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经典文本•心灵史•阅读行为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而且历千年而血脉不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蔚为奇观的。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准确地评论：“中国是特别东方的”。在我看来，黑格尔的精辟见解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都曾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最初的辉煌篇章，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开辟了道路。但在历史曲折的演变中，这些伟大的古代文化或是消亡、沉沦，或是断裂。唯有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中国文化，历数千年而绵延不断，与西方文化相比，具有特别鲜明的东方色彩。具体到中国古典文艺也是“特别东方的”，这是我们阅读、领悟、探索中国文艺传统时应特别注意的。

中国传统文化和融合着这种文化基因的诗艺与诗学，就是在一个与西方迥异的土壤中培植起来的。比如，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篇名著。许多西方的美学概念和诗学范畴就未必适用于中国的古典艺术形式。事实上，正是这些具有鲜明“东方”色彩的伟大作品才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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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对这些留存下来的庞大的精神遗产，除心存敬畏以外，自然会升腾起一种强烈愿望，抑制不住追问：哪些是我们心中的经典？经典是怎样确立的？又是什么时候被确认的？这些，自然是见仁见智了。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对经典的含义寻找出一种可能的共识，包括厘清经典与非经典的界限，经典的必要标志是什么，等等。

数年前，我在《文摘周报》上看到转载郭宏安先生一篇对经典文本的切实描述，他说：

经典著作是一系列我们必须记住的人名和书名，是我们共同的文明的标记，是人类几千年活动的大大小小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只有几块，但是它所蕴极深、极远、极广、极大，可能支配着你整个的一生。如果没有，也许你的一生就失去了指南。……

这个指南，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经济的，可以是科学的，可以是哲学的，可以是文学的，而其核心，则是道德的。如今道德受到了嘲笑和诟病，但是它仍然是经典著作的一块或隐或显的基石。[1]

郭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理论家，他的这段既平实又深刻的描述似乎不是专指文学经典，而是泛指中外古今的文化经典，但是他的描述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在我看来，在多重含义下，经典应是指那些真正进入文化史、文学史，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具有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和永恒艺术魅力的伟大精神产品。

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最完美的体现，按先哲的说法，它们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当然，这不是说它们在社会认识和艺术表现上已经达到了顶峰，只是因为经典名著往往标志着文化艺术发展到了具有一个时代最高表现力的阶段，而作家又以完美的艺术语言和形式把身处现实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以其特有的情感体验深深镌刻在文化艺术的纪念碑上。

而当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其完美的艺术表达和他的情愫、体味以至他们对自己时代和现实生活认知的独特视角，却永恒地存在而不可能被复制、被取代和被超越，从而成为人类艺术发展长河在这个时代的标志或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当然，这一切，对于文学艺术经典文本来说，最重要的标志和条件就是，它必须是心灵化的、审美化的，即对生活所产生的心灵感应的袒露，又是种种精神领会与情智发现的意蕴性的审美积聚。对于读者来说，经典随着人们的感知和体验的加深以及审美力的提高，是永远说不尽的，这样的文本就有了不可代替的价值，一个个立体的作家和立体的精神世界才会在文艺长河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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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文本对我们的多重意义中，其核心价值何在？我认为是它审美化的民族心灵史的意义。

中国文学史发展得太盛且太久。中国文学浩繁的内容和分支，有时又使我们忘记了人们探究文学史时最朴素的出发点。事实是，历史过程和社会发展及诸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灵。

所以，当代人对自己心灵历程的兴趣或许大大多于对自己政治、经济历程的关心。基于这一点，作为反映人类历史中成为精神文化底层基础的感情、意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的文学艺术，往往被当代人认为是更为重大的研究课题。

比如，人们更加关注古代思想家或学人为什么把自己的著述直接称之为“心史”，为什么俄国作家果戈理也径直称自己“最近的著作都是我的心史”。[2]

所以，从有机整体的视角来观照，以经典文本为核心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审美化的心史。或曰：一部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就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一部人民的心灵史、一部知识精英的心灵史。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再也不能满足和承认那空泛的、毫无实质意义的“文学即人学”的过时论说了。因为有识之士早就看到文学实质上是人的性格学、人的灵魂学、人的精神主体学了。

其实，早在19世纪，丹麦的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引言中就明快透髓地表述：“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3]”

勃氏的这一文学史观的深刻性就在于他根本没有把文学停留在人学的层面上，而是充分认识到文学乃人的灵魂史，人的精神立体运动的历史。所以黑格尔才说：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这是因为，心理结构乃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文学作品尤其是其中的经典文本则是打开时代灵魂的心理学。

事实是，从屈原到陶渊明；从李白、杜甫到苏轼、辛弃疾；从罗贯中、施耐庵到吴敬梓、曹雪芹；从关汉卿、王实甫到汤显祖，再到洪、孔尚任，他们的心灵始终与人民的心灵相通、互动、契合。在他们文本的背后，大多蕴藏着人民的郁勃之心灵脉动，蕴藏着他们对于极端专制主义暴政的反抗之音。

总之，当我们综观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我们几乎都感到了作家们情感的喷薄和气质的涵茹。当然，这一切又都必然是时代狂飙带来的社会意识在杰出作家身上的结晶。如果我们不透过其创作去追溯其灵魂深处，又如何能领会这些杰出作家以自己的心灵所感受的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呢？

彭·琼生称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为“本世纪的灵魂”，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我们文学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作家及其经典文本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灵魂”。所以，窃以为，从深微处，中国文学史是一门中国的心理学，一门形象的社会心理学。

对待具有心灵史性质的经典文本，我们既要深入作家的灵魂，也要纵目他们所受规范的社会心灵总体。也就是要透过作家的感情深处乃至一个发人深思的心灵悸动作为突破口，去综观时代风尚与社会思潮。

所以，只要我们不仅仅是从“人学”，而是从心灵史这个更为重要层面加以观照，我们必有新的发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极为欣赏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那句名言：“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一切关于心灵的知识都是历史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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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至此，我想试着以经典文本为实证谈谈它们为什么是大师们叙写的民族心灵史。我首选的作品是自己教学中比较熟悉的几部长篇小说，因为它们也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鲁迅在谈到小说的特质和功能时指出，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5]巴尔扎克也曾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说明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是心灵史最理想的形式载体。

元末明初横空出世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写据地称雄，一写山林草莽，都把英雄的豪气做了深刻而富有社会意味的描写。尽管这两部长篇巨著的气韵风貌和美学意蕴迥不相同，然而却都是共同生根在中华土地上，并吸取了中国文化的深厚营养而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

具体到《三国演义》，六百余年来，它不仅作为一部典范性的历史小说被我们整个民族一代一代地不断阅读，得到各个阶层人民的共同喜爱，而且作为我们民族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风云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心理的结晶，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描写的重点是封建社会内部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作者几乎很少表现与政治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情节。在小说中，一切可能出现的斗争方式——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都出现了，而且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在漫长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冲突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所以我们说，它不是历史书，而是历史小说，因为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已不限于三国一个时代，而是概括和熔铸了长期封建社会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夺统治权的历史内容，因此，小说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也与历史上的人物有所区别。作为天才的小说家，罗贯中正是紧紧把握住曹、刘两个集团这条矛盾主线，从而刻画了政治、军事冲突中的群像。

总之，《三国演义》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和历史的启迪之外，更是给有志于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它弘扬的是：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功之本。正因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它绝非如有的学者所言“是一部权术、心术大全”。[6]

看《水浒传》，我们会感到一种粗犷刚劲的艺术气氛扑面而来，有如深山大泽吹来的一股雄风，使人顿生凛然荡胸之感。刚性雄风，豪情惊世，不愧与我们民族性格中阳刚之气相称。据我所知，在世界小说史上还罕有这种倾向鲜明、规模巨大的描写民众抗暴斗争的百万雄文！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小说智慧绝不可低估。他一方面有深切的人生新体验，具有当时元末明初民众抗暴斗争的现场实践；另一方面，他又勇敢地把草泽英雄推上了舞台中心，机智地写出“逼上梁山”和“乱由上作”的过程，在广阔的领域内反映了宋元之际的社会生活，抒发了他内心的激愤。

施氏以“一百单八将”为重心，以梁山泊英雄起义的发生、发展、高潮直至衰落和失败为轴心，揭示了现实政治的黑暗，反映了群众性反暴斗争的正义性和民众的社会理想。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

施氏这位小说家的智慧就在于他演绎时代的大事件和“写心”时走的是一条“景观化”的道路，即一个人物的命运就是一个景观（景点）。

比如，林冲的故事是通过误入白虎节堂、大闹野猪林、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手刃陆谦富安，最后是逼上梁山、火并王伦。林冲正是在“忍”与“不能忍”的冲突中经历了心灵中的冲突，最后，林冲的性格史才完整地体现出来。而武松的故事，又是通过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勾画出这位人物的不平凡的经历和命运……

这些个人的故事，一经串联就是一部“史”了。它不像《三国演义》写帝王将相，而是着眼于民间，着眼于平民，着眼于受苦人、不平者和各色游民。于是，那个过分简约的“历史”就可以随着作者自己的人生视角进行想象力充沛的组合，并巧妙地编织成一幅幅纯粹的风俗画，纯粹的波澜壮阔的风景线。

小说的神韵正是在这景观化的景点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而又对草莽英雄的独特命运和心灵轨迹做了卓越的体现。同样是那位批判《三国演义》的研究者，在同一篇文章中批判《水浒传》是在“造反有理”和“情欲有罪”两大理念下造成暴力崇拜和推行残酷的道德专制。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且有悖于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用意吧！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营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世界。他以卓越的艺术创作才能，使原来的“西游”故事顿改旧观，面目一新。

吴氏的小说智慧一是巧妙地把取经故事演变成孙悟空“一生”的故事，如果没有孙悟空，就没有了吴氏《西游记》这部小说，这当然是他的首要创造；二是吴氏把人生体验和艺术思维放置在具体描写上，使宗教丧失了庄严的神圣性。他写了神与魔之争，但又绝不严格按照正与邪、善与恶、顺与逆划分阵营：他揶揄了神，也嘲笑了魔；他有时把爱心投向魔，又不时把憎恶抛掷给神——并未把挚爱偏于佛、道任何一方。

在小说家犀利的笔锋下，宗教的神、佛从神圣的祭坛上被拉了下来，显现了它的原形！“大闹天宫”可以作为象征，它提纲挈领地为整部小说定下基调。创作《西游记》是吴氏的一次精神漫游。想必在经历了一切心灵磨难之后，他看清了世人的真相，了解了生活的真谛，他更加成熟了。

看《西游记》，我们会发现小说处处是笑声。只有心胸开朗、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流露出一种不可抑制的幽默感。吴氏是一位温馨的富于人情味的人文主义者。他希望他的小说给人间带来笑声。《西游记》不是一部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讽刺和幽默这两个特点，其实在全书一开始就显示出来了，它们统一于吴承恩对生活的热爱，对人间欢乐的追求。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通常被说成是时代累积型建构的巨制伟作，但是，不可否认，最后定型的文本毕竟是一位小说天才的完成品，它们自成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空间。

今天，即使我们把它们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纵坐标或是世界格局同类文体的横坐标去观照，它们都不失为一种辉煌的典范。它们，或是过于早熟，或是逸出常轨，都堪称世界小说史上的精品。这种小说的智慧是由其在小说史上的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决定的。正如米开朗琪罗所说：他们的天才有可能造成无数的蠢材。

事实上，他们以后的各种效颦之作不都是遭到了这种可悲的命运吗？因此，小说文本从来不可以“古”“今”论高下，而应以价值主沉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部小说经典是永远说不尽的。同时它们又一次证明：经典的原创性、不可代替性，以及难以超越性。

现在，我们暂时把上述几部世代累积型的带有“集体创作”流程的大书先撂下，来看看以个人之力最先完成的鸿篇巨制《金瓶梅》。

为了确立我国小说在世界范围的艺术地位，我们有必要指出，兰陵笑笑生这位小说巨擘，起码是一位在明代无法超越的小说领袖，在我们对小说智慧表示崇拜的同时，也需要崇敬这位智慧的小说家。

我们是不是也应像提到法国小说家时就想到巴尔扎克，提到俄国作家时就想到托尔斯泰，提到英国小说家时就会想到狄更斯，提到美国作家时就想到“硬汉”海明威一样，提到中国小说家时就会想到他？在中国小说史上能成为领军人物的，以个人名义出现的，我想笑笑生、吴敬梓、蒲松龄与曹雪芹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巨匠，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和创作领域做出了不可企及的贡献。

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他们是无可置疑的几位小说权威，这样的权威不确定不行。笑笑生作为一位独立的创作个体，明代小说界无人能与之匹敌，他的《金瓶梅》在“同时说部，无以上之”[7]！

《金瓶梅》的出现，其表征是：小说观念的强化；小说文体意识出现了新的觉醒；小说的潜能被进一步发掘出来。《金瓶梅》追求原汁原味的生活形态，趋于像生活本身那样开阔和绚丽多彩，更加切近现实，再不是按照人物类型化的配方去演绎形象，在性格塑造上打破了单一色彩，丰富了多色素。

笑笑生为小说创作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他以清醒冷静的人生态度和审美体验直面现实，在理性的审视背后是无情的暴露。

《金瓶梅》称得上是一部人物幅凑、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笑笑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切面和纵剖面，使得《金瓶梅》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分别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和神魔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种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富商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中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

笑笑生勇于引进“丑”，把生活中的负面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情细细剖析给人看，展示出冷峻的真实。

当代作家刘震云在对媒体谈到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时说：“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我认同此说，现代的文学界似乎很少谈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了。其实，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提供了超出部分现实生活的现实，才能帮你寻求到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现实。《金瓶梅》就历史地验证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金瓶梅》叙写的可不是那个社会的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从志怪、志人到唐宋传奇再到宋元话本，往往只是社会奇闻的演绎，较少是社会的缩影，而《金瓶梅》则绝非乱世奇情。书中虽有达官贵人的面影，但更多的是社会“边缘人物”卑琐的生活和心态，在小说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真切的生存状态。

比如，书中的女人世界，以主角潘金莲、李瓶儿为例，她们何尝不渴望走出阴影，只是她们总也没走进阳光。

笑笑生的高明，就在于他选取的题材决定了他无须刻意去写出几个悲剧人物，但书中处处都有一股悲剧性潜流。因为我们从中已清晰地察觉到了一个人又一个人以不同形式走向死亡，而这一连串人物毁灭的总和就预告并象征了这个社会的必然毁灭。这种悲剧性是来自作者心灵中对堕落时代的悲剧意识。

《金瓶梅》并不是一部给我们温暖的小说，作者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使灰暗的色调一直遮蔽和浸染全书。《金瓶梅》一经进入主题，第一个镜头就是谋杀！武大郎被害，西门庆逍遥法外，一直到李瓶儿之死，西门庆暴卒，这种灰暗色调几乎无处不在。

它挤压着读者的胸膛，让人感到呼吸空间的狭小。在那血肉模糊的“另类”杀戮中，那因利欲、肉欲而抽搐的嘴脸以及以命相搏的决绝，真让人感到黑暗无边，而作者的情怀却是冷峻、苦涩而又苍老。

《金瓶梅》是一部留下了缺憾的伟大小说文本。但它也提供了人生思考的空间。事实是，一切看似生活的实录，精致的情节提炼，都让人惊讶。它的缺憾可不是有人说的那近两万字的性描写。

已故古典文学研究大家聂绀弩先生说得极为准确，他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写性并不是不讲分寸的，他是“把没有灵魂的事写到没有灵魂的人身上”。[8]笑笑生的真正局限，是他在探索新的小说样式、独立文体和寻找小说文体秘密时，加入了自以为得意却算不上高明的那些个人又超越不了的功利性和文学的商业性。

然而，《金瓶梅》的作者毕竟敢为天下先，敢于面对千人所指。时至今日，再次捧读它时，我们仍然会发出一声感叹：笑笑生没有辜负他的时代，而时代也没有遗忘笑笑生。他的小说所发出的回声，一直响彻至今，一部《金瓶梅》是留给后人的禹鼎，使后世的魑魅在它面前无所逃其形。

我曾直言，《金瓶梅》和《红楼梦》相加，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的一半。此说曾引起异议，但我至今不悔。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伟大存在离不开与《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同样，《金瓶梅》也因为它的别树一帜和不同凡响，与传统小说的色泽太不一样，使它的伟大存在也离不开与《红楼梦》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

如果说从神韵和风致来看，《红楼梦》充满着诗性精神，那么《金瓶梅》则是世俗化的典型；如果说《红楼梦》是青春的挽歌，那么《金瓶梅》则是人在步入晚景时对人生况味的反复咀嚼。一个是通体回旋着青春的天籁，一个则是充满着沧桑感；一个是人生永恒的遗憾，一个则是感伤后的孤愤。从小说的诗学的品位来说，《红楼梦》是诗小说、小说诗，《金瓶梅》则是地道的生活化散文。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了。

如考察吴敬梓的小说创作，不能不看到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如下的发展轨迹：从纵向看，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走向解体和进入末世，文艺的基本主题也逐渐由功利的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

小说家们纷纷开始注意由于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牵动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以及社会风习的多层次的文化冲突，并且自觉地把民俗风情引进作品，以此透露出人们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演变的律动。

这就不仅增添了小说的美学色素，而且使作品负载了更深沉的社会心灵的内容，反映出历史变动的部分风貌，《儒林外史》正是这种审美思潮的产物。

从横向看，吴敬梓看到了科举制度和八股制艺对人的灵魂的残害达到了何等酷烈的程度！因此，他意在通过自己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素质宏观的历史反思，从而期望当时和以后的知识分子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品质，也就是他要通过自己小说中历史的文化反思去影响民族的灵魂。这就充分说明了吴氏的睿智和见地。

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来描绘封建主义世界那幅变形的图画的。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有敏锐地观察社会的眼光，因此，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逼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这是《儒林外史》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的重要特点。

在中国小说艺术史上，还没有像《红楼梦》这样能够细致深微，然而又是气魄阔大地、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上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广阔性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面貌的缩影，也是当时社会整个精神文化的缩影。

难怪“红学”研究专家蒋和森先生生前感喟：《红楼梦》里凝聚着一部《二十四史》！是的，《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相当完整的人间世界，一个绝妙的艺术天地！然而，我们又得实事求是地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很难读懂的小说。作者在写作缘起中有诗曰：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这首诗不仅成了这本书自身命运的预言，同时也提示读者，作品寄寓着极为深邃的意味。

当我们面对《红楼梦》文本的深层意蕴，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把主要笔力用于写一部社会历史悲剧和一部爱情悲剧。这幕悲剧的中心舞台就设置在贾府尤其是大观园中。而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慧绝一时的人物及其命运，尤其是他们的爱情婚姻的纠葛，以及围绕这种纠葛出现的一系列各种层次的人物面貌及其际遇，则始终居于这个悲剧舞台的中心。

其中令读者最为动容的是宝、黛爱情悲剧，不仅因为他们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恋爱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这就决定了宝黛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上流社会以及贵族家庭所不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正是作者把这双重悲剧融合在一起着笔，它的人生意味才更为深广。

《红楼梦》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使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结合起来并赋予家庭矛盾以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内涵。既然如此，小说的视野一旦投向了全社会，那么，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世风的浇漓、人心和人性的衰微便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得到反映。

书中所着力描写的荣国府、宁国府就像一面透视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个封建大家族，也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将由盛转衰的清王朝一样，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赫的豪华场面，但那“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必然趋势，却已从各方面无法掩饰地暴露出来，而这一切也正符合全书以盛写衰的创作构思的特点。

《红楼梦》一经出现，就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从而把章回体这种长篇小说文体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曹雪芹的创作特色是自觉偏重于对美的发现和表现，他愿意更含诗意地看待生活，这就开始形成他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而就小说的主调来说，《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一首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红楼梦》写得婉约含蓄，弥漫着一种多指向的诗情朦胧。这里面有那么多的困惑，那种既爱又恨的心理情感辐射，确实常使人陷入两难的茫然的迷雾。但小说同时又有那么一股潜流，对于美好的人性和生活方式，如泣如诉的憧憬，激荡着要突破覆盖着它的人生水平面。

小说执着于对美的人性和人情的追求，特别是那些不含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所焕发着和升华了的诗意，正是曹氏审美追求的诗化的美文学。比如能够进入“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的薄命女子，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美的形象。

作者正是以如椽之笔，将这样一大批红粉丽人，一个一个推到读者面前，让她们在大观园那座人生大舞台上尽兴地表演了一番，然后又一个个地给予她们以合乎逻辑的归宿，这就是为我们描绘了令人动容的悲剧美和美的悲剧。

作为心灵自传的《红楼梦》，恰恰是曹雪芹经历了人生的困境和内心的孤独后，才有的对生命的深沉感喟。他不仅仅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是非善恶的评判，而是更加倾心于人生生命况味的执着品尝。曹氏已经从写历史、写社会、写人生，到执意品尝人生况味，这就在更深广的意义上，表现了人的心灵和人性。

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美学风格，发展到《红楼梦》，已经呈现为鲜明的个性、内在的意蕴与外部环境相互融合渗透为同一色调的艺术境界，相互融合渗透为同一色调的艺术世界。得以滋养曹雪芹的文化母体，是中国传统丰富的古典文化。对他影响最深的，不仅是美学的、哲学的、心理学和史学的，而且首先是诗的。我们称之为诗小说、小说诗，或曰诗人的小说，《红楼梦》是当之无愧的。

如果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比照着看，我们发现一条重要的小说诗学规律：拥有生活固然必要和重要，但是作为小说艺术来说，心灵更为重要。仅仅拥有生活，你可能在瞬间打通了艺术的天窗，但没有心灵的支撑，这个天窗就会很快落下来。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精神价值正在于它们有着一颗充实的心灵的支撑，所以才更富于艺术的张力。我想把前者表述为“物大于心”的小说，而后者则是“心大于物”的小说。从一定意义上说，特别是从小说诗学来说，这两部小说都具有心灵自传的意味。这说明长篇小说在早期表述心灵的外化能力较弱，而在长篇小说发展至清代，精神内涵的开拓则有了超越性的变化。

我国古典诗艺，从《诗经》《楚辞》到李杜、苏辛；散文从庄周到韩柳；戏曲从十大悲剧到十大喜剧；小说从“四大奇书”到“四大谴责小说”，其中不乏名篇佳作，有的已经是不朽的丰碑。它们是永难挖掘尽的精神文化矿藏，其历史的深度和文化反思的力度，特别是它们的精神层面的意蕴，值得我们不断品味。

所以，传世之经典名著和所谓热门的、流行的、媚俗的畅销书永远不是同义语，也绝不是在一个等次上的，而最重要的分水岭就是看是否有心灵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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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阅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近读钱锺书先生早期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一篇发表在1933年3月1日《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上。该文是评论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的，其中就谈到了阅读的问题。

钱先生首先就把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加以分别。他说：“非文学作品只求readable——能读，文学作品须求re-readable。re-readable有两层意义。一种是耐读：‘咿唔不厌巡檐读，屈曲还凭卧被思’，这是耐读的最好的定义。”[9]

钱先生是批评曹葆华的诗作不耐读，是无须用“水磨工夫来读的”，与我们今天说的经典的阅读似不搭界，但钱先生却指明了好的文学作品是“耐读”的，而且是要用“水磨工夫”去品味的，这就对我们今天的阅读行为有了启示作用。

经典的阅读，一般往往有初读经典与重读经典、浅读经典与深读经典的过程。这里，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经典名著已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严格筛选，其本身的存在就证明了它们的不朽，因而需要反复地阅读；也不仅仅因为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积累和文学修养的不断提升而需要重读、深度、精读，以获得新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

这里说的经典阅读，乃是从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着眼的。仅就我们个人的亲身感知，长期的“左”的思维模式就给经典名著带来太多的误读和谬读。且不说“文革”浩劫期间，经典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即使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面对经典，我们的阅读空间也是何等残破与狭小，而阅读心态与阅读行为又是何等的不正常！

众所周知，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作为“指导思想”，使得我们只懂得给书中人物划分阶级成分，进而千方百计地追寻作者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派别。再有就是那机械刻板的经济决定论，在我们阅读名著时，也是到处搜罗数据来理解时代背景。而解读文本时，只要一句“历史局限”或“阶级局限”，就可以成为万能的标签，从而夺走许多传世之作鲜活的生命。

至于我们教学中常常运用的“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的万古不变的公式，更是死死地套住了人们的阅读思维。就是在这种被扭曲了的阅读心态下，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名著产生了太多太多的误解。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读书无禁区，经典名著开始重印，给读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气。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阅读和重读以及如何重读经典的问题。不可否认，经典对于一些读者也许只是被知晓的程度，或只限于了解书名和主人公的名字，对作品本身却知之甚少。即使读过，有时也只是浅尝辄止。而重读、深读和精读却绝非“再看一遍”，也非多看几遍。如果仅仅停留于“看几遍”，那可能是无用的重复。

重读的境界应当像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言：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了新的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这位作家是用这种体会来解释何谓经典的，但同样道出了阅读经典的感受。

它启示我们：初读也好，重读也好，都意味着把经典名著完全置于新的阅读空间之中，即对经典进行主动地、参与地、创造性地阅读。换言之，你在打开经典名著那不朽的超越时空的过程中，建立起了自己的阅读空间。而这需要营造一种精神文化的氛围，张扬一种人文情怀，培养一种宁静又激越的心境，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激动。

事实是，读书是纯个体活动。我们读一本书，读得再深、再透也只是个人的视角和体验。而一部经典名著当然不是给一个人、一群人看的，而是给无数个人读的，这样就会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读法，不同的心灵体验。在阅读领域倒不妨借用这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所以，当你有了“独立”和“自由”的心态时，你就会跳出传统的阅读思维模式和话语圈子，你才会明敏地发现一个个既在文本之外又与文本息息相关的阅读事实。因此，开辟多元、多向度、多层次的思维格局，培育自身创造性的主动的文化性格，才是我们在面对经典名著时必须要有的一种健康的阅读心态，而阅读空间自然会被大大拓展。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的经典，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对它的核心价值应深怀敬畏之心。经典资源除具有培养审美力、愉悦心灵之功能以外，还保有借鉴、参照、垂范乃至资治的社会文化功能。

对于每个公民、每个读书人来说，经典名著在科学的现代意识观照下，其文化内涵必有启迪当代公民明辨何为公正、何为进步、何为正义、何为真善美之功能，并且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有所追求，有所进取，有所摒弃。

记忆中有位当代作家，谈到阅读名著的感受，他认为，阅读进入了敬畏，那阅读便有了一种沉重和无法言说的尊重，便有了一种超越纯粹意义上的阅读体味和凝思，进而有了自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对世界和中国历史竟那样缺少骨肉血亲的了解。我想，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吧！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谁都不会否认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也是一个喧嚣和浮躁的时代，商业因子竟然太多地渗入阅读世界。人们不妨看看大大小小的书店里那“经典”的盛况：“经典小说”“经典美文”“经典抒情诗”……可以说滥用“经典”之名已然成风，而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解读”也随风而生。这种功利虚幻症的蔓延，令人唏嘘。

今天，我们呼唤阅读经典，乃是一种文化上的渴望。在商业大潮和浮躁的氛围下，我们更需要精神的滋养，心灵的脱俗。李渔说：“毒气所钟者能害人，则为清虚之气所钟者，其能益人可知矣。”物质产品如此，精神产品当然更是这样。

文学艺术是最贴近人类灵魂的精神产品，它是捍卫人性的，而且越是灵魂不安的时代，我们越是需要它的抚慰。我们的使命是把阅读看成生命的一部分，因为阅读已经进化成了我们生命的一种欲望。

注释：

[1] 郭宏安：《必须和经典作品保持接触》，《文摘周报》2003年9月29日。

[2] 转引自魏列萨耶夫：《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蓝英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21页。

[3]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2页。

[4]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247页、第249页。

[5] 鲁迅：《三闲集》，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34页。

[6] 参见《读书》2005年第7期。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87页。

[8] 聂绀弩：《谈〈金瓶梅〉》，《读书》1984年第4期。

[9] 钱锺书：《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9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