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门海战，自身制度带来的落后不是战场胜利可以改变的

正德十六年，明朝和葡萄牙殖民者之间爆发的“中葡屯门海战”，被不少人视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第一次正式交锋。一些人也将此战的胜利作为明朝强盛以及领先世界的佐证，那么此战是因何爆发以及它的过程和结果又具体是什么呢？

明朝自洪武立朝，就将唐、宋、元三代较为开放自由的贸易政策，变更为海禁加严格管控的“朝贡贸易” – “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此举虽然可让周边众番邦小国主动称臣，但是也让朝廷因“逆差”而不愿意热心经营并扩大贸易。

注：明朝的朝贡贸易为朝廷向称臣的藩属发放朝贡专用的凭证 -- “勘合文书”，藩属国根据“勘合”上约定的时间、人数、船只数（限制货物量）等到指定港口贸易并向朝廷上贡。为了形成羁縻，朝贡贸易有两个特点，一是核准的贸易量有限，二是朝廷给予的利润远高于正常贸易。

一方面，有限的朝贡贸易无法满足皇朝的需要；另一方面，朝廷因窘迫的财政也无力组建水师控制周边海域，为控制贸易，只能在沿海地带用更为严格的海禁来被动管理。这种不合时宜的政策，人为制造出一个利益巨大的“走私市场”。

沿海民众、士绅怎么受得了这个诱惑？朝堂的权贵、官员们又怎么不会动分一杯羹的心思？不要说他们了，连那些有“勘合”的藩属们也觉得，走私比定时、定点、定量的朝贡贸易要方便得多。

因此到了弘治朝“朝贡贸易”已然衰败不堪，而“走私贸易”却如火如荼。

葡萄牙殖民势力是在弘治朝时抵达东南亚海域，并于正德六年攻占了满剌加（现马六甲地区）作为其贸易中转站。正德八年，葡萄牙人向广州派出船队，希望与明朝贸易，因为没有“勘合”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

在“有心人”的示意下，葡萄牙人在海上与明朝的海商们完成了贸易，也可以说下水干起来了走私。同年为了方便走私，葡萄牙人向海匪们学习，利用明朝疏于海域控制的弱点，公然占据了“屯门岛”（九龙附近），在明朝边上建起了基地。

此时明朝内部对于海禁和朝贡贸易的态度也出现了分歧。一些官员认为“海禁和朝贡”把真正的贸易利润都推给了走私者，朝廷费钱费力却没有收益。朝廷窘迫的财政状况，让他们觉得有必要放开海禁。

正德九年，广东布政使吴廷举未奏请朝廷就自行颁布了《番舶进贡交易之法》。规定外藩商船只要按规矩交税，就可以不受勘合、时间的限制在港口贸易。葡萄牙人则想借这个契机，进一步扩大对明朝的贸易规模（例如上岸建立贸易基地、行商等）。

注：吴廷举的行为并未受到朝廷的处罚或者责难。一是因为朝廷内部本就有分歧，第二个原因是过去封疆大吏们在行政上有很高的自主权。受限于朝廷远程实时管理地方的难度，朝廷对封疆们的限制和管控远没有我们想象得强。这也是明清两朝，地方封疆做出与朝廷背道而驰的抉择的主要原因。

正德十二年，一支小型葡萄牙舰队护送国王使者托梅·皮雷斯到达广州，希望与明朝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然而皮雷斯还未上岸，就把双方的关系搞崩了。舰队抵达广州抛锚等候明朝官方消息时，皮雷斯为庆祝这“第一次接触”，搞了一场鸣炮升旗仪式。

广州众官员极为震惊，觉得葡萄牙人是蛮夷中的蛮夷，一点礼数和规矩都不懂。因此他们打发走了皮雷斯，皮雷斯希望入京朝见（上贡）明武宗的要求也被朝廷拒绝了。

经过几番折腾，葡萄牙人最后通过“明朝式”的方法 – 贿赂太监，实现了目的。正德十五年五月，皮雷斯携使团和通事（翻译），在南京觐见了明武宗（武宗南下平宁王之乱）。这次会面双方感觉都很好，在武宗的要求下，皮雷斯一行又前往京师，准备就通商（朝贡）进一步洽谈。

不过葡萄牙人一边和明朝建立关系，而另一边却又在屯门干着拆台的事情。在屯门站稳脚跟后，他们就将屯门一带的海岛、海域视为自己的殖民地，设置关卡对在这一区域行商、经过的它国海商收取过境税。

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号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集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杀人抢船，势甚猖獗，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
《东莞县志》

葡萄牙人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是当时葡萄牙的主要精力还是在美洲、欧洲和西班牙争斗。对于东方的开拓和经营，更多的是委托于各色各样追求利益的“冒险者”，因此行为、目的等海盗作风更多一些。

这种做法让明朝朝廷上下官员对葡萄牙人的厌恶更甚，只是碍于武宗而未爆发罢了。

正德十六年，对葡萄牙人颇有好感的明武宗驾崩。年轻的明世宗即位，而世宗是明朝最不喜欢外夷的皇帝。因此朝堂上下很快就达成一致，把非朝贡国的葡萄牙人驱逐出去，正在出使的皮雷斯一行也被押至广州并囚禁到死（嘉靖三年）。

屯门海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只是这场战斗本身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浩大或重要。

负责驱逐葡萄牙人的汪鋐（广东海道副使）最初想和平解决，打算意向性给葡萄牙人一些赏钱后让他们走人“俱给赏，令还国”，不过葡萄牙人不予理睬。虽然汪鋐动用武力很快就清除和俘获广州港的葡萄牙人及商船，但是其余葡萄牙人聚集到屯门继续顽抗。

随后汪鋐召集广东地方民壮三四千人，船只五十艘，主动对驻扎在屯门的葡军发起了攻击。葡萄牙的舰队规模很小，只有五艘战舰（据军史专家们考据卡拉克帆船3艘，东方帆船1艘，欧式小型战舰1艘，战斗人员估计数百人）。

六月二十五日，双方第一次交手。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却被葡萄牙压着打，不得不主动撤退。原因很简单，明朝已经在船舶、火器方面明显落后西方了。葡萄牙的战舰移动更为灵活，他们还大量装备了一种明朝人没见过的速射火炮 – “佛郎机炮”。

佛郎机炮是一种备有预装火药和炮弹子筒的后装炮，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其火力投射速度比明军的前装炮不知道快了多少。而且葡萄牙人的火药技术更好，打出的弹丸更重、也更远。

其船用夹板长十丈、阔三丈，两旁架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余管，船底尖而面平，不畏风浪 …… 虽无风，可以疾走 …… 其铳管用铜铸造，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 …… 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法，与中国异。其铳举放，远可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 …… 惟恃此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 ……
《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汪鋐

撤退后，汪鋐并未急于发起二次进攻，而是找机会策反了两个在葡萄牙战舰上务工的明朝人（杨三、戴明）。随后的一个月多月时间里，汪鋐一边操练民壮，一边按照杨、戴二人的记忆，大量仿制佛郎机炮。

九月初，汪鋐向葡萄牙人再次发起了进攻。换装佛郎机炮后，明军船多、人多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在抵近对射中成功压制住了葡萄牙的火力，并安排熟悉水性的水鬼找机会凿船底。

但是明军的火炮威力不足，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摧毁葡萄牙人的大战舰。葡萄牙人抓住这个机会，将大部分人员集中到三艘大战舰上，最终强行突围并逃往满剌加。屯门海战大致就是这样。

第二年嘉靖元年，双方西草湾再次交战，规模和战果与屯门海战差不多。此后就基本没有交战了，可以看出明朝只是和葡萄牙势力发生了小摩擦而已。如果这样的胜利都要称之为明朝的“高光时刻”，那得把明朝看得有多低。

最后这两场战斗的胜利，对于明朝和葡萄牙来说，实际上并未改变什么。

对于葡萄牙而言，它意识到自己在亚洲这点殖民势力不足以挑衅明朝。因此其不再奢求上岸建立贸易基地，而是走起了海匪走私的路线。因为它明白，明朝的水师实力进入海洋后也奈何不得它们。

而且不打不相识，两场仗打下来，双方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融洽了。明朝不但默许了葡萄牙人盘踞澳门，在其后荷兰人攻击时还允许葡萄牙人从广州募兵。葡萄牙人也回报过明朝，南明时葡萄牙人曾经作为佣兵帮助明军围攻过南京地区的清军。

对于明朝而言，明世宗决定携两场胜利回到过去。他把“国门”关得更紧了，全面恢复了洪武时期的严格海禁。然而有什么效果？效果就是进一步刺激和壮大了走私市场，明朝也进入了倭乱最为猖獗的时期。

内敛、自闭的政策也让明朝不自觉中放弃了一个和西方交流、学习的机会，自此再也跟不上西方的脚步。有的人认为明朝有学，不是仿制了佛郎机炮？但这叫模仿，用我们的话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明朝是仿制了佛郎机炮，但是对于近代火炮原理却并不明了，诸如膛压、火药燃速、金属冶炼等。其后欧洲人很快就在佛朗基炮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威力更强的火炮，而明朝还在原地踏步。

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突袭澳门时使用的红夷大炮（一种长身管、纺锤形火炮），再次震撼了明朝人。红夷大炮不但相同重量的炮管比明朝的火炮射程更远、威力更强，而且欧洲人已经折腾出了火药学、弹道学等等。

因为知道了火药燃烧和膛压变化的关系，他们可以针对性地将炮管不同位置变薄减重；因将瞄准从人品、经验升级为科学，所以火炮上开始配置准心、照门；此外，配合射程还有轴射角和火药装填量的公式，以及辅助瞄准的器具 ……

明朝是很快就购买并仿制了红夷大炮，但这样就可以改变落后的事实么？明朝对红夷大炮进行过上一个台阶的升级和发展么，和佛郎基一样还是停留在模仿上。

谈到这个话题，一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就像学习一样。只参考别人的解题过程，不去研究、理解背后的原理、定理，不去探索正确的学习方法等等，凭什么跟上，甚至是超过别人？学霸把他的作业、考卷、笔记公布出来，看明白了就能成学霸么？

明朝自立朝以来，与外界的接触，仍然以“华夷之观”为核心。视自己为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外界则都是需要教化的蛮夷。这样的氛围下，明朝很难和外界正常地沟通、交流、学习。

而且明朝在制度上也没有变革，皇朝依旧是以维护皇权为核心，这必然导致皇朝要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束缚臣民。例如为实现这个目的，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依旧是以强调“君臣父子”的道德为核心。

所以落后是必然的，即便是有十场屯门海战的胜利，也拉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