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商是如何崛起的？从《鲍林条约》说起，浅谈泰商华商的原始积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亚太经济迅速崛起，东南亚华商快速发展的态势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许多大国的关注，如今东南亚华商拥有的雄厚资本，足以让它成为世界经济中备受关注的一环。

而中国在其中属于得益方，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也与东南亚华商资本的推动分不开。东南亚资本与西方资本不同，研究其成因，发展和特点，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开发侨力资源，在东南亚华商资本中，泰国华商资本便是十分特殊且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泰国在对外贸易方便大部分都是依靠华商，特别是海外贸易这一块。泰国境内华商越来越多，曼谷王朝时期华商顺应国际贸易的需要，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的商业联络网点，到1850年的时候，泰国对外贸易基本都受华商控制。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东南亚并以势不可挡之势极速扩张，泰国成为受害国家之一。

1855年，英国与泰国签订不平等的《鲍林条约》，强行打开了泰国市场。根据这份不平等条约，英国在泰国获得商业上的各种特权，当时同为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进口税为5%，而泰国不超过3%，是最低关税的亚洲国家。泰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华商逐渐失去对泰国贸易的掌控权。

但客观来说，《鲍林条约》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泰国从前的经济结构，促进泰国建立新的经济结构。

同时它也推动泰国政府废除王室垄断贸易制度萨克迪那制度和奴隶制度，鼓励中国的劳动力移民以解决资源开发需要的自由劳动力问题，于是泰国的对外贸易年均进出口增长率稳步提高，从1850年的3.3%到1910年已经增长为5.7%。

华商资本在此期间也向西方资本学习到了他们的生产方式，从传统意义的商人资本逐渐转变成为近代意义的商业资本，不知不觉中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以商业为中心向工业等其他行业扩展。华商成为泰国的早期民族资本家，是当时泰国欧商的主要竞争者。

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自于奴隶贸易，泰国华商的原始累积来自于什么呢？包税商的利润(包括高利贷资本)，买办的工资和提成米商的利润，是泰国华商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来源。泰王为了提高国库的收入，曾经施行过包税商包税制，该制度出台后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华商是最重要且占比最大的包税商。

华人包税商分为三类，老一辈包税商，负责泰国对新加坡和对中国帆船贸易的华商积极负责征收燕窝、红木、糖海鲜柚木，以及其他华人社区消费的商品，特别是鸦片和酒。《鲍林条约》签订后，他们又负责征收进出口税。

这一类包税商一般都有很大的政治特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老一辈包税商之间基本都会联姻，形成固定的圈子。19世纪70年代后，老一辈包税商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受到拉玛五世改革的重大冲击，包税商内部竞争激烈，利润剧减，甚至亏本，于是包税商逐渐与政府行政分离，转向碾米业等私人业务。

新一代包税商，他们出现于拉玛五世时期(1868-1910年)，他们的后台同样是政府，从鸦片、酒和赌博征税，从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他们也同样受到泰国改革的影响，之后就放弃了逐渐衰败的帆船贸易，将领域扩展到大米加工及其他对外贸易。

泰国南部的地方官由国防部控制，但国防部疏于管理 ，把这一块的行政管理权和包税权授予当地名流，这些人大部分也是华人包税商。他们征税项目包括锡矿、燕窝、棉纺品等地方产品，还有鸦片、赌博等高利润业务。

除此之外，泰南华人地方官往往将管理权和经营权结合起来，将政府业务与私人业务结合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许泗漳的纳拉廊家族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许泗漳，祖籍福建漳州，1910年的时候在厦门槟榔等地做苦力，25岁时去了拉廊，自此之后一直从事海岸贸易，之后还获得锡矿开采专利权。在完全承包扭拉廊的锡矿税收之后被封为麟朗王，赐名銮。他的几个儿子之后也得到了官职，长子直接继承他的职位。

许氏家族对泰南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累积了丰厚的家族资产，创立了通卡港机械采锡公司，还组建了东方炼锡有限公司和东方航运公司。但之后因为封建宗法式经营模式的严重限制和英国资本针对，许氏企业集团逐步瓦解。

买办制度则是泰国官方为了减小商业经验、语言和信息的障碍对商业贸易的影响采用的制度，表现为欧洲贸易机构的买办，殖民地商业银行的买办和航运公司的买办三种形式。买办制度是为了促进消息，所以需要常常向当地市场提供国外市场的信息，于是泰国得以建立一个较为完备的国际市场网络。

而港口商和米商是在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经济分工已经加强，泰国的米业得以迅速发展。由此泰国国内出现了大量的港口华商，他们与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完全依靠自己的关系网和渠道，在曼谷一带建立碾米厂，在香港新加坡以及汕头等港口设立分店代理店，从事亚洲地区的大米贸易，代表人物和代表产业有高晖石的元发盛行和李竹漪的李坤盛行。

1908年的时候，高氏家族在曼谷已建立了4家大型碾米厂，雇佣的工人超过一千，大米产量占到整个泰国的百分之十三。高氏家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亚欧市场，在欧洲市场拥有完整的贸易体系。1910年高晖石发起组建泰国中华总商会，并且成为了首届会长。1929年的时候，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影响了各大洲的商业体系，华人港口商和米商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193 1年李坤盛行和元发盛行先后宣布破产，其他的主要碾米厂也无一幸免，自此之后所有的包税商都退出了泰国的大米行业。

泰国华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泰国华商最大的特点就是同事担任国王的代理和西方公司的代理。在国王的庇护之下，他们得到了特权，将私人业务和政府业务结合在一起。作为西方公司的代理，他们能近距离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华商的资本原始累积不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是通过暴力而直接的掠夺，而是利用中介商的身份，以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和较为稳定的经营方式，逐渐累积财富。

华商的第一种经营方式是多元经营，19世纪下半叶在泰国发展的华商，面临着来自西方资本的压力，但在这种压力中，他们也看到了商机。由于西方资本的入侵，泰国本地的许多产业都得到了发展，于是华商看准机会多元投资经营，一度建立起了独立的华人金融机构，从而形成了“企业集团”。日本学者甚至将华侨企业集团等同于财阀，称之为“华侨财阀”。其实当时的华侨企业完全没有达到财阀的地步，因为并不具有垄断性。

多民族多阶层合作也是当时的华商所擅长的，当时主导泰国的资本家分为三类，其中包括来自西方国家的欧商，他们承包了当地的贸易机构采矿公司和殖民地银行。还有华商，他们主要是包税商、买办还有港口商。泰国本地的商人也占据了一席之地，1912- 193 3年登记的164家有限公司中，接近一半的公司采取的都是国籍或者多阶层的创办方式，其中华商所占份额最大，欧商次之，泰商最少。

投资者经济资源的局限性和分布的不平衡性造就了这种盒子结构，当时欧商和华商主要是负责资金部分，他们在公司的组建上解决了最重要的启动资金问题。欧商同时还能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在泰国本地创办的公司需要政治保护，于是泰商就能联合王室为公司提供政治保护。公司正式经营的时候，华商还会负责提供运营经验。

三方单独建立的公司不可能同时拥有所有的优势，因此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三方联合的多民族多阶层合作方式诞生了，多民族多阶层合作的“三脚鼎结构”也成为泰国资本积累的基本模式。

华商曾经支配过泰国的对外贸易，但之后他们缺乏技术和资金优势的缺陷也暴露出来，于是在泰国本地经商的时候，华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泰国官方和西方资本的支配，因此泰国华商资本对于泰国官方和西方资本都有一定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也不一定是坏的，虽然华商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他们利用从泰国官方那里获得的特权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累积，从西方资本那里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

泰国王室和当时的泰国华商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着互惠共利的方式，因为对华商有着特殊的需求，很多时候他们主动为华商大开方便之门。经济上的融入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政治上的融入，华商在泰国受到很多政治制度的保护，由此华商能更轻易地获取泰国的经济资源。

华商极大推动了泰国本地经济的发展，并且给为泰国政府创造了多种新形式的收入，这些钱很大一部分都被用在拉玛五世改革和君主专制的加强，因此我们可以说泰国君主专制政体是在华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当政治和经济都达到高度融合的时候，文化融合也是早晚的事情，许多在泰国的华商都选择使用泰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