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衔庆功酒会，刘少奇将徐立清叫到身边：你本应该授上将军衔

前言

1955年，授衔仪式结束后，晚上7点整，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举办了庆功酒会，刚刚荣获军衔勋章的元帅和将军们出席，他们穿着海蓝色的礼服，佩戴金色勋章，在夜幕下的灯光照射中，显得是那样光彩动人。周恩来致完祝酒词后，大家举杯同饮，心情愉悦，来回走动，互相祝贺。

刘少奇看到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徐立清，便喊了他的名字，示意让他到自己身边，徐立清兴高采烈地走来，刘少奇说道：“你本应该授上将军衔！”字里行间，表达着对徐立清的认可。那么徐立清有着怎样的功勋本应该授予上将军衔呢？他又为何最终被授予中将军衔呢？

星光熠熠，战功显赫

徐立清19岁的时候参加了红军，在三十二师做战士，刚入伍就遇到了第二次反“会剿”的斗争，红军战士虽然竭力反抗，但无奈兵力悬殊，只能执行战略转移。敌人攻入苏区，对共产党员、红军家属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红三十二师首长忍无可忍，派出游击队返回金寨地区执行战斗任务，徐立清身在其中。

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这场战斗无疑是充满危险的，但是游击队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使得敌人不得安宁，徐立清在战争中不畏牺牲，敢打敢拼，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短短12天内，游击队消灭了100多个敌人，除掉10多个恶霸乡绅，凯旋回归后，师长周维炯表扬徐立清和他的战友：“你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小同志，为民除害，为三十二师争了气！”

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徐立清被任命为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在接下来的一场场战斗中，他表现出色，多次获得上级首长的表扬。但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面对反动派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一路凶险，形势严峻。

在此危难关头，徐立清临危受命，带领100多名干部组成“先锋队”，与敌人展开昏天黑地的搏斗，最终以牺牲30人的代价，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帮助大部队成功突围。经此一役，徐立清杰出的军事才能得到展现，之后在创建川陕根据地中，他屡立奇功。

在徐立清身上，作战勇敢、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1934年2月，在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战役中，徐立清冒着炮火在指挥所指挥作战，这时一颗炮弹袭来，战友受伤，徐立清不顾个人安危，背着战友迅速奔向安全地带，为了保护战友的生命，他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子弹，最终被炮火震得昏迷。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徐立清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军向他学习。

1936年10月，遵照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派出2.18万人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打通国际线路，徐立清任总部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总医院政治委员。在一场场战斗中，不少战士受了重伤，当时药品极缺，徐立清便亲自上山采药，四处寻找纱布。

面临缺粮少衣、天寒地冻的恶劣条件，西路军的征战十分惨烈，徐立清率领第二支队的工作人员，向西线行进，吸引敌人，帮助作战部队摆脱困局。途中，队伍被打散了，徐立清被敌人包围，关押进监狱，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高喊“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份坚强的信念，时刻彰显着一名伟大无产阶级战士的光辉。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立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在曲周安儿寨袭击敌军侧背，夜袭宁晋大杨庄之敌，给日军致命的打击，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此战击毙日军近千人，烧毁汽车多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1943年，中央军委决定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毛主席在提到旅领导候选人时，点名徐立清：“徐立清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有政治思想，时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四旅政委的合适人选。”1944年2月，新四旅成立了，旅长是王近山，政委是徐立清，政治部主任是黄振堂，不久，毛主席便接待了他们。

1946年，蒋介石公然撕毁和平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次年3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成立，这时，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形势十分严峻，西北野战军参加了苦战七个昼夜的延安保卫战。

在攻打蟠龙镇的战役中，敌人南下迅速，逼近彭德怀的指挥所，徐立清为保证司令员的安全，亲自率领警卫连的战士，冒着敌人重重炮火，来到彭德怀身边。当彭德怀看到领队的人是徐立清，不由得大吃一惊，徐立清布置好兵力，掩护彭德怀离开，彭德怀说：“立清，我们一起走吧！”徐立清却坚持殿后。当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徐立清准备撤离时，指挥所遭到炮火袭击，徐立清差一点被炮弹击中。

胡宗南一七六旅装备精良，旅长李昆岗被誉为“四大金刚”之一，因此在起初的战斗中，我军进攻受阻，迟迟不能前进。关键时刻，徐立清向彭德怀献策，采取堑壕作业逼近敌工事，攻击部队编组轮番佯攻掩护，以消耗敌人的火力，彭德怀采纳建议，调整部署，果然奏效。此战，我军顺利拿下蟠龙镇东山、北山阵地，黄昏时发起总攻，“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响彻云霄。

1949年4月，毛主席、朱德宣布进军全国的命令，5月20日，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徐立清指挥部队攻破渭河防线，兵分三路进入西安城内，西安顺利解放；秋季，王震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的第一兵团，7万余人浩浩荡荡行程3000公里，进驻新疆各地，新疆实现和平解放。

毛主席不要军衔，对徐立清震动很大

1955年2月8日，毛主席签发全国人大常委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宣布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能否搞好这次评衔，事关军队的稳定和发展，因此这项工作，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方坚持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对全军师级以上干部，自上而下，反复衡量，逐一研究，工作小组常常工作到深夜。

按照当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功勋，在初步制定的方案中，这这样的内容：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为大将。但是毛主席看过这一个方案后，将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表示将不参与军衔的评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见状，也纷纷表示不要军衔了。

中央领导人淡泊名利，不要军衔，这对于有资格授予上将军衔的徐立清影响很大，他再三思索，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待遇得失、名利地位，更应该立足人民，为人民多做贡献，于是暗暗下了决心，不要上将，选择中将。

于是徐立清给罗荣桓写了一份低授军衔的报告，并阐述了理由，罗荣桓不予理睬，几天后，徐立清看到自己的名字依然在上将的名单里，于是毫不犹疑地拿起笔划去，并在中将的名单中写下“徐立清”三个字。

罗荣桓亲自找到徐立清谈话，授衔的工作是中央军委决定的，而且正兵团职的干部一般都授予上将军衔，况且徐立清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但是这一理由未能改变徐立清的信念。在徐立清看来，要求低授衔是自己的遗愿，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就不能半途而废，于是再次给罗荣华寄去书信，信中写道：

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得知徐立清执意低授衔，彭德怀也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在徐立清之前，许光达曾找彭德怀，希望低授衔，由大将降为上将，彭德怀没有同意。在授衔的问题上，是由组织决定的，不是由个人决定的。徐立清虽然明白这一点，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为此，彭德怀又找了他两次，他依旧不为所动。

对于徐立清的为人，彭德怀是了解的，他向来言必行，行必果，毛主席知道后，也对徐立清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表示认可，但即便如此，大家依旧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后来这件事情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试图说服徐立清，没想到反而被徐立清说服了，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授予其中将军衔。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徐立清也是一面明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

1955年9月27日晚，授衔结束后的宴会上，徐立清端着酒杯，和其他将军一起举杯畅饮，高谈阔论，忽然听到刘少奇叫自己的名字，连忙走了过去，只听刘少奇说：“你本应该授上将军衔！”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授衔工作在当时受到了全军的关注，有一个少将，认为自己的军衔低了，竟然闹起了情绪，哭起了鼻子，还说要将肩章挂到狗尾巴上，毛主席得知这种现象，风趣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相比之下，向徐立清这样主动降衔的，实在很难得。

徐立清是一个好同志

1950年10月，徐立清刚满40岁，乌黑秀发，英俊潇洒，但是来到军委总部工作后，短短五年的时间，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白了，他在工作中太过认真，好多次晕倒在岗位之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便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一时之间，徐立清不能亲自看文件，需要秘书代为朗读，他为自己有病而不能工作感到深深的不安，当赖传珠来医院看望他时，他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很差，建议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后来罗荣桓亲自前来看望徐立清，徐立清借此机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想法，罗荣桓对徐立清主动“让位”的精神深感敬佩，但他再三劝解，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安心养病，而不是考虑工作。

1956年1月，在职干部出现了较大的缺额，于是开始大胆启用新人，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提拔不当”“德不配位”的情况，徐立清是任免工作的直接领导，但他此刻在医院养病无法工作，对发生这样的事情自责不已，于是多次请求出院，均遭到医生的拒绝。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写信，表示希望免去自己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启用新人，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后，一致认为，徐立清的主张不予采纳。

1960年12月，徐立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全军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手握重权，但徐立清从不滥用职权，他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大公无私、公道正派”的原则，对“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做法深恶痛绝。

在当年组建总干部部时，徐立清就从各个方面军、野战军中抽调骨干人员，而不是提携昔日下属，搞“小山头”主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全军的团结。

与此同时，徐立清还十分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他常说，要想尽快适应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年轻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必不可少的，这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存在的“资历排辈”“论军龄”的陋习现象。在徐立清的正义领导下，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得到成长，有的去了其他部队学习，有的出国深造。

徐立清以他谦逊、温和、平等待人的工作作风，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也都愿意接近他，无论是年轻的干部，还是有资历的干部，都愿意与他交心谈话。无论时间、地点、职务高低，只要有人来找，徐立清都会热情款待，有的时候因工作原因不在家，他便让秘书留下来做接待和记录。

徐立清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了解全军干部的队伍情况，熟悉领导干部的优点、特长，所以在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汇报工作时，他总是“张口就来”，根本不需要翻越笔记本，因此说徐立清是“活字典”一点都不为过。徐立清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也能真正做到知人善任，选择优良骨干。

1980年，对越边境战役之后，徐立清作为成都军区的政委，随同前线部队邹本珊师长下一线连队慰问战士，当时，徐立清血压高压200，低压100，在此情况下，随时都有发病的危险，但是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心心念念的是连队官兵和军队建设。

徐立清说：“邹师长，我们要多下去听听战士的意见和建议，万万不要插话，让基层官兵大胆地把真心话掏出来，我们才知道下面的难，也才知道在上面该怎么办。”

只有下到一线，才能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譬如，有战士反映生活疾苦，伙食差，徐立清果断召开会议，加强部队生活管理，提高后勤保障，“伙食能当半个指导员”，生活条件改善后的战士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训练之中了。在此期间，徐立清还发现不少团职干部老龄化、待遇低，这是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徐立清当即向中央军委汇报。后来，这些问题得以解决，每每谈到此事，老同志们纷纷表示：感谢党，感谢徐立清。

1983年1月6日，徐立清于北京病逝，享年73岁。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小平向徐立清的遗体深深三鞠躬，然后拉着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徐立清优良的工作作风也影响着他的家人。妻子党秀玉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但他从未关心妻子的职务问题，而是立下规定：家里任何人不允许提个人待遇方面的问题。徐立清去世后，党秀玉退掉了自己的房子，还将公家给配的一辆小汽车交公。

徐立清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所有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