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宗教改革，把西方拖入近现代社会的吗？

在很多地方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方在中世纪受天主教会的控制，愚昧而落后，之所以欧洲能在近数百年崛起，主要是因为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运动让西方人从对上帝的“迷信”和总体的“愚昧”中解脱了出来，才得以迅速崛起，反超“先进”的东方，摘了现代文明的桃子。

上述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成了某地解读西方历史的金科玉律，为某地的群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广泛的”共识“。然而，根据我们往常的经验，越是如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就越值得质疑。

宗教改革的性质

用一个现代常见的词来描述马丁·路德及其继承人发起的基督教宗教改革，最贴切的当属“原教旨运动”。这个词是不是很耳熟？没错，就是近些年一直用来形容某教极端主义的专业”术语“。所谓的原教旨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回归宗教创始之初的初衷，即回归最”本真“，最”原味“的本意。马丁路德和其他早期新教领袖又是怎么做的呢？路德们号召大家回归圣经，回归最初纯洁的使徒时代的教会生活；主张因信称义，认为信徒可通过祈祷或冥想等手段，直接和上帝取得内在联系。这些毫无疑问，是典型的宗教原教旨改革。说的更直白一点，路德改革的初衷从来不是有意推进世俗化进程，更不是想要基督教让位，而是回到最原初的教会生活，让整个社会更宗教化，或者说更圣洁。这一点也可从美国建国者的某些宣言中看出，他们要建立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圣徒的团体，全人类最后的诺亚方舟式的救赎之国。此外，路德也对天主教会上层穷奢极欲的，过于世俗的生活方式非常反感。也许你会说路德娶妻生子，子女还不少，个人生活谈不上奢侈但也至少不穷。但神职人员可以过婚姻生活恰恰是早期教会的传统，天主教早期也是不禁止神父或主教嫁娶的。新教改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即认为人人可以自己解经，天主教则认为，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神职人员和训导当局才能解释圣经，这一方面固然束缚了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小的好处。在新教诞生后，各种各样的派别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其中包括很多奇葩的派别甚至为数甚多的邪教组织。

宗教改革非常常见
持本文观点的人，大多还持有另一个相应的观点：某教为什么还是祸害，就是因为某教没有进行过宗教改革。这个观点同样经不起推敲，伊斯兰教史上的改革甚至革命数不胜数。立教没多久，阿里系就从正统派独立形成了水火不容的什叶派，之后的苏菲派等尽管影响力强大，也都不怎么见容于逊尼派主流。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派别，伊斯兰还有各种各样不同于主流的派别，在中亚，由于很多穆斯林都是由基督徒改宗，因此还保留了很多基督教传统。在中亚，轮回、拜火、光明等异教习惯深入骨髓，以至于甚至出现了一个教义是教主轮回的伊斯兰教派。相比于天主教教皇在忠诚教区内的说一不二，哈里发的权威早在阿巴斯时期就让位于突厥人的强攻劲弩和尖刀利刃，对哪怕是发生在身边教务都鞭长莫及。奥斯曼帝国以强大的实力成为大半个伊斯兰世界的宗主，为了维护统治并没有执行极端严格的教义。反而是到了近现代局面出现了变化。我们可以看看阿拉伯半岛是如何寻求摆脱奥斯曼的控制争取民族独立的？沙特家族又是如何上台的？答案是通过高举宗教改革大旗。沙特家族正是靠着庇护和利用原教旨革命瓦哈比运动的创始人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来赢得群众和政权的。瓦哈比派就是现在臭名昭著，被认为造成一系列恐怖袭击的极端主义派别。可见，伊斯兰教不是没有改革，不是没有革命，但结果呢？却完全指向了与基督教新教改革相反的方向。

即便是天主教内部，也经历了多次轰轰烈烈的改革。笔者印象深刻的就有如下几个：克吕尼修道院改革，彻底变革了当时的西方修会；格里高利七世改革，让教会大权在握，并为此后教权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奠定了基础；十字军时期在法国普罗旺斯的清洁派运动，同样要求回归初期教会的纯洁；和路德改革几乎同期的伊纳爵耶稣会改革；稍微之后的亨利八世率领英格兰教会退出，另行组建圣公会；20世纪中叶影响深远的梵二大公会议，以及各种现代神学、解放神学、社会神学带来的思想冲击和教义改革等等。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佛教在传入中国和日本后，也被改的面目全非，顿悟和净土法门为印度本土所不载；日本和尚娶妻生子，吃肉喝酒，百无禁忌，也许会让悉达多惊掉下巴。但这些宗教改革，产生什么让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吗？即便有，也非常之少。

从历史的经验和对人的认识看，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意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变化。宗教领域也不能例外，其中大多数都是原教旨改革，改革的结果往往是更保守而不是更开放。

西方宗教改革为什么不一样？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暂时有了两个结论：

1、路德的改革实质上是基督教原教旨改革。
2、宗教改革不是唯一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但其出发点往往是”纯净“和”圣化“教会，结果往往都转向更保守，即便如苏菲派这样”开放“，也对促成现代社会的到来无意义。
为什么独独只有西方的宗教改革产生了预期之外的效果？这当然和欧洲的大环境有关。
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大本营意大利已经出现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运动，路德在去意大利期间看到的枢机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是文艺复兴奢靡之风吹拂之下诞生的”邪恶“之花。这也是让路德深恶痛绝，并最终痛下决心的推动力之一。而意大利之所以会出现文艺复兴，一方面是因为拜占庭的影响，一方面也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12世纪兴起的大学，以及在传统修道院中都有设置的逻辑学、修辞学、法学、神学等学科，大学里充满着各种思想的碰撞，从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缺乏逻辑的只言片语能在学术机构一统天下的情况发生（即便在神学院，或者教会办的大学）。

此外还有我们一直强调的，从希腊罗马以来未曾断绝的公民传统，以及日耳曼人对自由的热爱和渴望，上述两者合力在中世纪的商业环境中导致了全新的商业-公民阶级的兴起。教皇、皇帝、国王的权力受到封建主、各地主教、自由城市、商业阶级、独立共和国的极大掣肘，这也让西欧的法律-外交谈判基础发展的愈加成熟和牢固。

伊拉斯谟

在路德改革之时，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人文-人本主义已在西欧知识阶层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北欧的商业活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在英法，原有的封建制度摇摇欲坠，亨利八世大权在握，甚至直接退出了天主教，自封英格兰教会的首领。路德改革出现之前和同时，欧洲社会无时不刻都在大步前进。那么，路德改革的意义又何在？
首先是对特定地区所施加的影响。路德来自德国，他的宗教改革也首先在德语区进行，和英法即将从封建制进入中央高度集权的近代国家不同，此时的德语地区尽管有一个名义上的共主神圣罗马帝国，但帝国对内部城市和大封建主的控制力度远远不够有力。不夸张的说，德意志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落后英法一到两个世纪以上。很难想象神罗皇帝敢于退出教会，教皇的一纸绝罚令足以让帝国境内蠢蠢欲动的大贵族们全都背弃皇帝，卡诺莎山顶的雪地，冻住了亨利四世的脚，也冻住了神罗皇帝的野心。在四分五裂的帝国里，各地大主教和修道院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严重影响了世俗政权的生存。

路德改革之后，改宗新教的诸侯国可以顺理成章的没收教产归为己有，大大加强自身实力。其中的典型就是普鲁士的前身勃兰登堡公国，在改宗新教并进行世俗化改革后，勃兰登堡实力迅速壮大，并很快成长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势力之一。这里就引出了路德改革的第二个作用：世俗化。如本文前面所说的，路德本意并不想将基督教边缘化，也不想追求所谓的世俗化。但其对修道院制度的蔑视，以及脱离天主教会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要求教会和国家分离，并禁止教会占有大量财产和空间。这样一来，经济层面的世俗化就不可避免了。叠加此时从意大利蔓延开的人文主义潮流，以及对人和科学的更加重视。于是，以经济为基础，西欧全面的世俗化也就此展开了。

此外，当时西欧有另一个发展趋向，即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如前所述，英法拥有强大的中央和向心力，法王和英王的权势炙手可热，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已在这两个地方出现。早在2个世纪之前，法王就已强大到能够囚禁教皇，完全控制教廷，法王对境内教会的控制从一个下午消灭盘根错节的圣殿骑士团就可见一斑。英国则选择了自立门户，早期的圣公会其实就是以英王为首脑的英国特色天主教会而已。可见，在上述两国，中央权威已经凌驾于教会之上，也就不需要通过宗教的区分来寻求民族独立。

在德意志和低地地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意反抗哈布斯堡的大诸侯找到了一个称手的意识形态武器。在低地，新兴的荷兰资产阶级以加尔文宗或其他新教派别为精神堡垒，和庞大的封建的西班牙帝国抗衡。古登堡的发明之后，让大规模印刷变成可能，路德花了极大的精力在翻译和推广德语圣经之上，客观上促进了德意志的民族认同。可见，在泛德语地区，新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以及资产阶级独立的精神图腾。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和之后的清教伦理为强调劳动致富，自力更生，赚钱有理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灵性基础。马克思·韦伯对此已做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第三点，宗教自由。宗教自由的前提是有多个宗教并立，而在天主教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宗教自由是无从谈起的。路德创造了新教，那么宗教自由这个命题，开始出现在了西欧社会问题的目录册之中。有人也许会说，某地古代也是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并立，不是早就有宗教自由了吗？诚然，在古代社会中，各种宗教杂处和共生的情况非常普遍，但这往往更多只是“自然”的“杂处”状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自由。真正的宗教自由概念，只在西方社会中存在过。比如君士坦丁大帝在4世纪以罗马法为基础，颁布米兰敕令，赋予基督教以合法宗教的地位。15世纪之后的宗教自由，同样是建立在西方理性、成体系的法律基础之上的。新教和天主教双方以法律为基础展开各式各样的谈判对话，教会和世俗的法学家在会议上以法律为武器针锋相对，最终形成有一定约束力的法令或条款，以保障双方教会和教友的相关权利（而不是取决于某个当权者的喜好），如此才称得上是宗教自由。

诚然，条约可能被撕毁，战争（30年战争）也最终爆发，但这是在摸索阶段很难避免的问题。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现代国际外交框架的基础，并从法律上明确了主权国家的定义，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作用不可谓不巨大。只有理性法律的基础在，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回到宗教自由这个母题，法国的几次大革命，美国建国之初就强调政教分离；而所谓的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原则，显然也是从宗教自由的法律问题演变而来的：宗教自由一开始限定在新教和天主教的范围内，很快无神论也纳入了进来。国家和宗教分离的世俗原则可以从剥夺教会财产中看出端倪。再一次，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路德的预料。

还必须要提一点，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森严的教权架构对社会的控制，这一点也有利于自由平等意识的普及和发展。

如果没有宗教改革，会发生什么？
我们从反面的角度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即便没有新教教会，英法也已向近代民族国家迈进，会受到较大影响的是德语和低地国家。可以想见，如没有新教，德意志的民族自觉和统一大概率要延后（可能数百年）。同样，如没有新教加持，尼德兰地区是否还会如此坚定的反抗西班牙，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工商业才能？这一点也是存疑的。如果荷兰的资本主义发展迟滞，自然会影响到英国的进程，也会影响到北美殖民地的开发和发展方向；没有新教的衍生品清教主义，更会影响到美国的立国之本。这些都会对世界的近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的影响。但并不能就此断定，如果没有新教，西欧就无法进入近现代社会。当然，迟滞和延缓是一定的。

小结

综上，宗教改革本身，并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甚至有反作用。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所以起到了如此之作用，是因为其改革发生在西欧这片进步神速的土地之上。在西欧，各种因素和条件的结合，才最终让近现代社会的产生成为了可能。很难说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大航海运动、白银流入等历史事件哪个更重要，所有这一切，共同组成了推动西方快速近现代化的发动机。而至于所谓宗教改革让西方摆脱愚昧云云，则更是不知所云了。

写在最后
为什么同是原教旨，某教和新教改革却有完全不一样的外在表现？那就和宗教的教义有关了，既然是回归最原味的教义，那么这些教义是什么就决定了原教旨运动的表现形式。尽管旧约确实较为血腥暴力，但新约中耶稣的教导却主要是围绕着”爱“展开的，其中的暴力成分要相对少很多。反观某教，暴力仇杀是写入DNA，融入血液的源代码，原教旨之后，自然也只能如此了。近些年可以接触更多原始资料之后，佛经的原教旨活动也多了起来，主要体现在回归悉达多的原初教训，撇开2000年发展过程中添加的各种鬼怪神话等离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