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系列之刘坤一

晚清风云人物层出不穷，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首的晚清名臣更是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同样出身湖南，同样以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刘坤一，就显得没那么耀眼。但是，刘坤一的政治地位毫不逊色于以上四人，刘坤一曾先后担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南洋通商大臣，是晚清不可忽略的重要政治人物。

刘坤一

乡试落榜生

清咸丰二年（1852），二十二岁的湖南籍秀才刘坤一兴致冲冲地参加了湖南全省乡试。他的报考身份是廪生，即秀才中的佼佼者，清政府给予伙食补贴的那种。年轻的刘坤一心想： “我这么优秀，乡试中举应该是稳了。”

刘坤一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他在乡试中写下的文章，引起了阅卷考官黄孝直的“墙裂”赞叹，后者毫不犹豫地把刘坤一推举给主考官。可惜主考官看不上刘坤一的文章，觉得这是一篇庸作。于是刘坤一“顺利”地落榜了。

假设刘坤一如愿以偿中了举人，他的人生天花板大概率将局限于县级官员的高度，最多做到州府官员，顶天了；恰恰是他的落榜，逼得他另谋出路，参加了湘军。

办团练起家

清道光末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湖南境内也风起云涌。就在这时，刘坤一参与了镇压家乡的李沅发起义，初露锋芒。接着与江忠源、刘长佑在乡间办起了团练，是为楚勇之前身。

咸丰五年（1855年），刘坤一跟随刘长佑攻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等地，由廪生升为教谕。次年，湖南巡抚骆秉章派刘长佑率师援救江西，刘长佑令刘坤一自领一营出征。这是刘坤一第一次独当一面带兵打仗，在进取芦溪、宣风镇等战争中接连获胜，之后收复袁州（今江西宜春），经刘长佑举荐，官拜直隶州知州，获赐花翎。

咸丰七年（1857年），刘坤一率军攻克临江（今属江西省，清末辖清江、新淦、新喻、峡江共4县），被擢升为临江知府。

咸丰八年（1858年），刘长佑因病暂时引退，将所部交刘坤一统领 ，刘坤一迎来全面统帅“楚勇”的机会。当年他同道员萧启江渡赣江，大败太平军，乘势收取抚州，连克建昌，升为道员。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攻湖南，刘坤一回援，解除永州、新宁之围，再加盐运使官衔。太平军往广西方向转移时，刘坤一跟随刘长佑追击，收复柳州，事后加布政使衔。

从1854年以廪生身份加入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到1859年加布政使衔，刘坤一仅用五年时间，由没有任何职务的秀才升任省级干部，打破了晚清官场的升迁纪录。

咸丰十一年（1861年），刘坤一在浔州（今广西桂平）围剿太平军，“以按察使记名”。之后领兵在湖南伏击石达开部队，使其逃入贵州，以功授广东按察使（主管一个省范围的刑法之事，相当于今省政法委书记）。

同治三年（1864年），刘坤一平定浔州之乱后，被清廷赐号为“硕勇巴图鲁”（“巴图鲁”为满语中“英雄”“勇士”一词音译）”，次年升为江西巡抚。之后在此职位上一干就是九年。总体来说，在赣抚任上，刘坤一表现的很保守，对内励精图治，不遗余力的镇压下辖各地的农民起义，给百姓稳定的生活环境；对外则排斥西方文明与技术，于洋务有天生的厌恶与恐惧。这种态度直到1890年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后与洋务接触多了才得以转变。

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借着光绪帝登基，清廷把全国各地的封疆大臣来个大的人事调动，刘坤一升任正二品两江总督。由于两江地区经济富庶，一直都是清廷的赋税重地，所以经常有洋人出入或做生意，刘坤一在长期与洋人接触的过程中，由保守的封建思想慢慢转变为先进思想。同治、光绪年间是洋务运动的时间，刘坤一也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因政绩卓越，兼任南洋大臣，此后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成为惯例。

1881年2月，刘坤一与李鸿章共同查办盛宣怀轮船招商局贪污案。盛是李鸿章的亲信，由此遭到淮系反扑。6月，刘坤一两次被人弹劾，罢职还乡。在乡间沉寂九年之后，1890年复出，再次担任两江总督。

从同治四年（1865年）起任江西巡抚，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0月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刘坤一一生做督抚的时间有近37年，放眼整个晚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对日主战，反对签署《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刘坤一极力主张抗日，作为两江总督，他经建议把南洋舰队调到甲午战争前线，协助北洋舰队抗击日本海军，但遭到清廷拒绝。一年后甲午战争结束，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刘坤一等极力反对割地，尤其是刘坤一，他痛诉割地对中国的危害，他说：“日本若得辽、台，如附两翼，中国必有噬脐之祸。辽、台与倭该国联成一气，日益强盛，将来即求援西洋各大国，亦无能制其死命。是此和议一成，惟任倭为所欲为，贻患无穷，何堪设想！”但清廷没有理会刘坤一的痛诉，《马关条约》如期签订。当朝廷割让台湾，令所有官吏内渡之时，刘坤一致函台湾巡抚唐景崧称割让是“欲令赤县沦为异域，苍生变为左衽，凡有血气，孰不疾首痛心。坤一老矣，虽挥鲁阳之戈，徒衔精卫之石，每中夜起立，循视鬓发，悲从中来，常恐此生无复有报仇雪耻之日矣”。其爱国之诚，天日可鉴。

诤言上疏，凛然力阻废黜光绪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成了囚徒。慈禧恨光绪，据说准备毒死光绪，再换傀儡。官场中人都不傻，谁愿意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傀儡皇帝得罪慈禧？但刘坤一有自己对慈禧的底线：皇帝再是傀儡，也不能无故废黜。于是刘坤一不避嫌疑，上折子警告慈禧：不要找事，坐实不利于你的谣言，惹洋人出兵，到时没人救得了你。同时，刘坤一还请慈禧给康、梁等人一条生路。慈禧是想斩尽杀绝的，但刘坤一的分量重，他不同意，慈禧就得给刘三分面子。刘坤一的折子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各派利用此折给慈禧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慈禧放弃原有计划，光绪躲过一劫。

可慈禧横竖看光绪不顺眼，又想废掉。1899年，清廷出了一件大事，就是立道光帝的曾孙溥儁为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

刘坤一已经70岁了，亲自去北京找慈禧理论。经过多方努力，威逼利诱，最终让慈禧放弃了第二次废黜光绪的计划。可以这么说，光绪虽然在38岁时被慈禧毒死，但如果没有刘坤一，14年前他就没命了。这多出的14年，是刘坤一给他的。正是因为刘坤一挺身而出，使晚清政坛减少了一次动荡，维护了国家稳定。

砥柱两江，参与策划“东南互保”

光绪廿六年(1900)春夏之际，以“扶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呈燎原之势。是年5月末，各国公使以“保护使馆”为由派兵入京。慈禧认为，列强此举实为借武力逼她还政光绪，遂利用义和团与之抗衡，随后又发疯似地同所有邦交国绝交，从而出现世界史上最奇葩的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她此生最扬眉吐气的豪赌，结果是引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己窜逃西安。

而这时作为头脑清醒的刘坤一，看着慈禧一步步地走近疯狂，觉得慈禧的这一举措实在很是荒唐。于是公开违背懿旨拒不执行。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倡议东南互保,称圣旨是拳民胁持下的“矫诏”。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亦支持东南互保。在刘坤一授意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

1900年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与各国签订《福建互保协定》。从道义上说，在国家危难时，地方私自结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庚子事变完全是慈禧为了自身权力，头脑发热，引爆的苦果，东南互保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战火蔓延，为后面局势稳定打下很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刘坤一提倡的“东南互保”让中央和地方矛盾摆在明面上，腐朽的清政府失去对地方特别是南方地区的控制权，只剩苟延残喘，后面南方革命不断即是明证。而且坐拥最强精兵的袁世凯借机保存实力，成为事变后军事实力最强的诸侯，成为清政府仅存不多的依赖，袁世凯不仅仕途更进一步，也逐步积累了颠覆清王朝的实力，最终成功和平政变，完成改朝换代，开创北洋时代。可以说，刘坤一的举动，实质上断送了大清江山。

“江楚三折”，建言清廷改良变法

刘坤一早年思想趋于保守，对洋务运动颇有微词，自光绪元年出任两广总督后，西风欧雨的催化，终使之“睁眼看世界”，待第三次调署两江，他已由一名守旧的封疆大吏，衍变成晚清政坛的改革者和变法者。光绪廿七年（1901）五六月间，刘坤一会同鄂督张之洞连续三次上疏朝廷，请求“变通政治”，建言朝廷以兴学为首务，整顿中国旧法，兼采西方法律等，这就是影响一时的“江楚三折”。

其实，刘坤一再任江督时，他的“洋务”已初见成效，如设江宁电报局、建火药厂、按西式修建炮台及添设后膛大炮、组织译书局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等。俟三任，他更是大力推动工商业发展，尤其是加快苏沪地区机器纺织业的进程。甲午前后，苏沪地区共兴办十四家机器纺织企业，其中著名的如南通大生、无锡业勤、苏州苏纶纱厂等，至庚子前，该地区纱锭产量已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强，这显然与他的重视、提倡和支持密切相关。

佑文劝学，创议筹办三江师范

未由科举入仕，是刘坤一的终身憾事，因此，他曾对友人说：“弟自惭起于异途，绝口不谈文教。”不过，随着观念改变，刘不仅屡屡谈起文教，且还身体力行而大办之：在任粤督期间，他曾捐银15万两作为基金，拟建“西学馆”；再任江督后，又筹款重建江宁钟山书院，其奏折称，此举乃期“国家佑文劝学，嘉惠儒林”。

光绪廿八年（1902）四月，为进一步实践“兴学”主张，刘坤一广邀社会名流张謇、缪荃孙等商量办学事宜。是月23日，他上奏《筹办学堂折》，呈请督署江宁（南京）办师范学堂。当年9月，不料刘坤一病逝，好在他的后任张之洞、魏光焘终能踵其志而成。光绪廿九年七月（1903），南京历史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名两江师范学堂）暂借总督署挂牌开学，同时，在北极阁下兴建校舍，这正是如今南大、东大等名校的雏形。作为初始创议者，刘坤一虽办学未捷身先死，但他无疑已成为南京历史上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

勋望孚众，赢得身后哀荣备至

“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从不推诿，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度。”这是刘坤一病逝后，张之洞对他所做的评价。确实，刘坤一官高位显，宦海生涯四五十年，一生出入其手公帑数千万计，但他个人并无田产积蓄，死时家财也不过中产人家。史料表明，他总把居官廉洁清静、重义轻利奉为信条。譬如，督粤期间，他曾解私囊以济国急，卸任时所余20万银两，自己不取分毫，而是奏明朝廷，捐15万两作储养洋务人才之需，余下作为赈灾、修堤及各项善养之用，以致有人大为不满，斥为“骄廉”，他一笑置之；在三署两江时，他虽与张謇等早期工商界巨子过从甚密，并竭力提倡发展民族产业以求富做强，但他却从未“顺便”参股以求分羹之利。

以致一向自视甚高的张之洞，在惊悉刘坤一病逝后，不仅上疏称颂他的品行，且电唁其后人，说：“他日碑铭墓志，愿任其一。”据《清史稿》记载：清廷为“嘉其秉性公忠，才猷宏远，保障东南，厥功尤著，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诚’，祀贤良祠，原籍立功省建专祠。”如此哀荣，在晚清政坛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