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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厂,我去国外做蓝领,依然躲不过40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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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外做蓝领,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人生选择。这意味着远离内卷,变得松弛,但同时,也丢掉了自己奋斗多年的履历,一切从零开始。

我们找了几位出海打工的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放下原有的积累?如何开启一段新生活?价值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文 | 徐晴 月弥

编辑 | 金匝

姓名:张彦斌

年龄:70后

住址:塔斯马尼亚岛

职业:电工

“来了塔斯马尼亚岛,我也没有摆脱中年危机”

我是山西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先是在媒体工作了十几年,后来去了互联网大厂,成为一名中层。但现在,我在塔斯马尼亚岛,当一名电工。

有出去的想法,是在2017年。在那之前,我在北京东五环外住着一套大房子,孩子不到3岁,过上了曾经想象中的那种“中产”生活。直到孩子快上幼儿园——“中产”幻想被打破。

考虑到孩子要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我们把大房子置换成一套老破小学区房。那个房子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住在一层,白天不开灯的话,屋里漆黑,下水道也总是堵。我有时候在公司工作,会接到家人电话,说下水道又堵了,我就得回去处理。

房子的面积太小了,小到它得“限额”,同时出现在这个空间里的人不能大于3个。白天,我跟爱人分头上班,孩子的姥姥和保姆负责接送孩子去学校,晚上我跟爱人回来,姥姥和保姆各自回家。

生活在国内,想完全脱离鸡娃的氛围很难,一到周末,小区的孩子们集体消失,都去上各种课外班。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送他去上兴趣班,周六学游泳,周日学画画,我跟爱人的周末就是陪孩子上课。

换房子对我们一家的生活影响太大了,时间久了,大家都很难受。我本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同时,我不希望孩子长大后经历更剧烈的竞争,用更多的努力换来没那么舒适的生活。所以也会想,之后到底要去哪里。

其实如果想过得更舒服,回老家也是一个选择,但我没有想过这个方案。我父母的想法是,你到北京已经顶天了,人不能倒着走,好不容易从山西老家出来,上大学、读研究生,为什么要回去呢?而我,从18岁离开家到后来40多岁,一直生活在北京,故乡已变成了需要探亲时才回去、“陌生”的地方。我甚至不太熟悉回家的路,每年春节回去,我爸都会站在小区门口给我指路,生怕我找不到从哪里进小区。

2016年,我去美国采访,认识一个外来的家庭,他们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也让我也动了走出去的念头。这对夫妇十年前带着孩子来了加拿大,我发现跟他们聊的话题和跟国内的朋友完全不一样,孩子不是中心,也不涉及课外班、择校什么的。他们夫妇俩热爱旅游,非洲、北欧、南美都去遍了,已是旅游圈内有名的博主。同行的几天,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对我影响很大。于是,从2017年起,我和妻子开始准备走出来,寻找生活原本该有的意义。

2019年4月,我们真的搬到了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这个地方离悉尼很远,就像澳大利亚的“海南岛”。第一次来,我们是以旅游者的心态,看什么都新鲜,真正居住之后,还是得面对更日常,也更现实的问题,比如孩子在什么地方上学,一家子在哪里住,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平和房租怎么样,我们要靠什么赚钱。

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课,澳大利亚的政策是,不管是租是买,只要有住房合同,就可以在那个学区上学。我们看了这里学校的排名,在排名靠前学校的学区里租了房子。

刚到这里的半年,房租是一个月1.3万人民币,家庭支出也不少,钱只出不进。父母还时不时催我,不能坐吃山空。我嘴上说不急,但内心其实很焦虑。

我爱人在国内是旅游行业的,我们在安顿下来后开了个旅游公司,做个性化定制游。但刚做成了几单后就发生疫情了。我们还买了一个小农场,种红树莓,但也没挣到什么钱。我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一直对电工很感兴趣,之前装修房子,电路是我跟装修师傅一起搞定的,在澳大利亚,这个工作强度也不算大,符合我的期望。

澳大利亚有很完善的职业教育课程,通过技能培训拿到证书,就可以做相应的工作,规则划分得很细致,很专业。我报名了本地的一个电工课程,花了大概1200元人民币,拿到了一个证书,凭借这个证书,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连接设备、安装监控、烟雾报警器等等,如果想做更复杂的工作,就得找一个师傅,做4年电工学徒,拿到电工证。

▲ 为一位农场老人装过太阳能系统,诺大的农场里只有一个人、两条狗。老人享受孤独的办法是一边干活一边喝啤酒,整个屋子里一股酒味儿。图 / 受访者提供

选择电工这个工作,直接的原因是赚得多。在澳大利亚,时薪最高的职业可能是医生、律师,一小时120澳元左右(约560元人民币),电工的时薪可以达到一小时80澳元(约370元人民币)。从2020年10月到现在,我做了好几个工作,除草工、油漆工、浴室厨房翻新,还跟着一个水管工干了几个月。

在塔斯马尼亚岛生活,我感受到很多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这里的劳动真的不分贵贱,首先体现在它的报酬上,其次是其他人对待劳动者的态度。每次做完零活,房东都会走出来说很感谢你帮助了我,会请我或者其他工人喝咖啡。

走在路上、坐在餐厅里,经常看见穿着工作服,满身是灰的工人,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的教育理念不像我们的父辈——自己是工人,希望孩子努力读书,不要再做工人。澳大利亚的老电工如果有多个孩子,必定会有一个孩子会当电工,他要把他的技能传给下一代。

这里也并不内卷。租房的时候,我们想,既然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大家不是都跑到更好的学校附近居住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家长并不太在意哪个学校最好,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快乐地成长,可以到了高年级再努力学习,父母也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排在首位。我们认识一个邻居,因为工作变动,带着家人孩子从悉尼搬到塔斯马尼亚岛,就相当于从北京搬到了海南生活,他们也觉得十分正常。

相比工作,这里的人们更爱生活,工作日是工作日,节假日就彻底脱离工作,以家庭为单位出游。他们不怎么喜欢即时沟通App,有事用邮件联络,没人要求你立刻回复。人都很平和,在塔斯马尼亚,即便堵车时也没有人按喇叭。

但在这里生活,也有不适应的那一面。塔斯马尼亚岛的面积是海南的两倍,人不到海南的十分之一,华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久了,有一种荒凉的感觉。这里也没有国内那么方便,点个外卖30分钟能送到家里,网上买个东西,过几天自动出现在家门口,这在澳大利亚不现实。刚过来的时候,我们订了一些家具,之后分了好几批,用了两个月才全部送到。生活节奏慢,办事效率就低,第一次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学校通知了我一个日期,我们那天到了,对方才说日期不对,还得过几天,我们只能把孩子带回家。都得有个适应的过程,慢慢才接受。

工作上也会有一些落差。到了国外,从前的履历都清零,我不再是一个大公司的中层,也不再是去了哪里都有人知道我的公司,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四十岁男性。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我们的旅游公司也没什么业务,感觉一下子空闲时间多了,不知道该干什么,后面学了电工,才逐渐充实起来。

再之后,我人生的40岁危机在塔斯马尼亚也出现了,我想做电工学徒,以后当持证电工,但没有人愿意雇我。二级电工证拿到后,两年时间里我投出去50多份简历,基本上是石沉大海。我大概知道原因,第一,我是华人,一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不是本地人,另外,我还是一个40多岁的求职者。澳大利亚学徒制规定,付给年长工人的时薪要比年轻工人的时薪高。人家为什么要多付钱给一个外国人呢,直接找年轻人了。直到今年8月,一家墨尔本的华人电工公司来塔斯马尼亚发展业务,我才找到了师父。

在教育这个层面,我和爱人仍然在“卷”。在澳洲,最卷的都是华人家庭。孩子周一、周六要学中文,还要学游泳、画画、足球,一周里,他的free time只有一到两次——我们的教育观念并没有因为换了环境而完全改变。

总体来说,移民做蓝领,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获得了想要的自由,更多属于自己和家庭的时间,足以支撑生活的收入,所以可以接受。

前些天,我带着孩子开车十分钟去海边玩,他在玩沙子、堆城堡,我在旁边钓鱼、看风景,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没有目的,没有想要做任何功利的事情,只是在度过一段安心的时光。那样的时刻,让我觉得很放松、很自由。

▲ 塔斯马尼亚的小镇,一般十几分钟就能逛完,但每个镇都有自己的特色。小镇的人比城里的更友善,走一路打一路招呼。图 / 受访者提供

姓名:苹果

年龄:26岁

地点:德国

职业:建筑工人

“母亲倾尽所有,送我去德国做农民工”

4年前,公司老总一句“你们过来吧”,我就来了德国。当时我是参加我们公司的视频面试,没想到是CEO亲自来了,他见到我不到一分钟,就把这事定了。

我在国内是专科毕业,学的是建筑工程技术,家境也普通,母亲是公交司机,父亲在去世前是货车司机,所以我去德国打工,相当于也是做农民工吧。

出国前,我做过大半年的施工员,算是工地上的小管理层,要指挥工人施工、放样,测量这些工人不太懂的,也需要我们来做。当时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就觉得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能吃苦,遇到赶工期,我那一两个月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地,只有早上交班的时候才能抽空眯一会儿。我觉得挣表现分很重要,不能让人看到我在偷懒。

后来到了德国,“卷”的惯性还是被我带到了这里。刚去的时候我经常很惊讶:“啊?这样就下班了吗?我继续干,我是卷王。”旁边的同事就提醒我,休息时间,我们不工作。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后来才慢慢明白,他们知道每个人能干多少活,不会要求你超负荷去完成。

在国内,我负责指挥工人,但是来德国之后,我也要负责实干,体力劳动还是挺累的,每天在户外风吹日晒。最开始,我也有些落差,但后来发现,这边所有人都要参与一线施工,我的领导也在和我一起干。

德国有规定,低于气温5度是不施工的,夏天高温也会停工,我是重庆人,欧洲的高温天气,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对德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受不了。我的德国同事们只要超过了38度,就在那儿说要溜了,午饭还没吃,就全都回家了。

▲ 休息时间同事们会坐在一起聊天。图 / 受访者提供

这边的蓝领,都是干一辈子的,我的同事们,他们都互相认识了三四十年,还会拿以前的照片给我看:“你看他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头发,现在已经成了光头。”

我认识几个开货车的老头,一把年纪了,也还在开大货车,那么高的车,他们三两下就爬上去了。我问他多大了,才知道老人家已经73岁了。他说没有办法,这边已经没有人来开这货车了,他本来67岁就要退休,公司又把他返聘回来。

德国同事们虽然不卷,但是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个人很讨厌极端通勤,一天来回的通勤时间一旦超过了一个半小时,我就会觉得过得很抑郁。但我的德国同事们很多住在乡下,甚至是另一个城市的乡下,每天上班需要开车130公里,来回就是两百多公里,他们依然乐此不疲。

其实,家人把我送到德国挺不容易,我母亲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当时我只是提了一嘴想出去看看,她就拉着我说:“你要出去的话我支持你,一定把你送出去。”

我这份工作的语言要求是需要过德语B1,所以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习语言和准备签证,其他的都是中介负责解决。出国前的花费,不包括生活费的话,大概是十一二万,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虽然和亲戚们借了些钱,但还是不太够,我就找到中介说家里没这么多钱,问他们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分期付款,最后是一点一点地还给他们的。

虽然自称是“农民工”,不过我也转变了一些观念,蓝领的工资在德国算是中等偏上的,我的时薪是25欧元,每星期的工作时间是40小时,周一到周四工作8.5个小时,周五工作6个小时,算下来月薪差不多是3万元人民币左右。每年还有30天的假期,前阵子有国内朋友问我,30天包括周末和法定假期吗,我还愣了一下,周末和法定假期不工作不是应该的吗?

后来这四年,我没有再花家里一分钱,哪怕是实习工资比较低的时候,也紧巴巴地过来了。2018年冬天,我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奖金,150欧,重庆的冬天基本上不下雪,所以我也没有太厚的冬装,在德国,我用这一百多块去买了几件衣服,就把那个冬天度过去了。虽然现在我的工资比做学徒时高了,但是生活成本也变高了,燃气上涨了6倍,前阵子我刚收到房租涨价到700欧的信,还补缴了1000欧的燃气费,存了一年的钱,全交出去了。

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去到完全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人生,其实挺难的。和德国人接触时,我能从他们的表情和语气里看出来,他们尊重你,但只有掌握当地的方言和口音,和他们的思维模式同频,他们才会真正认同你是自己人。

我的语言天赋很一般,不熟悉他们的方言和词汇,在工地上待到第四个月,工作上的沟通我基本是能听懂了,但要说更进一步的理解或触及灵魂的交流,就比较难了,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只和中国人玩,女朋友也是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中国留学生。

德国是欧洲的时尚荒漠,也是美食荒漠。本地人饮食很单一,德国人常吃的主食面包大列巴一欧一个,便宜是便宜,但是中国人常年吃肯定不习惯。这里的中餐馆都是家族传承,我吃过一次,吃了一口我就眉头紧皱,赶紧扒两口饭吃饱了走人。我参加过厨师培训,都是自己做中餐,还学会了自己和面包饺子,以前不常做的烤鱼和麻辣香锅也变得很拿手了。

不过,因为语言和文化的不同,也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有次一个德国朋友结婚,把我们几个叫到超市去,他说“我今天结婚了,我付钱”,我们一个人拿了一瓶啤酒,然后大家一起碰了个杯。一瓶啤酒一块钱不到,就算把婚结了。

还记得刚来德国的第一年,因为还是学徒,假期不能累计到下一年,不休的话就浪费了,我就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当时工地特别缺人,我工地上的领导说:“你请假了我从哪找人去?”我当时立马认真地说,那我也可以不请假,这么缺人的话,我继续工作没问题的。结果没想到他让我回去好好休息,就算再缺人,休假也是我的正当权利。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领导应该只是在和我开玩笑,而我也终于过上了有上下班界线、不用想尽办法挣表现分的生活,我也慢慢意识到,没有必要那么那么地节省了,还趁着假期去了一趟意大利,从慕尼黑穿过阿尔卑斯山,到威尼斯玩了一圈。可以用自己挣来的钱享受生活,真好。

▲ 穿过阿尔卑斯山时,大雪封路,在路边一家餐厅望着壁炉里面燃烧的木头发呆了好久。图 / 受访者提供

姓名:羊迪

年龄:90后

地点:澳大利亚

职业:打零工

“我在澳大利亚摘草莓,月入两万”

2015年,我大学毕业,学的专业叫做动物医学,但是我很恐惧外科手术,做不了医生,只能跨专业,去了一家地产公司做管培生,实际上就是做销售,卖房子。

我在地产公司工作了一年,那时市场行情很好,很赚钱,也很累。一个月上30天班,休一天,晚上 10 点下班,有时候也会通宵。压力很大,大家都背着业绩,一到月初,一睁眼就有2000万的任务要完成。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领导们会对着我们喊:“同志们早上好。”我们也喊:“好,很好,非常好。”大家不断加班,天天去打电话,一天打几百个,即便下午6点就可以下班,但如果没有卖出去房子,也不敢走。

那份工作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工作和生活是不可能平衡的,工作会跨过它的边界渗透进生活。比如每次开盘之后要清盘的时候,我的微信和朋友圈就不属于我自己了,我要把头像换成公司的logo,跟同事一起齐刷刷地发推广朋友圈。微信群里,领导说谁卖出了一套房,我们所有人都要发三个大拇指,三连击刷屏。

我的时间被工作占满,每天一睁眼就是工作,睡觉的时间也在工作,梦里都在想着工作的事情。我在北京那么长时间,没有跟我的朋友同学吃过一顿饭,因为他们总是找不到我。我永远都在工作的位置,偌大的北京城我从来没有逛过。

那份工作让我赚到了一些钱,但赚得越多越迷茫。我当时的领导是一个女强人,年入百万,大概30来岁,还没有结婚,常年加班,没有任何的生活。我并不想沿着她的轨迹,继续成为她。

我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就辞职了,然后给自己留了一段时间,去外面走走,看看,放松下心情,思考一下人生。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申请了打工度假签证,去了澳大利亚。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大家都管澳大利亚叫打工度假天堂,最低时薪差不多是15澳元,相当于70多元人民币,性价比非常高。

我在一个背包客网站上找到了两份零工。其中一个雇主是一个台湾女生和她爱人,他们做酒店开荒的工作,比如建好一个楼,她找人去做打扫,1 小时15澳元。另一份零工是在农场摘草莓,雇主也是个台湾人,摘一篮子草莓5澳元,合人民币25块钱,我一小时可以摘3篮子。

不管是做清洁工还是摘草莓,我都觉得很轻松,之前卖房子的时候,劳心劳力劳身体,做这些零活,完全只是单纯的重复的机械性,反而轻松了。

在这两份零工里,我感觉到国内和国外工作环境的不同。这里的人们对劳动者更尊重。在地产公司时,客户会把我当成一个工具,经常打断我说话,了解他们想要的。看完房之后跟我承诺要买,回去之后立即把我拉黑的事情经常发生。还有一对夫妻交了定金又反悔,不想买了,他们没有找我沟通,直接打投诉电话,让我把定金退回去。

但在澳大利亚,我的雇主都对我很好,摘草莓的时候,整个农场大概六七十人,只有我一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很孤独,干活速度又慢,别人10分钟能摘一筐,我得20分钟。一个中国台湾人主动来跟我聊天,跟我讲他接下来的计划,有哪些梦想和想法,还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主动帮我摘草莓,摘完之后放到我的筐里。

我当时也在打工换宿,在一个家庭里住了大概两个月,帮忙做做家务就可以免费住。这家人的女主人叫卡洛琳,她会邀请我跟她的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和感恩节。他们也很相信我,有段时间,他们一家要出去玩大概一周左右,直接把钥匙给我,让我一个人帮他们看家。

▲ 打工换宿的男主人的儿子从海里抓上来的野生龙虾,煮熟了大家一起吃。图 / 受访者提供

澳大利亚没有加班的习惯,时间运行地非常准确,说是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超出5分钟都必须要给加班费。工作和生活有很明确的界限,澳大利亚人常常一周里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卡洛琳家族里有一个地质学家,一年出差工作两三个月,结束之后就回来陪伴家人,这种工作模式在澳大利亚很常见。新朋友在互相介绍时也不会说自己的工作是什么,而是说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去过哪个国家,以一个人的角度去介绍自己。

被这样的气息感染,我也放松下来,有很长的时间骑着自行车环岛,还去了当地的博物馆、图书馆看一看,开始在不打零工的时间里享受生活。

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的一个雇主邀请我正式留在那里工作,这样就可以拿到工作签证,持有5年工作签证,就可以申请永居。他给我抛了橄榄枝,但是我没有接受,因为心里还是不太平衡,我读了那么多年书,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在北京工作,你现在让跟着你做一辈子清洁工,我怎么会愿意呢?

在澳大利亚,初代移民都很苦,他们在国内的教育经历是不被认可的,985毕业生,像我一样摘草莓或者是做清洁工的,也不少见。那些出去了过得还不错的,大多有国外的学历。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很难融入澳大利亚的文化。那里最大的节日是圣诞节,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感恩节的第二天,卡洛琳家里举办家族聚会,吃盛大的晚餐,大家拿着一杯酒跟亲朋好友聊天,虽然是他们很愿意跟我聊天,但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融入不进去。

澳大利亚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好山好水好寂寞”。整个社会很扁平,很单纯,历史又非常短,千城一面,每个城市的样子都差不多,没有像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每个城市、村镇都很独特。

打工旅行了4个月,赚了大概几万块钱之后,我就回国了。这段经历带给我很多的思考,我很清楚,我不想做从前那样的工作,不想被同化成一个岗位上精致的一个螺丝钉,于是做了自由职业者。

最近一两年,好像很多人都想出去,我觉得可能要想好几个问题,比如家里人老了之后怎么办。我们的父母别说是出国了,连离开自己的城市都不愿意。我现在定居南宁,让他们来看看我的新房子,他们死活也不愿意,就觉得我老家——大连旅顺口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 澳洲的路边随时都可能偶遇袋鼠。图 / 受访者提供

姓名:小智

年龄:90后

地点:日本

职业:中介

“已经很少有中国人愿意来日本打工了”

我是2008年来日本留学的,毕业之后做了很多份工作,现在在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主要的工作是帮各个国家的人在日本寻找工作,然后我们抽成作为中介费。

根据我的观察,从国内来日本工作的人,主要分三个时间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12年之前。日本对于技术非常严谨,像普通工厂里的机床工人这样的蓝领,收入非常高,地位不亚于公司管理层,这类工作不会让外国人去做。所以,那时候来日本的中国人主要是做体力工作,比如在农场摘菜,在水产公司卸货,给建筑公司刷墙、搬砖等等。

来日本留学的人也很难找工作。像我自己,我打的第一份工是在物流中心搬货卸货,650日元一小时,去应聘的人很多,需要懂日语,体力也得好。但我那时刚来,不会说几句日语,每次打电话想预约去面试,人家都会质疑、拒绝我。但是我没办法,不打工就没钱吃饭,拒绝我了我也去,只要放学,我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到那里,连续去了一个星期,负责人实在没办法,就录用我了。可见,那时候找工作困难到这种程度。

不过以当年国内的收入水平来看,报酬还是很可观的。我们公司旗下的一个客户,主营业务是做房子的外墙涂装,需要登高,上脚手架,他们给工人的报酬可以达到20万日元一个月,差不多一万多人民币。这些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很高,那几年,从广西、四川来日本做这样工作的人比较多。

2012年,安倍上台是个分水岭,他推行安倍经济,各个行业,尤其是旅游业发展得特别快,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来日本,产生了非常多免税店导购的岗位,所以新来的留学生可以很容易找到工作,来日本打工的人,也有非常多年轻人。有了这样的岗位,那些体力工作就没人愿意干了,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经常满脸愁容过来找我们,说招不到工人。

到了2018年左右,日本的互联网行业非常需要人才,吸引了很多国内来的码农。我认识一个码农大哥,在国内的时候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技术骨干,但不属于管理层,一个月两三万工资。但他来日本之后,一个月薪酬接近二百万日元,大概12万人民币。他说基本上是同样的工作内容,同样的工作强度。我有个亲戚,在国内是一个月6000元人民币的码农,来了日本,收入也可以翻两倍。

唯一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签的是短期合同,比如说开发项目,这个项目上架之后,这活就干完了,就像是雇了几个人来盖房子,房子盖完以后,工作就结束了。如果能找到下一个项目,还可以继续工作,找不到下一个,也得回国了。

2018年,我自己也去做了码农,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但毕业太久了,全忘了,回国补习了半年,又来到东京,进了东软旗下的一家公司,每个月的薪水大概4万人民币。我其实是个“假码农”,当时只做维护的工作,说白了就是翻译,因为国内有对应的项目组在干真正的技术工作。真码农都是从国内来的,如果语言又不好,他们被分配的就都是苦活、累活。在日本,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工作,纯粹是打工赚钱,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这股来日本打工的潮流,在疫情爆发之后基本停滞了。一是进出不方便,另外,日本的经济也没有像从前那么好了,汇率变低。2013年,大概1万日元可以换830块钱人民币,到今年,1万日元只能换500人民币。单纯的体力劳动,好一点的到手20万日元,只有大约一万人民币,更普遍的是到手15万日元,还不到一万人民币。这个薪资水平,在国内送外卖、跑滴滴也是可以的。

码农来得也少了,因为那些大公司也发觉经济形势不好,原本今年要开发的项目,可以往后推一推,过段时间再看一看。日本的生活成本也慢慢涨了上来,物价很高,每个日本家庭的基本生活成本,会比以前要多出1000元人民币左右。

现在来的比较多的,是越南、缅甸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人,来日本打工的中国人,已经很少见了。

▲ 图 / 日剧《铁之岛》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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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资讯
2023-01-31 19:58:03
2023-02-01 17: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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