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王尧和他的“知识分子写作”

苏州大学教授王尧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作为批评家，他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摘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作为散文家，数十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出版有《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多部散文随笔集。2020年，王尧六十岁，他在《收获》交出了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
11月13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50多位学者以线上、线下参与的方式畅所欲言，谈谈每个人心中的“这一个”王尧。

11月13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在南京举行。现场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50多位学者线上、线下参会

他的创作总能对应他的研究
王尧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后来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他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莫言王尧对话录》《彼此的历史》等。 王尧还是一位将创作与研究融为一体的文学创作者。
“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部《民谣》，作家是那个能把那些无形的、独特的个体记忆与经验，用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人。”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汪兴国说，“小说一旦写出来，它就以文本的形式进入了历史，又将影响着我们以及后来的读者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和理解，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王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

在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看来，一个学者如果没有文学感觉，做出来的文学研究难免会有隔膜，而王尧很早就参与了文学创作。诗歌、散文、小说……他的文学创作总能对应他的文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这样一种学者和创作者的质素在文学界里非常罕见。
丁帆还强调，王尧的小说和散文都充满了诗化的语言，被不少人归于汪曾祺写作一脉，但其背后的关键还是人性的，历史的，审美的。在这样的文学感觉中，王尧把文学史研究对象变成鲜活的体验，把抽象的概括和丰富的文学感知结合到一起。“文学研究始终不能离开文学本质性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丁帆说。
一部不需要文学圈“包容”的小说
对于王尧的文学创作，《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最早看到的是一篇名叫《在台下张望与聆听》的散文，其中仔细回忆了高晓声、陆文夫等前辈作家的风采，文字充满了机智和幽默，又有丰富的学养。随后《收获》就开设了王尧专栏“沧海文心”。等到2020年拿到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程永新一下就有了“惊艳的感觉”。
《民谣》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这句话就像电影《阿甘正传》片头那片随风飘起的羽毛，带读者走进了主人公柔软的回忆里，也奠定了整个小说似水如诗的叙述基调。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在记忆不断闪回，回忆不断重构的叙述里，故事就此展开。

《民谣》首发于2020年《收获》杂志第六期

“这是一部在精神世界建立了小说价值观的作品。所谓小说价值观，是生活观、人生观、艺术审美观的综合。”程永新说，“身处文学现场，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写了很多年，小说价值观还是模糊的，不清晰的，缺乏主体意识。小说价值观和‘主题’‘体裁’有关又无关，但它和‘人生’‘历史’‘个人’‘存在’有关。《民谣》的出色在于，它通过一部作品建立了全面的小说价值观。”
程永新认为，《民谣》有成长小说的元素，有非常成熟的思考， 它对记忆和历史的处理达到了极致。
在程永新看来，《民谣》是一部可以忽略写作者身份的小说。“很多批评家、编辑写小说，我们对作品多少带着包容。但《民谣》不需要，它凭着文本本身，就足以在小说创作领域立足。它的形式之美、结构之美、语言之美，维护了汉语的尊严和优美。我个人认为，当代文学史大概率绕不过这部《民谣》。”

王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

他的创作关乎进入历史的方式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记忆”都是人们理解王尧文学作品的一大关键词。
“《民谣》最有价值之处，在于‘60后’开始回忆。”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王尧和我这代‘60后’在1980年代是以史铁生、王安忆等‘50后’作家作品的研究者的身份初入文坛。此后‘50后’这代人书写个体和时代的关系，往往弱化了当事人，将‘我’置于‘我们’之中。而《民谣》则是一次‘逆行’——它开启了个人历史的回归，挖掘出被埋没已久的‘自我’。”何向阳观察，《民谣》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我”，第二个自然段则有六个“我”。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尧是从1980年代的“他者”研究进入了1970年代的“自我”回归。何向阳因此相信，这次研讨会不只是一次个人的研讨会，也不只是一次“60后”的集体回忆，而是一次值得载入史册的文化事件。
“除了小说《民谣》，王尧的散文写作也值得收获更多的关注。”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特别注意到王尧关于中国现代文人的写作。张新颖称，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也不过一百年，但在这一百年里，不断有新东西堆上去。“王尧的这类写作挖掘出堆积层掩盖下的存在。这些存在里面有我们过往的精神脉络，是到今天还应该对我们构成意义的精神传统。”
给后人留下若干“好的故事”
在文学创作之外，王尧的文学研究亦与“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王尧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是具有深度的。有些观点如“研究文学也得研究历史”在今天已成常识，但在他们那一代人初入文坛、“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声震耳欲聋时却并非如此。“坦白地说，我一开始接触王尧文章还有点不太适应。他太喜欢讲故事了，每篇论文都要讲几个文学史故事。后来才知道，任何研究必须进入历史，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由此回味出王尧讲故事的理由。”
同时，王尧的研究也具有温度。郜元宝说：“我最初进行文学批评时不认识作家，后来有条件认识了，也总是刻意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王尧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小说家论坛’，倡议批评家和作家面对面展开交流。他自己的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不仅有八卦，还有很多文学诞生的关键细节。这些都是中国古人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王尧与莫言

王尧与张炜

王尧与李锐

王尧与张充和

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
“我是一个写作者，尽管涉及到不同的文体，但在‘文章’的传统里，我不认为自己是‘跨文体’写作，用不同的文体表达思想情感是汉语写作的传统。”《民谣》出版后，王尧曾以一位写作者的身份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事实上，他不止一次说过，批评家、学者、散文家、小说家这些名号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只把自己视为一位“写作者”，只想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我是一个有理想抱负的人，但我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我无意于确定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定位，恰恰相反，当我提出我们的故事是什么的时候，我是以历史为参照反省自己的薄弱和平凡，想知道自己如何存在下去。”王尧说。

王尧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特别区分了“知识分子写作”和“知识分子的写作”。“老实讲，作家的写作在精神上都应该是知识分子写作。反过来说，许多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坚守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仅仅是呈现了一些思想，而不是真的拥有思想。”
毕飞宇认为，小说最可贵的是一个作家拥有丰沛的思想资源，同时在这种思想资源的推动下打开他的感受方式，同时寻找到他的小说表达。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写作”。
“毫无疑问，王尧是一个拥有丰厚思想资源的学者，他更在思想资源的推动下打开了他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最后找到了一条通往小说家的路。”毕飞宇说，“他尤其善于处理记忆和历史、记忆和小说的关系。我们因此可以说，王尧是一个具有文化抱负的、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新锐小说家。我为江苏的文学涌现出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小说家倍感欣慰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