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山石窟艺术：东峰石窟群

天龙山原名方山。天龙山之名，颇有来历，从现存碑文看，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据北汉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上柱国李恽所撰 《天龙山千佛楼碑》记载：“驯岭西下, 约三百步,有高寺,榜曰天龙。 故《易·乾》云：天龙者潜即勿用，飞即在天。命寺之名，固其宜矣。”后山由天龙寺而名天龙山，由此可知“天龙山”一名，源出于《易经》，意为龙飞在天，兴旺发达。

天龙山石窟坐落于太原市西南36公里处的天龙山。洞窟主要分布于东、西两峰山腰间，东西相距五百余米，洞窟编号由东向西排列。共计有25座洞窟，造像500余尊。其东峰名“仙宕山”，有编号的洞窟共有八座：为第1窟至第8窟。东峰实有12座洞窟。西峰名“大佛山”，洞窟编号为9-21，共有13座洞窟。

第1窟：

第1窟开凿于北齐时期，北齐时期晋阳被称为别都，北齐的皇帝往返于都城邺城与晋阳之间，且当时皇族皆崇信佛法，所以当时邺城与别都晋阳的佛教发展盛况空前，大部分皇帝都坐镇于此，从而推动了佛教艺术大规模的发展。

北齐时期洞窟的形制多为前廊后室，廊前雕两个八角柱，下有覆莲柱础，柱头上施大额枋，枋上置一斗三升斗拱和人字形叉手。其造像风格一改东魏“秀骨清像”的样式，开始追求表现人体健壮肌肉结构的写实手法，立体感更强。南北朝时期萧梁画家张僧繇创“张家样”，不同于之前陆探微瘦骨清像的风格，而是人物形象比较丰腴，富于肌肉的写实感。

从风格上看，与高欢主持开凿的第 2 窟和第 3 窟有很大的不同，其造像体态丰满，骨肉圆润，显示其开凿手法趋于娴熟，较之躯体扁平的北魏风格更为优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佛坛下面的尊者浮雕像，有刻意表现肌肉健美的意味。

第2窟、第3窟：

第2窟、第3窟是一组双窟，根据历史事件及造像特点推测其是东魏高欢为其父母祈福而开凿的一组双窟。每窟方约 6 平方米。天井呈覆斗形。北壁（正壁）正中开一龛，龛内雕一身结跏趺坐佛，龛外两侧坛基上各雕一胁侍菩萨像。东西两壁各雕一倚坐佛，两侧为胁侍菩萨像。可惜的是，这些造像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从残留部分来看，仍可见其元魏晚期风格。

东魏造像面目清秀，服饰厚重宽博，身体略显得单薄瘦弱，但是注重精神面貌，表现手法以线条刻划为主，着重强调衣纹的动感和韵律感，呈现出“秀骨清像”的风格。其特征为秀骨清癯，内着掩腋式的僧服，外着褒衣博带的服饰，双带由衣服中引出作结下垂，显得凝重洒脱。衣褶疏展，裙裾遮坐，略显厚重”。在洞窟之内，还有浮雕作为点缀，有合掌天人、供养比丘、飞天等形象。

第 4 窟、第 5窟、第6窟、第7窟。

第 4窟、第 5窟、第6窟、第7窟为唐代开凿，开凿年代大致在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这一时期造像雕刻生动，表现手法细腻，展现出了“曹衣出水”和“吴带当风”的塑画风格，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集中反映了唐代石窟造像艺术的特色，是我国现存窟艺术宝库中最美的典范。

第8窟

天龙山第八窟为隋代晋王杨广属吏刘瑞为其所开凿,造像整体延续了北齐造像的风格，同时更加注重了肌肉结构的写实，身体部分的比例由“管”状至“柱”演变，从而为唐代造像丰腴圆润开启了先河。通俗地说，管子比较细长，“管”状细长，造像体态清秀，人物造型肌肉明显。“柱”状则粗短敦厚，人物形象更加圆润，整体呈现椭圆的样子，更为唐代的丰腴、健硕的人物现实夸张造像手法提供了可塑性。

第八窟是天龙山石窟中唯一的中心塔柱窟，窟内正中为四面开龛的方形塔状体。这个中心柱体象征着寺院中的佛塔，故此将这种形制的洞窟称为中心塔柱窟。除了中心塔柱外，窟内北、东、西三壁各开一龛，龛内各雕一尊佛像，龛外两侧雕刻佛的弟子和胁侍菩萨。隋代的佛像头顶肉髻低平，脸型长方，颈部较长，体态浑圆，但法衣简洁平浅，线条也不够柔和，棱角也较为突出，因而少了虚空飘逸之感。菩萨像一般都采用笔直的姿态，而少有身体扭曲的变化，略显拘谨呆板之态。总体来说，隋代造像仍然秉承了“张得其肉”的塑画风格，保持着自北齐向唐代过渡的倾向。

早期的佛教雕刻大多呈现出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从天龙山北齐石窟开始，佛教雕刻艺术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进程，直接影响到唐代汉式的佛教雕刻的形成。

天龙山石窟以娴熟的雕刻技艺、细腻的表现手法、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的生活气息著称于世，是佛教石窟逐渐中国本土化的典型实例，集中反映了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过程和卓越成就，并融有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的唐代造像神态高雅、造型优美、丰满圆润、飘逸多姿，是我国现存同时期最精美的石刻造像之一，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对后世佛教造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