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正法”产生于何时？从清史出发，试析就地正法的发展及影响

自秦汉起，重大案件如命盗案件的审查需要逐级复核，经过多项程序的审批，才能行“正法”。将罪犯处以应有的罪行，但自咸丰三年“就地正法”章程颁布之后，就打破了正常命盗案的审堪程序。

就地正法，通常指在犯罪现场，将罪犯立即执行死刑，这意味着对罪犯的从重从快处决。

根据《清史稿·刑法二》记载，“就地正法”始自咸丰三年，佐证就是当时清朝刑部和督抚上奏的奏折中，多次提到了“就地正法”。光绪八年刑部奏折原文为：“就地正法章程，起于咸丰三年。”但这一说法在后来被否认，学界认为“就地正法”在咸丰三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部分典籍中早有相关记载。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原因在于，学界对于“就地正法”的定义并不准确，李自贵提出“就地正法”就是将罪犯抓住就地审理执行死刑，这样的说法过于单薄，无法体现这一准则最开始是适用于强盗的特点。想搞清楚“就地正法”这一制度的出现时间，最要紧的就是先弄清楚它的含义和适用范围。

清朝的官司从广义上来说有自理诉讼和命盗重案，前者可由各州各县自行处置，后者必须将案卷上报，经过一层层复审之后由皇帝判决，将中央集权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而咸丰三年“就地正法”章程颁布后，命盗重案的审理程序就遭到了破坏，一般的盗窃案犯人还会押送审理，对于某些重案犯直接可以“就地正法”。

-.当时的“就地正法”含义就是不需要押送审理犯人，直接在犯罪现场或是抓获现场处决就行。不过各地方施行“就地正法”的时候，针对的对象都不太一样，东北地区深受马贼胡匪侵扰，于是这一章程就是针对马贼胡匪施行的，四川一带则侧重咽匪、会匪等。

这种适用范围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扩大，光绪七年刑部奏定章程规定：“各省盗案，如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情同叛逆之犯，暂准就地正法。寻常盗案，统限一年规复旧制”。虽然官方章程中一再强调，“就地正法”的对象应是那些土匪等情重盗犯，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一章程的适用范围却总是会超出盗犯的范围。

邱远猷曾经在论文中陈述过，他认为“就地正法”始于咸丰元年，也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但之后他修改了观点，认为“就地正法”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即已存在。这一观点的论据就是，战乱时期封建统治会遭受极大的冲击，重案犯的增加促进了“就地正法”的诞生，但特殊时期就要区分，“就地正法”究竟是只用在军队里还是已经正式加入司法程序。

想在晚清时期区分军事行为和司法行为有些困难，因为那时候盗匪极多，官方在平定匪患的时候必须借用军队的力量，两者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十分模糊。《大清律例》中规定，对于被抓获的土匪，用军法进行威慑，结果就是土匪“大肆猖獗”。

于是，之后官方在剿匪时，就有了“擒斩”河南土匪之事。“擒斩”是正常的军事行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军经常将抓获的叛军在阵前“擒斩(杀)”。汉代也有类似的军事行为，名为“捕斩”，这一做法适用于两军对垒的敌阵之前，也能用在剿匪中，与“就地正法”有很多相似之处。

“军兴以来，因剿办土匪，定有就地正法章程。清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此系剿办大股“乱匪”，如有捕获，将其“就地正法”，因此“就地正法”已经被纳入了军法的范畴。但除了需要动用军队镇压的大批匪患之外，很多流寇和盗贼也被“就地正法”。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为了控制局面，四川等地率先开始将“就地正法”运用到司法领域中，其针对对象也从“啸聚成群，肆行抢劫”扩展到马贼、会匪、游勇等强盗。“就地正法”属于军法，之前提到的“捕斩”“擒杀”也属于军法，三者极为相似，所以在研究“就地正法”之制产生时间的时候，不应该把时间界限界定在清朝。

学界有一些学者还将“就地正法”，“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与“请旨正法”看作同样的章程，这种观点有所偏颇。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刑部复奏称，“自咸丰初年粤匪倡乱，各省军务繁兴，土匪、变兵纷起，因奏报周折迁延，多误军机，暂定就地正法、先斩后奏之章”，可见“就地正法”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办案效率，包含了先斩后奏的意思，晚清时期的“就地正法”章程就是先行判决，之后再上奏。

传统的办案方式为“请旨正法”，也就是先得到皇帝的旨意后才能判处犯人，而先斩后奏则把顺序颠倒，所以两者意思完全不同。同理，“就地正法”与之前的“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也是不同的，“恭请王命，先行正法”意为：“遇须速决之犯，由督抚等请出王命旗牌，将人犯先行正法，事后奏闻”。

这一做法曾遭到刑部的坚决反对，“第恐此风一开，各省纷纷效尤”。于是之后改为“嗣后各省审办案件，除例应恭请王命先行正法，及强盗案内重犯仍照章就地惩办外，其余斩、绞人犯，无论监候、立决，俱应按律议拟具奏，不得先行正法。

倘有不先奏闻，竟行斩决者，照例参处。”上奏的折子中，并没有把“就地正法”和“恭请王命”混为一谈，而是特意分开说明，可见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在清代，督抚对盗犯“就地正法”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皇帝的权力，不符合中央集权制度的价值观，因此自然引起了中央的恐慌。

在咸丰三年前，“就地正法”多出现在军事场合之中，除此之外经常与台湾一起出现，当代学者在古籍中查找有关资料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追溯到台湾的案件，铃木秀光据此认为“就地正法”始自道光二十八年。

当时台湾为闽浙总督所辖，“台湾府属一切盗劫叛逆等案，均由该镇、道审拟奏办。”台湾与内陆相隔甚远，每当有重大案犯的时候，乾隆帝屡次要求从重从速处理，因此这些犯人便会被“恭请王命，先行正法”。所以即便台湾案记录是对犯人进行“就地正法”，但实际上只是“恭请王命，先行正法”而已，所以“就地正法”始自道光二十八年的说法存疑。

道光二十七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会保山回民控于京，汉民夺犯，毁官署，拆澜沧江桥以拒，镇道不能制”。一年后他亲自去剿匪，歼匪数百。鉴于当时的形式和犯人的数量，林则徐将患病和有逃跑意图的犯人都移交，审查完之后就恭请王命，就地正法四。

但这一次的“恭请王命”省略了解省的环节，虽然“就地正法”了，但实际上和台湾的做法差不多，实质上还是“恭请王命，先行正法”，因此这一事例也不能作为“就地正法”始自道光二十八年的说法的佐证。

还有学者认为“就地正法”在道光时期颇为盛行，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认知是因为没有把军法与寻常司法相区分，同时未能准确理解“恭请王命，先行(就地)正法”的涵义。

在不区分“就地正法”语境的情况下，很难理解前后联系和断裂。铃木秀光之所以认为道光二十八年为“就地正法”产生的起点，是因为他注意到从道光二十八年开始“就地正法”中开始强调解审压力。晚清时期官方考虑要废除“ 就地正法”章程，反对派提议保留“就地正法”章程的理由中就提及解审压力。

铃木秀光注意到这一点之后便认定这就是两者之间的联系和断裂，但实际上缓解解审压力只是反对理由之一，并不是唯一的理由，而且咸丰三年“就地正法”章程产生时，并没有关于解审压力的强调，所以最初的“就地正法”章程诞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缓解解审压力。

台湾和云南一带在涉及“就地正法”章程的时候，确实曾经提过是为了缓解解审压力，但无论是在哪个地方的实践，其本质都只是“恭请王命，先行正法”，而不是“就地正法”。所以，铃木秀光提出的道光二十八年的断裂说是不成立的。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正确理解“恭请王命，就地正法”的内涵，不能将其简单视为“就地正法”。

其实用清代的资料来研究“就地正法”的产生时间是不合适的，之前我们说过，“就地正法”也是军法，所以有战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就地正法”本身的产生时间是无法讨论的，这根本就说不清楚，我们只能讨论“就地正法”一制出现的时间，也就是它什么时候被正式写入章程中。运用在不同的领域中时，“就地正法”的含义也会有不同，要根据不同场景代入不同的含义。

区分清楚“就地正法”的含义之后，就可以用时间顺序来分析，“就地正法”一词最早出现军事活动中，一开始只能用于阵前，目的是恫吓敌军。道光年间在台湾等地实践，形式为“恭请王命，先行(就地)正法”，实质并不算真正的“就地正法”。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就地正法”被运用于惩治“啸聚成群，肆行抢劫”的土匪，咸丰三年诞生正式章程。因此《清史稿》中，“就地正法”之制产生于咸丰三年这个说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