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

本文节选：《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

作者：【美】多萝西·罗斯

译者：王楠 刘阳 吴莹

现代性的发现

在美国，社会科学是通过引进和采用18世纪和19实际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模型而兴起的。这些理解历史世界的新方式，产生于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并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塑造。

社会科学起源于18世纪理解现代社会的特征和未来的努力中。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 1748]、亚当·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1776]、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Outlines of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1795]、赫尔德的《迈向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Ideas towards a Philosophy History, 1784-1791]等都是这种新科学的典型性文本。基于现代社会与封建社会等各种前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他们设想社会科学能够指引现代社会进人未来。随着人们发现历史是一个人类建构的领域，创建社会科学的努力也开始了，它由于人类行动的累积效用而获得推进，并且采取了性质全新的形式。

对历史的这种理解是现代西方晚近的一个复杂的成就。在中世纪晚期，历史并非根据人类行动就可理解。在基督徒心目中，尘世中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意义存在超自然的世界中，并且处于永恒不变的基督时间序列中，在此序列内，人世间的历史得以展开。这种观点的长期统治以及对古代唯心主义的传承，严格限制了人们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在中世纪的框架内，自然的永恒领域是服从理性和法的，而一连串构成历史的特殊事件要么被理解为纯粹的偶然性，要么被当场不断重复的，因而没有时间意义的习俗；或者是界定人类存在的理想化理性形式的衰败；或者是上帝的偶然干预。

对历史的现代式理解是更为广泛的世俗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基督教的观点认为，永恒时间由一系列上升序列中的神圣事件所标识，当这种观点投射到世俗时间中，就赋予了历史某种程度的意义和进步性。与此同时，世俗世界的变迁渐渐地与神的永恒世界及上帝的不变的真理相分离，理解人类历史的具体构型的世俗模式于是获得了权威。此后，变迁被理解为一系列性质不同的现象构成的序列，而不仅仅是偶然的变化或者是本质不变的事物的表面现象或环形车轮的一再循环。过去与现在虽然性质不同，但二者之间具有因果联系。直到19 世纪早期，这种将历史理解为持续的质性变迁序列的观点才获得充分认可，许多欧洲思想家开始用情景性历史话语[contextual historical terms]来解释整个现实，甚至包括那些早先被认为是绝对和不变的事物。笔者将称这种新的历史观点为“历史主义的”[historicist]，并把这种新的解释倾向称为“历史主义”[historicism]。

社会科学与历史主义一起从早期的现代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尽管过去对自然的理性理解和对历史事实的特殊化理解之间是相互分离的，但这些研究人类世界的方法在18世纪对现代社会的讨论中，以及在孟德斯鸠、斯密、孔多塞和赫尔德的著作中融合在一起了。人文主义者和法学家最早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时代中文学、艺术和法律的差异，并在自然和历史的背景中来解释这些差异。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力量冲突将这些传统动员起来，使得以往历史的差异性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孟德斯鸠和赫尔德的先驱性著作就是这类学识的成果。他们坚信国家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并在物理条件、文化影响和历史经验中寻找找这些差异的根源。与孟德斯鸠不同，赫尔德将这些差异充分地性于时间的维度中，因此，每个国家都是在其文化传统中形成适应于不同时期的发展形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早期现代欧洲，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的复兴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理解的来源。仍然秉持着理性形式的永恒世界和永恒救赎观点的意大利爱国者们复兴了公民人文主义的理想，认为公民要通过政治活动来充分实现他们自己。共和国是理想的政体，通过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平衡参与得以建立和维持。这是在历史时间中实现普遍价值的勇敢尝试，因此也成为赋予历史时间以意义的决定性的一步。然而，将时间纳入考虑时，共和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间破坏性的影响。这种有道德的共和国仅仅是腐败和堕落循环中的一个时刻。

在努力保护共和国免受腐败影响的努力中，共和主义的思想家们在随后的百年里逐渐赋予了历史因果关系一种复杂的理解。到了18世纪中期，在英国和法国的辉格党人和共和主义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一种自相矛盾的历史结果：只有在过去，简单的农业历史条件才能够保证共和国的健康，而现代文明化、商业以及被欧洲称为“进步”的精致化则会导致共和主义的腐化。为了回应这种僵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和历史思想家，最为著名的就是亚当·斯密，放弃了共和国理念转而追求商业进步从而将共和国的治乱循环转变为一种多级的历史进步理论。斯密关于财富的新科学指出，西方社会可以通过释放商业和工业的转型性能量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免于其他每个社会都会发生的停滞或衰落。

通过直接观察和分析自然现象而发展的自然科学同样推动了现代历史进步的新观念的出现。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卓有影响的纲领中，新科学可以通过一个进步过程改进和重构世人。到了18世纪，牛顿影响广泛的发现似乎是对培根承诺的重申。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家们发现。现代社会是理性的累积效益的继承者，它不会像其先驱那样要么总是处在蛮荒之中，要么在繁荣之后走向败落的宿命，实用工艺和科学的进步就是其最可信的证据。基于这种观点，孔多塞构建了一个理论，将进步视为前进的前提，并提出社会科学之光将照亮未来。

科学还以另一种方式对历史的现代观念有所贡献，即通过将理性的可理解性与历史的特定构型相联系。为了将新的“实验”方法运用到人类世界，大卫· 休谟主张观察“所有国家和时代中人类行动的统一性”。通过指出在特定的恒定环境中人性的不变倾向如何产生出常规性结果，以及在给定变化的环境中如何产生出有限变化的后果，经验法则也可以像自然法则那样被科学家发现。达一过程与更古老的自然法传统中的一个趋向是相容的，即由“正节理由”所揭示的行为理想法则，转向探寻在人类存在的不完美条件下理性的相关行动。孟德斯鸠、休谟和斯密在探究不同情况下人类行动的多样化合理性时，都是速循此道路。当启蒙思想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进步问题时，他们的着眼点是转变发生的那一刻、以及由举止方式、风俗和制度所形成的、变化的“自然”。尽管斯密假定存在特定的普遍心理偏好，如实物交易倾向，井认为存在交换的普遍法则，如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但他关注的仍然是人类发展的进步过程。他认识到“所付的技艺、科学、法律和政府、智慧甚至德性本身”都根植于社会的经济组织中。因此，当文明经历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若干个发展阶段时，它们也随之变化。

社会科学在其初始就抱持着对历史的新理解和对现代性的高度期望。他们对现代社会得以存在的历史支撑都表示认同，如商业发展、科学，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代议制国家。基于苏格兰和法国发展起来的对文明的启蒙主义式理解，他们将现代性界定为多样化，在这里、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粗鲁、简单让位于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舒适性和价值。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产生自劳动分工多样化，在科学进步和专业化的支持下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里，个人可以选择多样化的目标，实现不同的潜能。社会科学就是这一进步的代理人。在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环境和苏格兰与德国大学的道德话语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的纲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实践性的和道德的。他们所关注的经济活动、实用工艺和精致享受等多样化领域，是一个与政治活动的古典领域相反的私人价值世界，他们发现了社会，并将其视为人类活动基本的、无所不包的领域。

从一开始，社会科学就使用了自然科学和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不同方法。由于同时肩负理解历史未来趋向及其18世纪的来源的任务，社会科学被束缚于自然的普遍法则和历史文化与制度的特殊理解中。孔多塞基于数学概率论，试图发展出一套统计社会科学，从而为政治学中的理性决策提供工具。斯密跟随牛顿，致力于寻找千变万化的现象之下的简单法则，但是他也在关千促成并延续商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历史记录中去进行解释。赫尔德提出一种由心理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推动的经验的、历史的科学，并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他的著作导致了普遍的自然法则、不同的种族、地理和文化环境以及有道德目标的个体及历史中的群众形成了一次不稳定的结合。

现代性的发现直到今天仍然是理解社会科学的基础背景，因为现代社会的未来仍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多样化是他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道德和功利主义的目标持续地塑造看他们的纲领；对科学方法的多祥化理解仍是连接普遍法则和特殊观察的桥梁。但是当历史变化时，新的背景出现了：18世纪社会科学创始人纲领的重要方面被动态的历史改变了，而最早发现这种动态性历史的正是他们。到了19世纪早期，法国大革命及其余波、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和浪漫主义的成长，深化了对历史的现代式理解，增加了社会科学家检验现代社会命运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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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许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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