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明朝的“万历三大征”，主要是指对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役、对蒙古人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对贵州苗疆土司杨应龙的播州之役。
许多人都认为，是这3场比较大的战争，拖垮了整个大明王朝的财政：
清朝官方的《明史》记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也就是说，8年间的军事开支，高达一千多万两白银。
而明朝万历年间，由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使明朝财政收入得以恢复，万历六年的财政总收入为2650万两。
其实，从财力上来看，虽然几场战役都胜了，但对于国库的损耗是十分巨大的，且明朝还要用大笔的经费供养藩王：
万历初年，大明的财政支出约是1854万两，其中用于宗藩禄粮的就有552万两左右，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只要用2年赡养宗室的银两，就能够支撑起万历三大征的1000多万两。
事实上，如果从财力来看，明朝“万历三大征”中的任意一场战争，都不足以摧枯拉朽让大明由盛转衰，但是，由于常年的征战，人困马乏，官僚体系疲敝，对经济的伤害也很大。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中枢朝廷，群臣和皇帝也经常内斗争权，还有东厂、西厂、锦衣卫等对群臣大加鞭挞，特别是出现了一些谜案，如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史称“明末三大案”），牵连甚众，导致人心惶惶。
其实，如果往上翻，大明朝最初的隐患，从成祖朱棣就开始埋下了，当时建文帝朱允炆要削藩，导致朱棣“造反”，夺了天下，不管朱棣本人愿不愿意，他打的旗号就是恢复祖宗成法，要供养藩王、朱家人镇守四方。
因此，朱棣和他的后世之君就要恢复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藩王体系，才能名正言顺，而且，后世之君对于削藩议案也投鼠忌器，慎之又慎，不敢再提，因为这关系到江山“得国正不正”的问题。
而明成祖朱棣，为了坐稳江山，还诛灭了士大夫方孝孺“十族”，毕竟，人家维护的也是你朱家正当的皇统，虽然一根筋很执拗不懂得变通，就算再恨他，但留着他活在世上，反而显得皇权大度宽容，然而，成祖朱棣却诛了方孝孺十族，令天下士人胆寒。
自古以来，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皇帝的旨意，往往是需要官僚、士绅阶层来执行的，也就是说，皇权掌握决策，官僚、士绅掌握执行。
自从成祖朱棣以后，大明士大夫所掌握的相权，就经常同皇权斗争，谁也不服谁。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成祖以后的后世继位之君，寿命都很短，30~40多岁人就没了，有观点认为是由于紫禁城皇宫刚修建起来的甲醛污染，但都莫衷一是，众所纷纭，大明的内廷和外朝，经常乱象丛生，甚至还出现了宫女和妃嫔合谋杀死皇帝的“壬寅宫变”。
但究其根源，本质上仍然是士大夫阶层，不愿意配合皇权的缘故。
后来的大明皇帝，除了嘉靖懂得利用严嵩和清流的党争，把自己从冲突的一方摘离出来以外，其他的皇帝，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很难产生安全感，因为皇帝害怕被朝臣、相权斗争所害。
因此，皇帝往往更加倚赖内廷的东西厂、锦衣卫等，不太信任有司和朝臣，这也加剧了皇权和士权之间的猜忌和矛盾。
万历二十四年（1596），位于如今贵州遵义播州的土司杨应龙起兵造反，其实，最开始杨应龙是并不想反的，而且他和皇帝、朝廷的关系还维系得很不错。
万历皇帝要修宫殿，杨应龙特意进献木材，万历皇帝龙心大悦，不仅赐他飞鱼服，还想再赐他蟒衣玉带。由于受到礼部反对，才没有这样做，但还是把他提拔为都指挥使（正二品官职）。
而且当时周边的其他地区有叛乱，杨应龙每次都积极配合朝廷四处平乱，立功不少，深得朝廷器重和信任。
后来由于川黔官员觊觎播州物产民丰，于是展开了争夺，最早的争夺奏折在明世宗嘉靖时，“贵州额粮仅及十万一切军需尽仰于四川湖广而有司自分彼此无悉心催办者……”“播州土司原属四川统辖徵税而其地多在贵州之境。”
两地官员对处置杨应龙一事分歧也较大，杨应龙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朝廷又要杨应龙的儿子杨可栋留在四川做人质，杨应龙答应了。
直到后来，杨应龙的儿子杨可栋莫名死了，杨应龙到四川都府去讨要儿子的尸体，结果遭到四川的拒绝，并勒令他缴齐罚款后，才归还尸体，后来恼羞成怒的杨应龙，才起兵造的反。
所以，明朝的“万历三大征”，很大程度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根源还是在于大明王朝从朱棣成祖时期，就开始埋下的隐患，致后继之君基本都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中兴无望，才最终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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