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孙毅华：敦煌吐蕃壁画与藏族民间建筑的传承

民族建筑“大家”谈

文/孙毅华

在敦煌石窟建筑画里，中唐既吐蕃统治时期（公元781——848年）的一些有别于中原传统建筑的形象，尽管数量不多，但由于其特殊的造型，一直是我多年关注的一个问题，通过查找文献资料，特别是有关吐蕃时期的文献，逐一的解决了几个问题，如壁画中延续几百年的弯柱子形象，尽管没有实物留存，但绝非空穴来风。再如同样在壁画中延续几百年的绿色叶状斗栱，它们出现在九世纪初，且形式多样，成为一种既起到承载作用，又是装饰性很强的一种新的斗栱形式。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它们的形式是吐蕃时期在西藏出现的一种树叶状斗栱，壁画中形象的用绿色表现。（图1、2、3）

图 1 柱头叶状斗栱 第361窟中唐（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 2 柱头叶状斗栱 第231窟 中唐（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 3 柱头叶状斗栱 第158窟 中唐（敦煌研究院提供）

“叶状斗栱”的名称见于专记西藏桑耶寺历史的《拔协》一书中，1959年北大考古学教授宿白先生去西藏考查时，看到当时的桑耶寺，写到：“（桑耶寺）位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哈布山下，是吐蕃前弘期的中心佛寺，该寺自8世纪后半创建以来，屡经废毁、修复，……”。桑耶寺的修建汇集了藏、汉、印三种形式，而中层殿既为汉式建筑，有柱、斗栱、梁、椽子，柱顶上明确记载斗栱的样式为“叶状斗栱”。而在西藏自松赞干布时期实行的一种“埋藏伏藏”的做法，是将各种珍宝及典籍、医书埋藏在当时吐蕃建筑中的各种形式的柱子上下，其中就有一种树叶柱，《西藏王统记》记：“距有树叶柱近处，将金银珍宝，秘密藏之。藏此功德，能令诸边方珍宝，皆摄归至中心地区，悉得受用金银也。” 敦煌距离拉萨近两千公里，在古代人的行程中，就是遥远的“边方”了，壁画中的树叶柱可能符合“能令诸边方珍宝，皆摄归至中心地区，”的功德。

树叶柱或叶状斗栱与翼形栱之间的转变，可以认为是在传播过程中民族语言的转换及中原建筑将两片对称的树叶认为鸟翼而为，且翼形栱与叶状斗栱简称为叶形栱后的读音相近。中原现存最早的翼形栱是佛光寺大殿的，为晚唐时期。之后在辽、金时代都有翼形栱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光寺旁边金代文殊殿上的翼形栱形式与敦煌吐蕃壁画中的形式几乎完全一样（见图4），这是巧合吗？

图 4 五台山佛光寺金代文殊殿翼形栱

相距一千多公里的壁画图像与实物的相似是受同一种文化影响的释然。在汉藏文化的交流中，具有装饰作用的叶形栱，逐渐被中原建筑所接受，成为斗栱家族中的一个新形式，既为中原建筑后来出现的一座装饰性斗栱——翼形栱，从现在留存的古建筑实物中，翼形栱出现的较晚，而在敦煌吐蕃及晚唐、五代、宋、西夏之后的几百年，壁画中都有树叶状斗栱的存在（图5、6、7、）。之后，叶状斗栱在中原以翼形栱形式流传，而在西藏的广大地区则以卷草形的托木形式为主，（图8）而吐蕃当时流行的各式不同的柱子也在时代更替的变换中逐渐消失，现在多见的是十世纪以后大昭寺的狮头柱。

图 5 柱头叶状斗栱 第61窟 五代（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 6 莫高窟成城湾花塔斗栱宋

图 7 柱头叶状斗栱 第246窟 西夏（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 8 西藏阿里扎达县托林寺发掘出的托木（大约为公元10世纪）

由于我对西藏及其广大的藏民族聚居区缺乏了解，只是从壁画与文献及现在很多考古资料中了解到一些藏民族建筑形式，从中再没有看到吐蕃壁画里出现的叶形栱，曾以为这种古老的形式已经消失。当再次看到与敦煌吐蕃壁画中的树叶状斗栱相似的形式时，是偶然的一次旅游，入住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一个有名的旅游藏族村寨——甲居藏寨的一个小小的民宿里。这个民宿是一个很小的院落，新盖的民宿客房与原来的住房共处一院，在原来住房的墙壁及檐下都保留了古老的建筑形式，如墙壁有收分，收分的墙壁形式是中国古建筑的共同特点。而檐下的装饰才是我感到兴奋的焦点，这个构件从房屋里面看去，就是一个简单的木柱上承托一个藏族传统的托木，托木为长方形，素白无华，（图9）可在正面用浅浮雕手法刻出一个花式，里面又根据花式形状绘出相应的花朵图案，很是美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图10、11）而在另一座房屋的二楼，好似一座不太重要的房屋檐下托木，是全部雕刻出的一个花式，没有彩绘，只遍刷土红。（图12）从这两个托木样式，使我看到与敦煌吐蕃石窟壁画上的叶形栱形式非常相似，（参见前图敦煌壁画图案）对于民族建筑形式在民间的顽强的生命力感到欣慰，在西藏的民间建筑里还保留了一千多年前的形式，这里的形式应当就是原汁原味的吐蕃传承了。

图 9 甲居藏寨民宿柱上托木室内形象

图 10 甲居藏寨民宿柱上托木室外形象

图 11 甲居藏寨民宿柱上托木室外形象侧面

图 12 甲居藏寨民宿二楼柱上托木室外形象

我退休之前是一个文物工作者，具体工作是古建筑的保护与维修，也参与一些大型遗址的保护方案编写，针对的地方主要限于敦煌周边的古建筑保护与维修，在冬季不能进行建筑施工时也展开对敦煌石窟壁画里的建筑图像的调查与研究。对于吐蕃建筑的关注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图像，既然了解了吐蕃时期的建筑图像，就更加想了解吐蕃时期的建筑形式是否在当今的藏族建筑中还有所体现，也可以想见千年的时光会使很多建筑形式改变，从我仅有的两次短时间藏区旅游所看到的点滴，证明吐蕃建筑形式并没有随着千年的岁月消失，最明显的两例，第一就是第231窟一座多宝塔下的托木形式（图13）与阿里古格故城一座建筑角柱上的托木形式相似，（图14）壁画的这个形象有可能就是现存藏族建筑里托木的最早形象了，使用的方式也一样，托木不是居中于柱顶，而是根据受力原理， 偏向中间；第二就是丹巴藏寨民居上的叶形栱形式。在远离拉萨的四川藏区看到这样的形式，是否寓意着这里也是远离拉萨的边方？

图 13 柱头托木 第231窟 中唐（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 14 阿里故格古城一建筑托木

吐蕃时期在敦煌石窟里留下的建筑图像里不仅保留了藏族建筑的元素，还可以看出这时期中原建筑对吐蕃的影响，如唐代建筑屋顶的琉璃瓦铺设形式，就是因文成公主进藏而带进去的工匠依据中原形式进行的修建样式，在敦煌石窟里得以体现，这样的形式在汉藏两地都没有实物遗存，却把名称永远留在了藏族文献里，既拉萨的小昭寺， 另有一种屋檐部位的瓦作形式，在中原大地已经失传，连名称也不见于文献中，可是却在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保留至今，成为现在日本古建筑中的一个代表性部件。这是随着唐代与日本的交往而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现存的有关建筑辞书里有图有名称，通过图像与壁画图像对比，看出这一部件是我国唐代建筑的一个形式，但对于这一瓦作名称现在还没有查找到文献记载。总之敦煌石窟在吐蕃时期的建筑图像较之初、盛唐时期有很大变化，既有新颖的吐蕃形象，又有中原文化影响，将汉藏文化交流汇集在敦煌石窟中。

民族建筑根埴于传统文化中，现在所见到的民族建筑是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演变，若要追寻中古时期的文化源头，敦煌石窟壁画里的建筑图像无凝是最直观的，而且汇集多种文化交融。由于敦煌石窟壁画保存不宜，因而在加强保护的过程中也阻碍了人们的观赏与研究，特别是有关吐蕃建筑特色的，仅存在于少数几个石窟里，加之琳琅满壁的绘画及绚丽的色彩，若是不熟悉石窟内容，对于这些深藏的特色建筑是不宜被发现的。我自己也是因为便利的条件，无数次去到石窟内调查，才逐渐看到并引起关注。在这里应邀写一篇短文，希望我们广大的民族建筑工作者在设计建造民族村落时，也能引用古老的建筑特色与造型，丰富我们民族建筑形象，关注民间建筑特色。往往民间建筑的建造者，他们没有高深的理论，但他们有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图样根埴于他们的心中，正是这些祖传的图样才与千里之外的敦煌壁画图像有着极大相似性，也使得在他们修建的村落里展示出独特的建筑形象。

随着科技的进步，敦煌石窟也随着科技的发展，加快了敦煌壁画数字化的进程，当敦煌壁画数字化图像最终面对大众时，将有更多的建筑设计者研究敦煌石窟里的建筑图像，关注民族建筑的前世与今生，使我们的民族建筑更加丰富并包含历史的印迹。

孙毅华，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敦煌石窟古建筑专家。主要从事古建筑维修、保护与测绘，主持或参加的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有：炳灵寺石窟测绘，榆林窟前期加固和窟前遗址测绘，莫高窟上寺、中寺、16窟等窟的测绘、修缮方案设计和维修加固工程，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窟檐维修方案设计与修建工程，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窟檐维修方案设计，敦煌清代南关粮仓加固维修方案设计等。著作有：《敦煌石窟全集21：建筑画卷》《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解读敦煌4：创造敦煌》《解读敦煌9：中世纪建筑画》。近年来的发表论文有：《莫高窟南区窟檐建筑遗迹调查研究》《翼（叶）形栱名称考——敦煌吐蕃建筑画研究》《甘肃西夏石窟中的建筑画与中原建筑之比较》《敦煌壁画与客家围屋》《从敦煌唐代及西夏壁画看两种垂脊头瓦饰的演变》等。

（本文经作者授权，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信息宣传部整理、编辑，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