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最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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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一本书，和它所书写的地域融为一体，成为这个地域的代表，甚至影响到人们理解那个地域的方式？

有，就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

《白鹿原》的故事，发生在大约1911年到1949年这个时间段，涵盖了现代中国最激烈、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革命历史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白鹿原》的故事发生在关中地区，主要人物是中国乡土社会和革命历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农民，他们至今仍然是中国人口中最庞大的一个群体。

《白鹿原》这本书的写作，探讨了一个对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问题：当那个世界上最庞大、人口最多的封建帝国解体之时，历经了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换句话说，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究竟是怎样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

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个开场，既奠定了整部小说的风格基调，也带出了故事的核心人物，白嘉轩。

白嘉轩是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是白鹿原这个区域大大小小十几个村庄里，最受村民尊敬，经济实力最雄厚，也最有道德权威的人物。族长这个身份，是中国古代官僚行政制度以外，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族长不是官员，但族长的工作范畴却和地方官有很多相似之处，是游离在政治体制之外，掌管着地方社会方方面面大小事务的核心人物。如果说村落是中国社会信息量最富集的一个细胞，那么族长就是这个细胞的细胞核。

对白嘉轩来说，处理白鹿原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与其说是一种工作，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是教化。而施加这种教化的理论来源，是一部叫作《乡约》的条文。它不仅构成了白嘉轩的心理结构特点，也是生活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乡约》的内容简单浅显，它教人们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伦理，什么是忠孝什么是礼仪，是最通俗易懂和便于操作的一整套行为规范。

可以说，《乡约》不仅构建了白嘉轩的心理结构，也构建了整个白鹿原的社会结构。但是，这套在封建时代稳定存在了上千年的结构，正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入侵和挑战”。本书中，作为族长的白嘉轩在他后半生的大部分时光里，都在拼尽全力维系着《乡约》所代表的宗法传统，在时代的洪流中力挽狂澜，让白鹿原赖以存在的精神命脉，得以一再延续。用陈忠实自己的话说：“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与此同时，这些挑战也具象为这本小说里的其他重要人物，并引出了其他重要情节和线索。本书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角色是鹿子霖。

鹿子霖所在的鹿家，是白鹿原上的第二大家族，经济实力与白家相当。在古代的乡村社会，乃至现如今中国的农村社会中，衡量一个家族的实力，历来都有两个重要的硬性指标：一是家族的土地面积，二是家族的人口数量，尤其是男性的人口数量。土地代表着经济生产力，是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而人口的多寡，则是衡量一个家族香火是否兴旺，事业能否顺利传承的重要前提。鹿子霖对白嘉轩的挑战，并不集中在以上两点，而是集中在族长这个角色所代表的社会地位上。

鹿子霖对于白嘉轩身为族长的身份，带着些许敬畏，也夹杂着嫉妒和想要取而代之的欲望。当时间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革命的浪潮开始缓缓蔓延到白鹿原的土地上，在新旧政权轮换的这个空当，鹿子霖阴差阳错地获得了一个新的政治身份：白鹿镇保障所的第一任乡约。这个乡约并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乡约》条文，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官职，相当于镇长的角色。

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鹿子霖在整个白鹿原都是作为一个“二把手”的角色出现的，他和白嘉轩协力为乡亲们修祠堂，创办学堂，修补围墙，出钱出力，结果却只增加了族长白嘉轩的功德和威望。鹿子霖的财富在累加，但向来与族长的位置无缘。如今，鹿子霖成了保障所的乡约，管辖着包括白鹿村在内的好几个村庄，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挑战白族长的地位了。

白嘉轩警惕地察觉到鹿子霖的心理。但他的警惕，不是出于鹿家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挑战，而是因为鹿子霖的处世风格，违背了《乡约》条文的传统精神，背叛了宗法秩序下的道德伦理。白嘉轩担忧的，是一旦这样一个有道德伦理瑕疵的人，一个“官瘾比烟瘾还大”的人掌权，不仅不会做出对白鹿原有益的事情，反而会伤害到白鹿原的百姓。

情况也正如白嘉轩所料，鹿子霖担任保障所乡约的官职之后，就立即按照县长的意愿，给白鹿原的村民增加了沉重的赋税。而白嘉轩的回应，是继续利用《乡约》的道德力量来规训民心，同时动用自己在白鹿原的社会关系，煽动村民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税斗争，成功罢免了白鹿原的第一任县长。

在这里，鹿子霖所代表的是一种权力欲和私欲对宗法道德的侵害。作者对鹿子霖和白嘉轩关系的描绘，体现了乡村政治中那种暗流涌动的斗争，是来自内部的挑战。白嘉轩谨慎且稳妥地回应了这种挑战。作为同属一个阶级的同辈人，白鹿原两大家族的大家长，白嘉轩必须在明面上与鹿子霖维持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谦让的微妙关系，并小心地回应鹿子霖暗地里发起的一次次挑战。但这明显不是最重大的挑战，也不是最后的挑战。

接下来白嘉轩所面对的，是来自白鹿原年轻一代的挑战。不断加速动荡的社会变革，给了这些年轻人跳脱原有社会道德秩序的空间和机会。下一代人所带来的，是更为凶猛和激烈的变化。

故事中的另外两个重要角色，也是最富争议的两个人物，就是黑娃和田小娥。他们可能也是本书中性格最复杂，悲剧色彩最浓重的两个角色，尤其是黑娃。

黑娃是白家的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的父亲鹿三是个性格敦厚、对白家忠心耿耿、工作任劳任怨的长工，从白嘉轩父亲那一代开始，鹿三就进入白家开始担任长工了，包括白嘉轩在内的白家两代父子，都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鹿三，白嘉轩甚至在家里人面前直接称鹿三为“三哥”。白嘉轩和鹿三两家的关系，有点类似《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一家和哈桑一家那种非常融洽的主仆关系。

与自己的父亲鹿三相比，年轻的黑娃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现状。因为对他来说，继续生活在白鹿原，父亲鹿三就是他可以看见的最远的未来：成为一个老实本分的长工，一辈子靠给别人打工卖力气来维持生计。无论白嘉轩对鹿三多敬重，他们始终还是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阶层。黑娃看不惯白嘉轩，这里面还暗含着某种敌对，这种阶级意识是天然的，却也是模糊的。他不想接父亲的班，继续留在白家当长工，于是黑娃选择了出走，去到白鹿原之外的另一个村子另谋生计。

离开白鹿原之后，黑娃成为了一名“麦客”，也就是在农忙时节专门帮大户人家收割麦子的临时雇农。黑娃所在的这户人家姓郭，郭老爷是一位前清的武举人，他年事已高，但家底殷实，还娶了三房太太。他的第三房太太田小娥，是一位年轻貌美，相当有姿色的年轻女性。可以说，黑娃和田小娥的相识，是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一边是血气方刚，未婚未娶的青年庄稼汉；一边是独守空闺，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没法得到丈夫满足的小妇人。当黑娃和田小娥通奸的事实被人发现后，郭老爷残酷地惩罚了这对男女，最后却碍于家族情面，让黑娃领走了田小娥。

这对苦命的男女虽然身体饱受摧残，但却获得了心灵的短暂的自由，他们彼此真诚地依赖着对方，情投意合。但是，当黑娃领着田小娥返回白鹿原，想把她娶进门的时候，却遭到了鹿三和白嘉轩的反对。因为他们打听到了田小娥的来历，知道黑娃是在违背宗法伦理的前提下，才得到这个女子的；他们也根本无法接纳一个与人通奸的“荡妇”嫁到家里来。两人被扫地出门，住进了远离村庄的一个破旧窑洞里。黑娃和小娥本以为，自己虽然不能被家族所接纳，但抛开传统的束缚和外人的眼光，小两口依然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小日子。但他们想得大错特错。

在小说的后半段，黑娃和田小娥的命运充满波折，也是最为悲惨的。黑娃先是沦落为流寇土匪，在白鹿原掀起的第一场土地革命中砸烂了祠堂，并重重地打伤了白嘉轩；他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兵，再后来大彻大悟，浪子回头，重返白鹿原向白嘉轩和父亲认错，整日埋首于四书五经，终于洗心革面；解放战争前夕，黑娃率部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的阵营，最后又因为遭人暗算而被政府错杀。

而田小娥更是悲剧中的悲剧。黑娃离开白鹿原后，孤身一人的小娥先是成了色欲迷心的鹿子霖的猎物，后来又被鹿子霖利用，去勾引白家的儿子。事情败露后，田小娥遭受了残酷的宗族刑法以及全村人的唾骂，最后竟然被黑娃的父亲鹿三杀害了。小娥死后冤魂不散，在白鹿原上引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一时间尸横遍野，连白嘉轩的太太都因为瘟疫而死去。最后，白鹿两家的族人联手，将田小娥在窑洞里的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还盖起一座六角宝塔将小娥的鬼魂镇压，白鹿原的瘟疫才得以终结。

黑娃和田小娥对白嘉轩的挑战，是来自人性本能的挑战。黑娃代表着来自乡村底层的反抗，他反抗的是不平等的阶级划分，是压抑人性的宗法伦理。他闹革命，打土豪，砸祠堂，毁招牌，用暴力来回应所有的压抑，像一颗盲目乱飞的子弹，打伤了别人，也打伤了自己。但最终，却依然没能跳出传统文化的高大围墙。而田小娥是被传统文化的高墙压倒直至断气的殉道者，她的命运是作者在反观乡土宗族文化传统之时，看到的一面最黑暗、最污浊、最血腥的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里一个相当残忍的面向。

从当时的革命者以及当代人的眼光来看，黑娃和田小娥是追求人性解放，恋爱婚姻自由的先行者，也是牺牲者。但在白嘉轩眼里，他们则是实实在在的反叛者、挑战者；面对这种最激烈的反叛和挑战，他也只能以最激烈的方式去进行回应。这是黑娃和田小娥的悲剧，也是白嘉轩的悲剧。

来自人性的挑战虽然激烈，但白嘉轩依然能够凭借强大的文化信仰和传统道德去抵挡，去规训，去吸纳。但是接下来的挑战，是来自外部、来自时代的挑战，也是更为强大的思想层面的挑战。这里需要再引出书中另外两个重要人物，白灵和鹿兆鹏。他们俩一个是白嘉轩的女儿，一个是鹿子霖的儿子。

白灵和鹿兆鹏，是白鹿原上的“新人类”，是吸收了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新青年，是全身心投入时代洪流，试图改天换地的革命者。与黑娃不同的是，作为白家和鹿家这两个白鹿原上实力最雄厚家族的成员，他们有经济支援作为后盾，去到更大的城市，接受更新的教育；他们要反对的不仅是代表封建势力的乡村宗族传统，还要面对来自军阀和国民党势力的围剿。

在故事中，鹿兆鹏先是反对自己父母安排的包办婚姻，要求独立自主，后来在白鹿原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创办农讲所，设立农协，传播革命理念，发展党员。国共合作时期，鹿兆鹏成了白鹿原上第一所新式学校的校长，但不久后就因国共合作破裂而转为地下工作者，从此一生颠沛流离，最终不知去向。

而白灵作为白嘉轩最疼爱的女儿，也因为在外求学期间接受了新式思想的熏陶，受到了革命感召，加入革命青年的行列，成为了学校里的政治活跃分子，甚至在国民党的集会上用砖头砸伤教育部长，成了受到政府通缉的“不法分子”。

对白嘉轩来说，白灵和鹿兆鹏都是离经叛道的不肖子孙。白嘉轩对他们充满失望，甚至不惜与女儿白灵断绝父女关系，不仅是因为他们背弃了自己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在白族长看来，一个家族的年轻后代去关心家族事务之外的社会政治，是不可思议的，关心家庭伦理之外的社会伦理，也是不可理喻的。

但白灵和鹿兆鹏已经提前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变革的世界，革命的世界，那里有新鲜的事物，新鲜的世界观，新鲜的人际关系。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几乎不可逆转的潮流，也是最难“驯服”的挑战。也正因如此，面对这两个年轻人，白嘉轩是无可奈何的，用作者陈忠实的话来说，他们是“白嘉轩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

白嘉轩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来自他的大儿子白孝文。作为白鹿原的继任族长，白嘉轩最倚重的长子，以及乡约精神最有可能的传承者，白孝文本来是可以成为第二个白嘉轩的，但他并没能做到，反而成为了白嘉轩最薄弱的防线。

为了挫败白嘉轩的道德威望，鹿子霖卑鄙地利用田小娥去引诱白孝文，而年轻的孝文竟也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投向了田小娥的怀抱。此后，白孝文的堕落并没有就此停止，他染上烟瘾，为抽鸦片变卖家产，走向自我放逐。得知白孝文与田小娥通奸的消息时，白嘉轩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具摧毁性的精神打击。这是他多年来言传身教、用心良苦培养起来的大儿子，也是他几乎全部身家性命和精神信仰的寄托。对于白孝文的堕落，白嘉轩痛心疾首地说：“忘了立身立家的纲维，毁了的不止是一个孝文，白家要毁了！”

面对如此残酷而又沉重的打击，白嘉轩依然没有倒下，强大的精神执念，对宗法文化的永不枯竭的信仰，以及对这片土地的厚重的感情，是支撑白嘉轩面对人心离散、道德反叛、族人离经叛道时的最坚硬的心理框架。白嘉轩这个人，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是融为一体的。只要白鹿原生生不息，他顽强的生命精神，就能不断地从巨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继续迎接挑战。

评论家肖云儒曾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对《白鹿原》进行了非常精彩的评价，在他看来，陈忠实的作品里描写了很多“最早”和“最后”的人物。比如最早一批通过社会运动来改造宗族传统的鹿兆鹏和白灵，最早通过人性解放来冲破封建礼教的殉道者黑娃和田小娥；以及白鹿原上最后一任族长白嘉轩，最后一个忠心朴实的好长工鹿三。

在过去的文学体系中，“最后的人”大部分都是在历史评价中应该属于过去的人，但陈忠实依然写出了这些“夕阳人物”的人性之美。《白鹿原》这部小说深刻地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并不是因为你要退出历史舞台，你就显得丑陋。并不因为你走在时代的最前面，你就最善良。历史是复杂的，时代是复杂的，人物是复杂的。这是这部作品最大的好处。”

【版权声明】节选自韩松落《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