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经济学

　　【磊哥观潮】

　　GDP的缺陷反映了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过于关注总量而缺乏结构化分解。

　　郑磊

　　当人们谈到生活的意义时，有很多人会把幸福快乐放在优先位置。在经济学里，主观效用是一个与此有关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学派。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的感受就是一种效用，而这个学派的主要观点就是：凡是能将效用（幸福）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确的、公正的。边沁提出应该有一种“幸福计算”方法可以测量快乐和痛苦。这个观点影响到了后来经济学家提出的边际理论、厂商和消费理论、政府干预主义、福利经济学等。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直接深入研究“幸福”，而是把它当做效用的一部分，用简化方法加以处理，并应用在最大化的数学计算过程中。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者重新回到边沁所提的幸福（主观效用）概念，如何量度“幸福”得到了当代经济学家的关注，如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的“幸福悖论”，发现经济增长未必和人们的幸福感之间总是具有正向关系。客观地说，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经济增长确实整体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确实增加了幸福感。在过去很长时间里，GDP确实可以作为经济增长和生活幸福的量度指标。正如历史总是在迂回中前进，16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经济总量的进步都非常微小，而最近500多年经济突飞猛进，人类似乎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重新探索经济增长之外的生存价值。

　　GDP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最先提出的，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发展排名的最重要依据，目前排名是美国和中国位居前二；而在人均GDP的排名上，美中两国分别位居第五和第五十九。另一项全球排名从2012年开始由联合国在《世界幸福报告》中发布，越来越引入瞩目。2022年该报告在全球146个参选国家中评出前十名最幸福国家里没有美国，第一名是芬兰，紧随其后的是丹麦、冰岛、瑞士、荷兰、卢森堡、瑞典、挪威等北欧和西欧发达经济体，以色列和新西兰分别排名第九和第十。美国位居第十六位，中国排名逐年上升，从2018年的第八十六名上升到2022年第七十二名。无论是以GDP总值还是人均GDP为标准，都反映了单纯的经济测算与人们幸福感的不匹配。

　　对此结果，人们可能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对幸福感测量的不信任。诚然，幸福感来自主观感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幸福感都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心理学家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进行了各种测量方法的长期试验和对比。比如，美国从1972年开始的综合社会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和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等。科学家发现人们对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分级评判的稳定度和可靠度相当可信。由于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来源大致相同，不同国家之间测量结果具有较高的可比性。

　　第二种反应来自对GDP计算方法的质疑，这是个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只列举它忽略了什么。GDP无法计算未报告的活动，比如家务劳动、志愿服务等非正式的经济活动，但是一些可以观察到的破坏性活动却被计入了，比如战争和为恢复灾难和次生灾害支出的费用，甚至在地上挖了坑再填上土，都计算在内，而社会净财富不仅没有增值，可能还减少了。类似地，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确实可以提高GDP，但是对社会财富的长期增长潜力带来的危害难以测算。GDP也无法反映新产品、质量改进、创新带来的进步，无法计量技术进步导致工作生活方便和休闲时间增加带给人们的好处，也忽视了财富分配过度不均带来的危害。

　　GDP的缺陷反映了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过于关注总量而缺乏结构化分解。当人们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时，这个问题尤显突出。各国不断探寻能够代替GDP的指标，比如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马来西亚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数”、“真实发展指数”，经合组织认可的“美好生活指数”和“同一个地球资产负债表项目”等。所有这些提议都旨在采取不同的方法，用社会、环境因素补充甚至取代GDP指标。但是这些国家本身的发展水平难以令人信服。退而求其次，用人均GDP的中位数和众数来代替总量GDP可能是目前较合理的选择。以日本为例，尽管同时面临人口下降和增长停滞两大问题，日本的发展表现要好于大多数国家。日本的人均GDP一直在高位上保持增长，并且自2007年以来，适龄劳动人口实际的人均GDP增速超过了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对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国家来说，人口减少并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生产力提升不再依赖人口数量，甚至不会要求人们像过去那样付出大量劳动时间，假设GDP保持稳定增长，则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对人们的幸福感体验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也许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

　　（作者系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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