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主”禹作敏的“毁灭史”，他所犯下的恶行，比你想得更加恶劣

1993年4月15日，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内，一名中年男子收到了上级领导发来的电报：时任市委书记的高占德，邀请他于当天下午2点半参加谈话。

收到消息后，中年男子并没有立刻赶往市区。

心头隐隐感到不安的他，当即找来了一名贴身保镖和三名亲信，让这些人随自己一同前往赴约。

很快，几人便驱车来到了天津市俱乐部的大门前，但就在中年男子准备带人进入时，门口的保安却将其拦住，并表示只准他一人进去。

让中年男子未曾想到的是，当其打开房间大门时，等待他的并非高占德，而是数名全副武装的干警。

“你涉嫌包庇窝藏、妨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请跟我们走一趟”，为首的干警对中年男子说道，同时还用手铐将他紧紧拷住。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中年男子似乎明白了什么，那一刻，他脸上的意气风发顿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惶恐不安。

被逮捕的中年男子名叫禹作敏，时任大邱庄企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他曾是天津市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因一手将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名噪一时的中国“首富村”而闻名，被许多人称为“庄主”。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

被评为“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他，暗地里却藏着穷凶极恶的一面。

伴随着禹作敏的被捕，他所犯下的诸多恶行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就包括了轰动一时的“对抗解放军事件”。

他的罪恶人生，远比我们想得更加恶劣。

平凡出身的“传奇企业家”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一个普通家庭。

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身边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时代的变化风云莫测，有人默默无闻，有人脱颖而出，而禹作敏恰恰是后者。

他的前半生，其事迹即便是放到现在，也堪称白手起家的经典例子。

据悉，禹作敏的家庭世代农耕，父母是面朝黄土的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祖祖辈辈都在地里刨食，日子过得很不容易。

而在禹作敏兄弟四人当中，仅有他因为自幼聪慧，获得了进入私塾学堂读书的机会，但即便只供其一人上学，也让父母不得不省吃俭用。

幸运的是，禹作敏并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凭借着聪明的头脑，他不仅迅速掌握了课本上的知识，而且还深受老师的赞扬。

然而，在动荡不安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安宁的生活总是如此短暂。

1939年，一场洪水席卷了静海县，造成了大量群众失踪，其中就包括了禹作敏的父亲。

在那之后，禹作敏便被迫离开了学堂，四处做苦力赚钱补贴家用，一直到解放后，他才重新获得了读书的机会。

从学校出来后，禹作敏开始在大邱庄的生产大队担任财务和会计，从买车买骡跑运输，到拨动算盘核算账本，他都奉行亲力亲为。

尽管在现在看来，这些工作并不难，但放在那个“人才匮乏”的年代，这几手“绝活”却足以让其在村里出人头地。

1974年，禹作敏当选为大邱庄生产大队的党委书记。

当时的大邱庄还只是一个村子（1993年底撤村建镇），其经济条件远不像现在那么繁华，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穷村”。

禹作敏上任后，决心要带领村民致富，而他的第一次尝试，则是将目光放在了农业上，经常带着众人学大寨、修台田、埋头苦耕。

但由于大邱庄周边的土地以盐碱地居多，种植农作物效率低下，因此一番“折腾”下来，村民们的生活依旧没有多大起色，以至于当地流传着一句话：

“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这次尝试的失败，让禹作敏心里着急不已，同时也让他意识到：光靠耕种，是无法让村子焕发新生的。

1977年，大邱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改选，村民纷纷喊出了“谁能带领大家致富，谁当书记”的口号。

禹作敏不甘就此罢休，他站在竞选台上向村民们保证：“大家再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带领大家摘掉贫困的帽子，不行的话我主动离职。”

靠着决心和承诺，禹作敏最终成功再度当选。

而这次顺利连任，既是他踏上“传奇”事业道路的开始，同时也为其日后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一战成名，打造“首富村”

古语有言：“穷则变，变则通。”

盐碱地的限制，让禹作敏放弃了将发展重心放在农业上的想法，头脑灵活的他，很快便将目标放在工业上。

通过调查了解，禹作敏发现当时全国的钢材很紧缺，而且冷轧钢的成本比热轧钢要低，利润空间更大。

望着眼前的“大蛋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拿出村里仅剩不多的“存款”，聘请国企炼钢厂的退休职工，开办炼钢厂。

通过贷款、借钱、村民自筹等方式，他顺利获得了15万元的原始资金，不久后，村里的第一家工厂成立了。

而这家工厂，就是此后颇具名气的大邱庄冷轧带工厂。

毒辣的眼光，恰逢时代的“浪潮”，让禹作敏的这次“豪赌”得以成功，大邱庄冷轧钢厂开办后，很快就带来了不菲的利润，仅一年的时间，村里就还清了全部欠款，而且还赚了30多万元。

冷轧厂的成功，让大邱庄顺利坐上了工业化的“快车”，禹作敏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企业家”，但他的事业之路却并未就此结束。

在发展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坚持兴建诸多小企业，并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将其联合起来形成大产业。

他曾对大邱庄的村民说道：“我们创办企业，不要怕小，也不要怕土，没有小哪来的大？没有土哪来的洋？”

禹作敏制订的这条“以小成大”策略，确实为彼时的大邱庄，博得了一份美好的发展前景。

据资料显示，到了1990年，大邱庄内已经是工厂林立，其中就包括了15个千万级别的大工厂、两个两千万级别的高端工厂，以及一个资产过亿的特大工厂。

这18个大工厂，以及满地遍布的小工厂，被禹作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帮助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屡战屡胜，为村里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昔日贫穷不已的大邱庄，转眼间却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首富村”，禹作敏在这其中的功劳，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除了在企业发展方面“别出心裁”之外，他对人才的选择，也颇为“不拘一格”。

冷轧厂的刘万民，早年在村里的名气很差，却懂得冶炼技术，而且还熟悉钢铁行业的人脉，禹作敏知道这个人后，不仅力排众议将其提拔为厂长，而且还开出了3万元的年薪。

电器厂的张延军当厂长时年仅24岁，甚至曾创下了200多头猪在4个月养死一半的“光辉战绩”，但禹作敏在看到他没日没夜地学习养猪知识之后，觉得其事业心很强，随即便提拔他为厂长。

在禹作敏的身上，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而这些人之所以日夜颠倒地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开出的丰厚报酬：

作为厂长，工厂每创造出100万元的利润，个人能提成10万元。

禹作敏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道：“我最喜欢用能人办厂，有财必有才，有才必有财，大家选出来的人不一定能产生效益，但我选择的人，一定是人才。”

彼时，许多人都将他的这番话，当成是其自信的体现，但从他日后的种种行为来看，事情却并非这么简单。

日新月异的时代，大邱庄每天都在变化，而本该恪守初心的禹作敏，也变了。

突然离世，骇人听闻的命案

1992年11月，大邱庄内一个名叫李凤政的男子，在开会期间突发疾病去世。

按道理来说，生老病死本是人之常事，但李凤政的突然离世，却在村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一切，还要从他执掌的企业说起。

事实上，李凤政不仅是大邱庄的村民，而且还是华大集团的总经理。

据资料显示，华大集团是大邱庄内的众多集团之一，主要负责农业领域，自创办以来，就为村子来带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深得禹作敏的重视。

为了牢牢掌握华大集团，他还特地提拔手下的李凤政，任命其为集团总经理，而李凤政也没有辜负禹作敏的“厚望”，将企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然而，伴随着他的突然离世，华大集团一个高大3亿元的债务窟窿也浮出了水面。

得知这一消息，怒不可遏的禹作敏，在亲自为李凤政主持宏大白事的同时，还下了“严令”，要求村里的各大部门查清华大集团。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没过多久，华大集团的资产就被其他四个集团分管，并遭到了从头到尾的清查。

在这场清查中，禹作敏更是露出了他鲜为人知的“恶魔面孔”。

据悉，为了找到所谓的“证据”，禹作敏不仅把刑具和监控设备放到了村子的会议室，而且还亲自对华大集团的9名副总经理进行“审问”。

他先是让手下扒光了被审讯者的上衣，让其在冬季的寒风中受冻，之后又强迫被审讯者们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或作风问题，并对其进行录音。

谁要是不服气或“不承认”，禹作敏就会带着手下，用皮鞭和电警棍对其进行毒打，甚至哪个手下打人最狠，他就奖励谁。

在禹作敏的肆意妄为下，华大集团时年61岁的职工田宜正，不仅遭到了其手下长达14天的非法拘禁，而且还被十几个人摁在地上殴打。

直到他“承认”自己有问题，这些人才就此罢手。

除了田宜正之外，还有许多华大职工遭到了禹作敏手下的“审讯”，其中就包括了老实巴交的危福合。

1992年12月13日，在大邱庄务工长达2年的危福合，被禹作敏的手下刘云章，强行带到了华大集团三楼，随后他便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审讯”。

由于危福合不愿承认自己有问题，刘云章便让三拨人对其进行轮流毒打，期间他曾多次哀求对方放过自己，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在遭受长达7个小时、前后18个人的殴打之后，原本身体健朗的危福合失去了意识，而刘云章等人在看到他仅剩下一口气时，才意识到大事不好。

当天夜里，遭受无妄之灾的危福合，带着无尽的悲愤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的遇害，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伴随着公安部门对“危福合身亡”一案的调查，禹作敏的真面目也被缓缓揭开。

直到这一刻，众人才发现：身披诸多“荣誉光环”的他，并没有人们想得那么简单。

双面人生，贪婪奢靡的“庄主”

事实上，在禹作敏的恶行被曝光之前，人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差，甚至可以称得上颇有好感。

而这些好感，大部分都来自其对大邱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或许是因为自身早年的艰难求学经历，禹作敏对知识颇为看重，他曾多次对外界说道：“金钱有价，但人才是无价的。”

尤其是在大邱庄的工业发展迈入“正轨”之后，禹作敏更是力排众议，用5年的时间拿出了1800万元投入教育，要求村里的孩子都要上学读书。

除此之外，他带着村民还克服了大邱庄的“盐碱地难题”，将村子的农业做得有声有色，村里的医疗设施，更是远远领先国内的大部分村庄。

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逐渐成为一个在工业、农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皆极为出色的知名村庄，被赋予了“窗口示范”的作用。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他还极力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人设”，甚至只吃汤面不喝酒。

彼时的禹作敏，不仅获得了“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诸多称号，而且还被《半月谈》评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许多人更是亲切地称他为“庄主”。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禹作敏对外展示的虚假一面，他的真面目远比我们想得更加恶劣。

禹作敏所犯下的恶行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恶行，就是他对钱财的贪婪。

作为带领大邱庄发家致富的人，禹作敏固然居功甚伟，但随着村子的不断发展，与其一同增长的，还有他内心日益膨胀的欲望。

据悉，禹作敏不仅给自己配备了当时最新款的奔驰豪车，而且就连他的手下，也纷纷开着清一色的奔驰。

除了斥巨资购买豪车之外，禹作敏还搬出自己最初专门建造的“人才楼”，住进了一栋独门独户的大别墅。

这栋被许多人称为“小中南海”的别墅不仅占地面积极广，院墙顶用精美的琉璃瓦装修，而且还有“传达室”、“警卫室”，里面有8个保镖在日夜守卫。

1992年，禹作敏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大邱庄的所有产业集结在一起，成立了“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而他本人则担任集团董事长。

作为董事长，禹作敏对外声称自己基本不拿钱，开销全部自掏腰包，可实际上，他在私底下享受着奢靡无度的生活，其底气正是来源于中饱私囊。

禹作敏对金钱的渴望，不仅体现在他的物质生活上，还在展现在其言语中。

同为“全国劳模”的申纪兰，曾三次带队到大邱庄学习，她在后来回忆到：“第一次见到禹作敏的时候，他待人很热情，说话也十分客气，但之后的几次见面，感觉禹作敏整个人都变了。”

在和申纪兰第二次见面的过程中，禹作敏多次向其“炫耀”道：“你看看我这张办公桌多少钱？一万多块钱一张，还有这椅子，也是一万多块钱一把……”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还特地编出了一句顺口溜：

“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禹作敏对金钱的痴迷，自然引起了许多人反感，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党委书记的田聪明（后任新华社社长）曾劝他不要过度痴迷于物质享乐。

然而，面对田聪明的劝告，禹作敏非但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大放厥词地说道：“我就是个农民，不懂那么多规矩，我就喜欢坐奔驰，我自己赚钱自己买，怎么啦？”

内心不断膨胀的贪念，让禹作敏抛弃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责任心。

被欲望遮蔽理智的他，最终在万劫不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视为囊中之物，狂妄与蛮横

禹作敏的第二个恶行，来自他追逐权利的不择手段。

更准确地说，是其对大邱庄产业的窥视。

或许在一开始，禹作敏确实将村里的产业，当成众人一同努力得来的结果，但在尝到金钱的“甜头”后，他的初心很快便变了味。

这一点，从其对大邱庄产业归属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

据资料显示，在一次座谈会上，禹作敏曾公开说道：

“我们都是白手起家，现在村里每个集团都有几十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很难说，当初向银行贷的那几万元都还了，这几十亿资产说是我的，也没有错。”

事实上，他对大邱庄产业的窥视，不仅只是挂在嘴上，而且还为之付诸行动。

笔者在文章前面说过，禹作敏在1992年将大邱庄的所有产业全部集结在一起，成立了“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其本人更是担任集团的董事长。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些公司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彼时，有不少人发现，大邱庄名下产业的高级管理层，大部分都是禹作敏的本家、堂弟、女婿等家族成员。

而禹作敏年仅20岁出头的小儿子禹绍正，更是先后被他任命为村团委书记、总公司的总经理，被其视为自己的“接班人”。

值得一提的是，禹作敏除了安排“自己人”插手公司之外，他在待人处事方面的态度，也愈发狠辣张狂。

申纪兰第二次到大邱庄学习时，就发现禹作敏对全国各地来此学习的厅级干部已经很少见面，期间有人告诉她，禹作敏现在是“省级干部挑着见”。

尤其是在出席了1989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之后，他的这一态度更是越发明显。

后来，有人曾回忆道：“农民家庭出身的禹作敏，身上丝毫看不见农民的淳朴，只有张口权利、闭口功劳的狂妄。”

据悉，有一群来自北京的作家，曾兴致勃勃地来到大邱庄采风，并希望与禹作敏见上一面，但禹作敏非但没有见他们，甚至还派人传话：

“不管你们写什么，都要加上一句，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

事实上，为了追求“一言定生死”的权利，禹作敏不仅在外人面前摆起了谱，甚至就连那些为大邱庄发展默默付出的职工，也被他视为随意欺凌的对象。

1990年3月，大邱庄工业集团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无意间说了一句：“禹书记的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

只因这句无心之言，禹作敏便派手下对其审讯拷打，逼得高玉川服毒自杀（未遂），而在得知这句话是高玉川从刘金刚那里听到之后，他又开始追究刘金刚的责任。

公司的副总经理张玉英劝禹作敏不要“兴师动众”，却被他指责为“没站在同一条线上”。

在那不久之后，禹作敏以“不和自己保持一致”为由，将逼迫张玉英搬出“人才楼”，并在工作上处处对其打压。

“肆意挥霍、蛮横霸道”，彼时的禹作敏就像一个“土皇帝”，而他本人更是对这个“称号”沾沾自喜，甚至骄傲地对记者说道：“你应该把土字去掉。”

禹作敏的张狂，让许多人都隐隐感到他再这样下去，势必早晚会出事。

然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恶行，竟然做出了骇人听闻的行为。

劣迹斑斑，不能以常理衡量

事实上，早在危福合身亡之前，大邱庄就曾发生过另一起相似的案件。

这起命案虽然不是禹作敏一手造成的，但也和他有着紧密的关系。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闻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欺负过自己的女儿，恼羞成怒的他，当即纠集了一伙人将刘金会暴打一顿。

随后，禹作相又找到了禹作敏，要求他为自己“做主”，“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

面对堂弟的无理取闹，禹作敏非但没有公正处理，反而对其说道：“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他，寒碜寒碜他。”

禹作敏的助纣为虐，导致年迈的刘玉田在大街上，被禹作相等人活活打死。

案发之后，7名打人凶手均被警方逮捕，并依法判刑，但这一公正的判决，在禹作敏看来，却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让其怀恨在心。

1992年11月27日，北京一所学校的27名学生，在老师程钢的带领下到大邱庄做社会调查，期间，在大邱庄的一家商店里，学生们因询问价格和商品产地，与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了冲突。

结果师生们被保安强行扣押7个小时，期间还遭到了禹作敏的威胁，要求他们承认是自己“骂街”在先，多名学生还被扇耳光、揪头发。

老师程钢为了保护学生，最终只能无奈地写下“悔过书”，一行人才被放出来。

“刘玉田身亡”和“扣押师生”的发生，让禹作敏愈发目中无人，而在危福合身亡之后，他又做出了更加“疯狂”的举动。

1992年12月15日，6名刑侦警察在夜里进入大邱庄，想要调查危福合遇害一案。

禹作敏知道后，认为公安不给他“面子”，于是下命让人扣下6名刑警，并扣押对方的警车。

随后，一大群村里的青壮年从各个角落冲了出来，将警车团团围住，刑警们下车想要向众人解释，却被推离了警车，困在楼道里。

即便如此，村里的青壮年依旧不愿罢休，他们把楼道锁死，又让人在外面24小时把守，完全切断了刑警们与外界的联系。

到了第二天，其中两名警察被带到禹作敏面前，进行所谓的“问话”，他大发雷霆地对两名警察说道：“你们来干什么，不就是打死了个人嘛？”

据资料显示，6名调查“危福合案件”的警察，在大邱庄被关押在了13个小时之后，在时任天津市长聂璧初的亲自干预下，禹作敏才下令放他们离开。

“目无法纪，妨碍执法”。

这既是禹作敏所犯下的第三个恶行，也是导致他走向毁灭的“导火索”。

面对坚持为危福合主持公道的警方，但凡稍微正常点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恶劣，可禹作敏终究不能以常理去形容。

嚣张狂妄的他，嘴上说着会配合公检人员查案，可实际上却暗中施加手段，将刘云章等人送出村子逃亡。

除此之外，禹作敏还拿出65000元给危福合的家人，作为丧葬费，并要挟他们将危福合带回老家安葬，不许再来大邱庄。

禹作敏的一举一动，自然被警方看在眼里，为了将刘云章等人抓捕归案，他们特地想出了一个办法：假装息事宁人，引蛇出洞。

面对警方的“妥协”，禹作敏天真地以为是自己的功劳，殊不知，他的诸多恶行，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编制谣言，“对抗解放军”

1993年春节，以为过了风头的禹作敏，让刘云章等人回大邱庄过年。

与此同时，收到消息的天津公检法，当即发出通缉令，要求将4名犯罪嫌疑人逮捕归案，天津警方还安排了400多名干警守在大邱庄外围。

说到这，或许会有许多读者感到奇怪：“缉拿4个人，为何需要如此多的警力？”

事实上，公安机关之所以派出400多名干警，除了严防通缉犯再次潜逃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防范于未然”。

据悉，彼时的大邱庄至少藏有15条枪、2000多发子弹，以及大量的民间土枪。

从中也可以看出，禹作敏此前的累累恶行，已经让警方对他有了防备，而这场拘捕行动，也成为了其“公然对抗解放军”谣言的开端。

同年2月17日，县工作人员进入大邱庄，找禹作敏了解情况，并向他说明了这次抓捕通缉犯的必要性。

然而，不知悔改的禹作敏此刻依旧没有丝毫悔悟，他优哉游哉地半躺办公椅上，手里拿着名牌香烟，嚣张地说道：“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保，我也不敢保……”

身为公职人员，禹作敏不仅妨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表示，大邱村的村民不懂法，他也不懂法。

说白了，禹作敏之所以如此费尽心思地阻碍警察进入大邱庄，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包庇通缉犯，更是想要掩盖自己犯下的恶行。

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离开后，禹作敏便开始肆意编纂谣言，对村民声称：“村外集结了1000多部队！”

他不仅在村民面前装出一副很恼火的样子，而且还反问众人，这么多人冲着谁来的，你们自己仔细想想。

在禹作敏的蒙骗下，不明真相的大邱庄村民们，拿着一根根斩断的钢筋作为“武器”，把守村里的每一个路口，可真实情况却与他说的截然相反。

解放军根本没有来，而且参加抓捕行动的400多名警察，也从未进入到村子3公里范围内。

说到底，禹作敏就是打着“把村民当成护身符”的主意。

1993年12月17日，警方为了避免误伤那些被蛊惑的村民，撤走了大部分警察，只留下30多人，同时将此事通知禹作敏，让他配合警方的行动。

但禹作敏非但不买账，反而在当天夜里策划更多村民参与进来，他在隔天召集村里的所有人开会，声称有一千多人的部队带着小钢炮包围了大邱庄，并对众人说道：“我怀疑他们不是来破案的！”

在禹作敏的蛊惑下，警方进入大邱庄变得十分困难，场面越发失控混乱。

事情闹到这一步，天津市委下达了最后的命令：要求大邱庄在19日18时之前，必须让警方进村。

眼看无法阻碍警方进村，禹作敏又想出了另一条诡计，他一边向上级答应搜查，一边安排村里的青壮年，伺机阻挡警方的行动。

19号下午五点多，禹作敏在村里安排了大量的豪车，将进入大邱庄的警方团团围住，表面上摆出一副欢迎警方恶驾驶，实则却是阻止调查。

三天后，禹作敏又再度制造谣言，他不敢再提部队的事情，而是到处发传单，说来了一千多名武警。

黔驴技穷的他，甚至说出了“这么多警察到来，是为了拿下他们这个天下第一村”的荒诞说辞。

但禹作敏没有想到，他越是如此，有关部门就越要对其一查到底。

狱中人生，为时已晚的醒悟

1993年3月中旬，专案组在排查了800多条举报线索并于全国各地撒下天罗地网之后，4名通缉犯里有两人先后落网。

一个月后，警方也基本掌握了禹作敏犯罪的诸多证据。

同年4月15日，禹作敏接到通知：天津市委书记高占德，要求他到天津市俱乐部谈话。

事实上，彼时的禹作敏已经隐隐感到穷途末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专门带了贴身保镖和三名亲信前往赴约。

但费尽心机的禹作敏始终没有意识到，面对疏而不漏的法律，恶贯满盈的他又能逃到哪去？

1993年8月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及7名同案犯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公开审理，并于27日做出了一审判决。

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数罪并罚，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多家官方媒体更是发文痛批他的恶行，其中的关键词便是“土围子”、“土皇帝”。

据天津市第一监狱的看守员回忆，禹作敏刚入狱时，几乎难以适应监狱的生活。

他既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捕，也不愿配合工作人员的工作。

但在经过三个月的入监学习之后，禹作敏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对监狱的管教员反思道：

“我是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迈错了步。”

为此，在家人前来探监时，禹作敏还反复叮嘱道：“一定要让绍国（其大儿子）好好学习法律，遵守法律，我就是不懂法，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虽然此时的禹作敏已经醒悟，但已然为时晚矣，他终究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1994年开始，禹作敏的身体每况愈下，还曾因上腹疼痛、贫血等疾病住进医院，经检查，他的身上患有10多种慢性疾病。

考虑到其身体情况，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天津市领导批准他保外就医，1997年，禹作敏96岁的母亲病故，司法部门还允许他回家看望。

也许是因为母亲去世而过度伤心，又或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打击过大，在那之后，禹作敏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并于1998年转入天津天和医院治疗。

在那里，政府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待遇，不仅允许他的妻子前来照顾，而且还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除了不能出医院大门，他可以在院里随意走动。

1999年10月3日凌晨1点，未能等到刑满释放的禹作敏，在天和医院内去世，终年69岁，而关于他的死因，外界一直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他无法忍受铁窗生活，服药自杀；而另一种则是称其死于心脏病。

具体原因如何，至今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他的离世，大邱庄的“禹作敏时代”，也正式宣告结束。

是否想起过他们的身影

禹作敏曾放下豪言：“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

或许在其看来，是他一手造就了大邱庄的繁华，但事实证明，这句话其实是错的。

禹作敏去世后，大邱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导致村里的许多企业都纷纷停产。

据资料显示，2001年，大邱庄全年的财政总收入仅有3700多万元，和曾经的辉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但大邱庄的村民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通过改革企业制度、吸纳个人和社会资金的方式，将企业重新逐步盘活。

2006年，大邱庄的财政收入攀升至2.4亿元，这座昔日远近闻名的村庄，再度恢复了它的繁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禹作敏生前斥巨资打造的“小中南海别墅。”

时至今日，这栋别墅依旧屹立在大邱庄内，其周围杂草丛生，四处散落着挽联、花圈、毛巾……

金碧辉煌的装饰，与灰尘堆积所形成了强烈对比，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房主好坏参半的人生。

从声名远扬的“庄主”，到臭名昭著的“阶下囚”，禹作敏的“毁灭人生”着实让人唏嘘不已。

说到底，他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并非只是简单的“不懂法”。

禹作敏走向歧途的根本原因，实则是他在致富过程中，忘却了自己的敬畏之心。

“上天欲使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禹作敏的“毁灭史”，从他不再对身边事物保持敬畏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

禹作敏曾在《经济日报》上写过一句“春节寄语”：“大邱庄最大的贡献，就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只是不知道，自诩为“中国农民代表”的他，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否想起过自己的恶行，以及万千农民淳朴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