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也是“小镇做题家”？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在成为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前，安妮·埃尔诺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几乎所有诺奖得主都面对着全世界读者心中的一系列问题：他/她是谁？写过什么作品？配拿诺奖吗？埃尔诺也不例外。

1940年，埃尔诺出生于法国北部诺曼底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家庭，她的父母经营着一间兼卖杂货的咖啡馆。埃尔诺凭借优异的成绩走出了家乡，成为了一名教师。埃尔诺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姓氏。接下来就是很熟悉的剧情了：一个嫁入资产阶级家庭的女性知识分子，虽然看似实现了阶级跃升，在智识层面却失望地发现自己欲求不满——当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似乎并不是她设想的自己在婚姻中的位置。

从1970年代开始，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文学创作。第一本书《一个男人的位置》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她在书中追忆了去世多年的父亲，该书出版当年就获得了法国国内非常重要的文学奖项勒诺多文学奖。从那开始，埃尔诺陆续出版了20多部作品，大多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她长期活跃在西方文艺界。2021年，由她的小说《正发生》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捧得金狮奖，该作品讲述了在1963年的法国，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意外怀孕后发生的故事。

埃尔诺的经历让我们产生种种联想。她的作品中强烈的自传性是否说明她是从事“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她是一个离开小镇但回望家乡、反思阶级问题的“小镇做题家”吗？亦或是一个真人励志版的“我的天才女友”？日前，播客节目“跳岛FM”邀请了长期关注和研究埃尔诺作品的苏州大学法语系副教授陆一琛和青年小说家宗城，为我们揭秘了这位新晋诺奖得主的创作与人生。

安妮·埃尔诺获得诺奖是实至名归吗？

宗城称自己早就预料到，安妮·埃尔诺终有一日会获得诺奖。在他的诺奖推演名单中，法语区列了两位女作家的名字，一位是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另一位就是埃尔诺。他提醒我们注意，虽然埃尔诺此前在中国知名度不算太高，但她在法国文坛其实是一位很有分量的作家。近两年中国图书市场中的两本畅销书也都提到了埃尔诺的名字，一本是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回归故里》，另一本是萨莉·鲁尼的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所以今年埃尔诺得奖并不算一件爆冷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有点众望所归，”宗城认为。

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一位女性，她的性别身份几乎总是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尤其当她在写作中着重强调女性的身体、亲密关系和生活经验之时。宗城认为，过度强调埃尔诺的女性身份——无论是褒义还是贬义——都有其伪善之处，它暗示了女人的政治性不具有公共性，或者说书写女性生命经验的部分与其他面向的生命经验（比如阶级）存在二元对立或高下之分。在他看来，埃尔诺在写作中加入关于女性的性、身体和女性对日常生活的思索，其实是在挑战这一种成见——女性的日常生活和亲密关系，是否真的比男性关心的公共议题低人一等？

宗城还注意到，一种强烈的间离感，或一种永恒的跟不同群体之间的疏离感，也是埃尔诺的写作特点。她拒绝被一种单一身份框定，而是在努力书写不同场域之间的交叉性。“埃尔诺注意到，全球化时代以来出现了这么一批人，他们既是自己原有阶级的反叛者，但又不能完全融入所谓资产阶级或主流知识精英的生活，当她身处巴黎知识精英行业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根本上还是一个来自小镇或者郊区的姑娘。埃尔诺敏锐地发现了这种个人的间离性。”宗城说，“写作是标识一个独立复杂的个体，而不只是某一种身份或阶级的代称，她希望人们意识到每个人的塑造和养成是流动的。”

根据陆一琛的观察，埃尔诺不仅是一位小说家，还是一位积极介入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女性权益以外，她近年来也非常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在法国诸多著名报刊上发表文章声援“黄马甲运动”。陆一琛认为，在新冠疫情、战争、经济衰退等因素造成大动荡的年代，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位极度关注底层民众的作家，反映了诺奖的立场，即希望文学的受众不再禁锢于资产阶级文学审美，而能够更多面向底层民众，让他们能获得一种文学化的存在。

陆一琛同时指出，埃尔诺的写作吸收了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养分——她是一位人文社科专著的热情读者，阅读了大量人类学、历史学作品，因此她的写作始终抱有一种人文精神，会将人文社科理论与自己的生存经验结合起来，去思考与许多人息息相关的宏大命题。因此，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埃尔诺，至少是认同她的写作所反映的一种文学取向，即集体记忆作为人类记忆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写作）《悠悠岁月》后期，她得了乳腺癌，觉得自己的生命可能要走到尽头了，所以有一种非常迫切的书写记忆的责任感。这种人生而向死的宿命感促使她不停地书写。我觉得诺贝尔奖其实也是在鼓励这种以人类记忆为目标的书写，”陆一琛如此说道。

鉴于此，埃尔诺也是一位很难用所谓“纯文学”去定义的诺奖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与2015年诺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展现了非虚构写作在文学领域能够取得怎样的认可。《卫报》的评论文章称，传统的小说家正在失去诺奖的青睐。陆一琛认为，对非虚构的重视其实反映出了虚构作品的某种困境，如今的小说家可能无法在叙事技巧上做出更多突破了。

在宗城看来，今天的写作者都在探索一种混合型文体，正如托卡尔丘克在她的诺奖演讲中提到，她希望探索出一种跳出传统纯文学范畴，混合不同学科知识的写作形式。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也是一个例子：他在小说《2666》中融合了社会档案、文学评论、犯罪记录等等。随着混合型写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我们也需要重构“文学”这一概念。

宗城进一步指出，一种更加具有公共性的文学似乎已经是我们时代对写作者的要求。“其实当初提出纯文学的概念是有它的意义的，是为了打破意识形态政治对文学的裹挟，但现在的社会环境不一样了。今天大家更迫切想要看到的，是文学重新回到公共生活，更加有创造力，更加混合。可能今天我们讨论埃尔诺的创作，包括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最后是激励我们能否探讨出一种更加具有创造力的、反映公共生活的文学。”

朴素的语言与多元的写作手法

在中国有这么一种说法，埃尔诺是法语系学生特别喜欢的论文写作研究对象，因为她的作品语言简单易读。陆一琛表示，埃尔诺的作品的确阅读门槛不高——首先她出版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很薄的、两三欧元就能买到的小书；其次，她的写作语言非常简单，对于法语系的学生来说，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拿一本字典就能轻松地读下去。

实际上，“简单朴素的语言表达”也反映了埃尔诺的价值取向。陆一琛认为，在学校教育和个人阅读的双重塑造下，埃尔诺已经完美掌握了资产阶级的语言，但她选择了一种几乎像是写给父母的平实语言，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消融与父母这样的底层读者之间的阶级隔阂。

宗城则认为，埃尔诺之所以选择这种写作方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不认为写作是一件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东西。“如果今天埃尔诺参与一场‘是否存在纯文学’的讨论，我觉得埃尔诺可能会质疑‘纯’的概念——真的有一种纯的、区分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文化的写作方式吗？”

另外，宗城也提醒我们注意埃尔诺写作方式的多样性。“无人称写作”或“无人称自传”是埃尔诺标志性的写作技巧，《悠悠岁月》就是她“无人称写作”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她大量使用了富有法语特色的人称代词“on”——作为泛指代词时，on可以表示一个或数个身份不确指的人，其指涉需要根据语境来确定。宗城曾与朋友讨论过，他们认为埃尔诺的“无人称写作”实则是在表现一种为女性共同体所共享的潜意识，借此“回看曾经对一代人造成了深刻烙印的公共史和私人史”。

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宗城认为，无人称写作相比单纯的第三人称写作还有另外一重好处，就是可以跳脱出“第三人称叙述只能局限于叙述者个人的双眼和心灵感受到的东西”这一束缚，作者能够更心无旁骛地去书写一代人的公共史。他指出，《悠悠岁月》作为一部埃尔诺写作生涯中后期的集大成之作，她或许是想把之前很多作品的元素涵盖进去，“无人称自传”的写法就与这样一部总结性作品比较匹配。

“清单式的写作”也是埃尔诺的写作特点之一，宗城和陆一琛都认为她受到了法国先锋小说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影响。在《悠悠岁月》中，她用“物的堆积”在文字中再现了种种生活场景，并由此反映一种公共的历史。在宗城看来，这也是一种结合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对一个人的生命塑造过程的剖析。

把阶级跃升当作埃尔诺的写作重心，恐怕是一种误读

埃尔诺是上世纪40年代生人，埃里蓬是50年代生人，但当下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往往能获得一种深深的共鸣，甚至有读者评论认为，他们写的是法国版的“小镇做题家”的故事。陆一琛认为，与其说埃尔诺是“小镇做题家”，不如说她是“小镇读书家”，因为在法国高度强调思辨的高考制度下，写作才是最能兑现文化资本的方式。埃尔诺虽然不像资产阶级家庭孩子那样享有充沛的文化资源，但她的父母的确在她身上倾注了最好的教育资源，供她上私立学校，不让她做家务。而她自己也非常勤奋，通过如饥似渴地读书积累文化资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宗城看来，埃尔诺的成长经历的确能引起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共鸣。他与一个文学圈外的朋友分享过埃尔诺的故事，对方表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女作家的故事——小地方长大的女生，如果要逃离性别不友好的家乡，需要比男生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一点可能会让很多人对埃尔诺非常有共鸣，也不难理解为何有人称她为逆袭版的“我的天才女友”。

埃尔诺从工人阶级跻身资产阶级，过程中经历的文化冲击、疏离甚至是羞耻，也越来越能在焦虑日益严重的时代引发我们的共鸣。陆一琛与宗城都认为埃尔诺和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是颇为不同的时代境遇。陆一琛指出，埃尔诺完整经历了法国的“荣光三十年”，享受到了战后高速发展的时代机遇，比如她父母的经济条件其实比我们想象得要好，他们送了一部车作为女儿的嫁妆。

宗城说，埃尔诺作品的最终导向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对自我记忆与历史的回溯，这与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底色并不相同。根据宗城的观察，当下的写作者在描述年轻人的感受时着重强调愤怒感和饥饿感。这种愤怒感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阶级跃升的通道正在逐渐关闭，令年轻人感到局促和压力，甚至产生沦为结构性“弃民”的感受；第二，年轻人彷徨于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感。

“虽然今天很多中文评论者把阶级流动作为一个很大的主题，但在《悠悠岁月》中没有占很大比重，埃尔诺要讨论的是当时的一些政治运动，比如性解放浪潮以及女性生活的变化。”宗城说，“我自己其实比较怀疑阶级跃升到底是不是埃尔诺的写作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