲁公书法所由来矣。

他的唐代大书家亦取法北碑的观点，对晚清师法唐碑、北碑书风的盛行起到了极大作用。

《行书卷》局部

醇雅清古，沉厚拙朴

阮元的隶书有着厚重浑穆、端庄博大的特色，又能在厚重中透出灵动，这是他与前辈书家的不同处。

嘉庆以来，阮元在倡导碑学的同时，不但致力于汉碑，而又致力于唐碑，书风为之一变，使 自己的书法观与书法创作达到了默契。

《行书卷》局部

阮元学颜，主要得力于《争座位帖》，在用笔上从“内撅”变为“外拓”，圆转笔法增多，结体上溶入隶书结体的特点，字形稳重而含蓄，有着线条苍劲、浓淡枯湿变化较大的特点，颇得浑厚之象，冶碑帖于一炉了。

阮元的隶书受时代书风的影响，与邓石如、伊秉绶、桂馥的隶书有很多相通处。其隶书用笔坚劲，笔画圆浑，体态多伸展之势，结体偏长时用横粗竖瘦的笔法，使之在厚重中透出灵动——既与同时代的书家有共同处，又与前辈书家有明显的不同处，具有着自己的特色。

《行书卷》局部

阮元的行书和楷书，早年受董其昌书风影响较大，练就了非常严谨、规矩、端正、秀劲的楷书和行书。

从其早期作品来看，书风超逸、端庄、工整，不论是结体还是用笔，都相承董法，并没有自己的特色。

他的篆书以方正坚劲为特点，这又大大地启发了后人，此后与阮元同乡的吴熙载即是师法《天发神谶碑》而写得极有成就的一位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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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观书法历史，就会发现晚明以后，学碑书家不断增多，尤其到了乾隆时期，已渐渐可观，但真正意义上的碑派要待阮元确立碑学理论为开端。

阮元将北派书法推到与南派相提并论的地位，并为北派书法何以在唐宋以后衰微给予辩护，指出是“太宗独善王羲之书”、“王氏一家兼掩南北”、“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之故，非北派自身书法不佳的道理，还将北碑书法推到了“犹如汉隶”的崇高地位，与当时推崇汉法的学风相一致。

此外，碑派书法的确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力于阮元显赫的地位和学坛的威望。阮元 的《南北书派论》一出，很快得到了书家的积极响应，并产生了声势浩大的碑学狂涛，如果阮元是一介并无影响的布衣，那么又能鼓动多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