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财商学评论》商学访谈：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一“江”春水向全球

编者按:

《上财商学评论》是由上海财经大学主管、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的一本刊物。刊物传承1932年11月上国商创办《商兑》，以刊为媒赋能商学教育，致力于打造“海派商学”第一刊。其中，第一辑聚焦“百年商学”，第二辑聚焦“未来商学”，第三辑聚焦“元宇宙”，京东、天猫、当当、线下书店等均有销售。

本文为《上财商学评论》访谈 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会长、上海市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院院长傅大煦撰写的相关内容。

回想1997年刚到张江工作时，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傅大煦的眼前又清晰地浮现出那片荒地，草长得比人还高。那个时候，张江整个区域里，只有一家淮海制药厂还能拿得出手。这让人很难想象，今天的张江，不仅拔地而起成了一座高科技城，而且还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最知名的一块高地。

它的成功，无疑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没有浦东开发，今天的上海还只局限于浦西发展而无法大展拳脚。与此同时，张江也只能在田园风光中流连，缓慢变迁。

在《上财商学评论》看来，张江发展既得益于国家改革的大环境，也得益于上海政府的决心和意志。正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中央方针，大力推动浦东的改革和开发、开放，才使浦东迅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改革开放前沿热土。

也正是在这场改革的洪流中，张江被定位为高科技园区，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一起成为规划中的四个重点国家级开发区。在某种意义上，张江成了上海蝶变的巨大想象空间——除了集成电路和软件，当时的张江还对生物医药充满着兴趣。生物医药不仅是“朝阳产业”，是新一轮发展的竞争焦点，在1983—1993年期间，世界医药工业销售额年均增长率高达9%，年递增速度大大高于全制造业平均发展速度，而且还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是推动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亚健康及环境污染等引发更多疾病，还有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生物医药产业的战略价值以及提前布局生物医药产业的前瞻眼光愈发凸显。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尚未出现以生物医药为产业定位的产业园区，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一定的风险，但同时也具有先发优势。

1993年，随着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瑞士罗氏制药落户张江，张江遂开启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序幕。面对眼前一片农田的乡野风光，园区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一无所有的现状，企业一度失望不已。但是，园区以一腔热情诚恳挽留，并在半年内就实现了建厂地块“三通一平”，深深地打动了对方，最终签约成功。其后，勃林格英格翰、奈科明、美敦力、史克必成、麒麟鲲鹏等生物医药项目逐一加盟。

到1996年，上海和原国家科委、卫生部、国家药监局更是签署协议，在浦东张江建设“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

傅大煦与张江的缘分也因此而来。只是，面对着这一片田园风光，傅大煦还来不及感叹一句“不容易”，便汇入了张江飞速发展的洪流中。

张江的背后，其实是整个中华文明

如今很多文章都将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起点定格在1993年。可以说，罗氏制药的到来，为上海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然而，我们在承认对方贡献的同时，也别忘记，我们其实并不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

在并不久远的“上海滩”时期，一代巨商黄楚九曾在上海创办了由21个医药企业形成的庞大的上海新药业集团，还推出了风靡一时的“艾罗补脑汁”以及“龙虎人丹”。该集团在民族制药业中率先成立“生物检验室”和“药理检定部”，并首创玻璃注射器......

在某种意义上，张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其实就建立在曾于传统医药领域取得过光辉成就的整个中华文明之上。

《上财商学评论》:说起来，我们今天很多人熟悉上海，但不熟悉上海的医药产业。它在上海其实有着一段让人骄傲的历史。对此您怎么看?

傅大煦:我经常说上海是我们国家医药产业的发祥地，严格来说，近代中国史上第一家民营制药企业，就是黄楚九创立的中华制药厂，它也意味着中国近代第一个制药工厂的诞生。

说起黄楚九，其实也挺有意思，他除了创办中华制药厂之外，还是我老单位――五洲药厂(五洲大药房)的创办人。我也看过一些与他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很有感触。他是很有民族情怀的一个人。

除了黄楚九，我们上海医药行业诞生了很多国内第一，比如中国第一支青霉素当时就是由上海相关专家研发，并在上海第三制药厂做出来的。再比如1962年国内第一个心脏起搏器，也是上海研发出来的。想想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就能够第一个做出心脏起搏器，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知道直到2015年，我们才真正有一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心脏起搏器生产线，它同样也是在上海、在张江。

我们现在经常说青蒿素很厉害，其实早在1965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就主导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它可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

《上财商学评论》:在上海民族制药发展史上，还有哪些优秀人物值得大家铭记?

傅大煦:新中国中央卫生部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杨树勋应该算其中一位。他是杨氏化学治疗研究所的创始人，杨氏化学治疗研究所是上海第一生化制药厂的前身。可以说，杨树勋对我们国家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除他之外，像医学家、微生物学家、抗生素学家童村，还有药用植物化学的先驱者赵承嘏，都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前辈。

正是因为有这些前辈，上海的制药厂才发展得很快。除了青霉素，我们上海也是中国第一个研发上市安乃近的。几个重要药做出来以后，当时毛泽东主席甚至亲自接见了这些人。

当然，鉴于能源、粮食等方面的原因，很多上海制药企业搬到了内地，像后来的“四大家族”――新华制药、东北制药、华北制药、太原制药――发展都与上海息息相关。它们都接受过上海技术的无偿转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把上海看成我国制药工业的摇篮的原因。

《上财商学评论》:能否请您谈谈中国传统医药和近代生物制药之间的关系?对近代生物制药来说，中国传统医药有哪些智慧可供参考或继承?

傅大煦: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中医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天然的宝库，也是中华文明的延续、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总书记说，我们要发展中医药，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希望我们把中医药传承好、发展好。

中医药里面有非常多的好东西，比如前面提到的青蒿素。我们老祖宗曾说过，青蒿拿过来把它捣成汁，就可以抗虐。为什么要捣成汁，而不是煮呢?是因为高温的话，这个青蒿素就被破坏掉了。所以后来屠呦呦要用低沸点乙醚提取青蒿素。

还有砒霜。很多人都觉得它有毒，避之不及，但是它可以用来治疗白血病。我们通过对砒霜的研发，发现它对血液循环有很大的帮助，用它来治疗白血病，效果也是比较肯定的。

再比如说很多动物药，今天大家都喜欢吃虫草，它其实就是一个双向免疫调节剂，既可以刺激免疫，也可以抑制免疫，所以我们很多器官移植病人都要吃虫草菌丝体。后来，日本人从中发现了一个免疫抑制剂新药芬戈莫德。

还有熊胆，熊胆里面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熊去氧胆酸，这个胆酸能帮助消化，可以治脂肪肝。

还有就是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中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库，很值得去挖掘，当然我们也需要不断有科学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中医药治疗的机制、机理。

与此同时，中医药也需要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比如说美登木素有很好的抗癌效果，但是这个中药吃进去，对人体的毒性非常大，所以将它接到抗体上去，定向送到肿瘤部位，既可以发挥好的疗效，也能防止药物的毒副作用。

《上财商学评论》:上海的医药产业很强，但为什么后来大家谈及上海的产业时，首先会想到工业，想到集成电路，想到软件，就是想不到生物医药?

傅大煦:最早的医药行业在上海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全国医药产品大部分都在上海生产――但到了后来，因为上海城市更新、产业调整，把一些不环保企业以及市中心的企业基本都关停并转掉了。

这也导致上海医药产业在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其在上海工业制造业中所占比重应该是三四个百分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只不过因为跟政策等因素比较相关，发展上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产业年年都会增长，但不是那种爆发性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个行业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上财商学评论》:在1993年罗氏制药进入上海之前，上海为什么就已经把生物医药当成战略性产业来看待?

傅大煦:原来上海主要产业是纺织业，但纺织业要调整，很多工人要转型，于是压缩了53万人，这部分人下岗以后，上海的发展会怎样?

当时提了几大产业，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生物医药。所以从1993年开始，上海把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加以培育，应该说当时眼光还是比较长远的。

为此成立了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上海市科委。科委成立了生物技术和医药处，同时还成立了上海新药研究开发中心。

这两个机构，一个是政府机构，往上对标国家相关部委，以及上海地方委、办、局，一个是事业单位，对口下面一些科研企业，来共同推动这个产业发展。当时工作机制是“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协同推进”。

应该说，经过多个五年计划，我们不断从规划、从政策上支持并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它的发展壮大，体现的是国家意志

随着罗氏制药以及一系列项目的到来，张江园区开启了“大变脸”的一生。

尤其是1998年10月以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挂牌运行为标志，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和高校相继落户，让张江逐步组建起了“一所六中心”的大平台。

这也意味着张江逐渐具备了产、学、研功能，形成一个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产业生态圈，逐步建立起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的核心要素:技术、人才和资金。一个领先于业内的“药谷”，一个无可复制的生态，就此在张江建立起来。

对张江来说，选择了医药生物，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但也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单凭上海张江的力量，是难以引入国家级的机构或者决定某个高校的搬迁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大动作的背后，无疑体现了整个上海乃至这个国家的意志――那就是积极向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做大上海这颗明珠。同时，通过上海在高科技领域的表现，来带动中国城市的进化和一体化的发展。

只不过，在向这些宏大目标推进的过程中，一切都有赖于每个人的奋斗。

《上财商学评论》:今天我们都知道1993年对张江意义很重大，但是，张江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背后是一批人的努力，您对此如何看?

傅大煦:1993年，正值浦东开发开放，集中发展几个地方，一个是外高桥保税区，一个是金桥出口加工区，一个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还有一个就是张江高科技园区，张江的定位就是高科技。高科技的范畴当时比较大，不过也有两个主攻方向，一个是集成电路，一个是生物医药。只是后来张江做得一直不如其他三个区，1996年，市政府发布了一个聚焦张江的战略，这对它的推动是非常大的。

我是1997年去张江的，可以说经历了张江发展的全过程。刚去时，张江还是一片荒地，草长得比人还高，全是农田。但张江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科普一下，我们上海新药研究开发中心是第一个搬进张江的，买地，造房子，1996年去造，1997年把房子造起来，然后我们搬到张江那里工作。像罗氏、麒麟鲲鹏都是在我们对面，那是最早的张江生物医药区域发展的一块宝地。

再后来，我们就按照药物研发的需要，在张江建了很多平台，包括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中心、国家上海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还有上海中药新药创新中心。此外，我们还把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从浦西搬到浦东。当时上海市政府就下大决心，把这些平台从原有的高校、科学院所剥离出来，集中搬迁去张江，在张江创造一个药物研发的生态。

尽管上海第一个中外合资医药企业施贵宝一开始是在闵行，没有去张江，但是后面的合资企业基本上都到张江去了。

总结一下就是，通过聚焦张江战略的实施，把平台搭建起来，同时再把企业搬过去。这样，随着一所六中心等相关平台的建设，整个张江初步的生态建起来了。后续通过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投入，再逐步做大做强。

所以我一直说，外地要复制张江，其实复制一个园区很容易，但是要把这些平台、把这些科学院所全复制出来，很难，基本上不太可能。

《上财商学评论》: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张江的发展其实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壮丽，也很艰辛。张江用哪些努力，换取了今天的成功?它又如何通过产业运营服务，以及建立相应模式，来一步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傅大煦: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把这些平台建起来，把跨国公司、合资企业引进来，然后再逐步走创新孵化这条路，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在建孵化器。

建这些孵化器，其实政府也花了很多心思，整天想着要哪些人进来。最早，张江晚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他们白天都来这里上班，晚上离开张江。一旦下班晚了，大家也不敢回家，就拿个被子躺在实验室过一夜。为什么呢?一来晚上没有交通，二来没有人才公寓，也就是说，没有相应配套的东西，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这个也是张江起步比较难的地方，需要政府一个个去解决，当然，张江园区本身也为此做了很多事情。

第一个，把地铁修过去。随着地铁2号线延伸过去，张江的交通问题得到了解决。第二个，把中医药大学搬过去，把医院搬过去，还有就是把后面的商业配套做起来，这样至少使张江相关配套的服务有了。第三个，建了很多人才公寓。经过房地产开发，很多公寓，还有学校，都建了起来。这带来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真正选择在这里扎根，特别是2004年以后，许多跨国公司都以张江作为研发中心，溢出效应非常强，吸引了很多人来张江创业，把整个张江的创新环境烘托得越来越好。

《上财商学评论》:除了您提到的这些需要由政府下力气做的配套，在我们看来，“一所六中心”等相关平台建设同样体现了上海乃至整个国家的意志。那么，您怎么看待整个上海对待生物制药的积极态度?

傅大煦:整体说来，这些都表明了上海对生物医药这一领域有着很深的认知，是把生物医药当成未来产业的制高点来打造的。相应地，张江也被当成上海在生物医药领域创新的名片，作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核心区去扶持，然后不断对其加大投入。

《上财商学评论》:不得不说，得益于张江的引领，我国在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区领域的布局加速，2000年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2006年的苏州BioBAY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区等相继破土动工。在您看来，这三个特色产业园又分别有哪些特色和差异?

傅大煦:我们讲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得益于国家大的科研机构的辐射。与张江相比，它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它背靠北大、清华等高校，又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一大批国家大型研发机构在附近，所以它的创新活力、成果转化能力在国内应该是很难复制的。

谈到苏州，其实BioBAY的成长也很简单，它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当年在上海扫楼，对上海所有愿意去苏州发展的企业，一家一家去拉。为此，当地政府给了非常优惠的政策，比如说提供相当丰厚的研发费用，土地也可以便宜。另外还有一个政府性的风险投资基金叫作元禾资本，如果企业发展得好，它可以再投一两千万元。

第二件事，引进美国冷泉港实验室。 要知道，冷泉港是美国国家实验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进行生命科学创新的实验室。 与冷泉港的合作，不仅提升了苏州在相关产业上的名气，而且吸引了大量留学人员去苏州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州在发展生物医药上的决心和意志同样也很强烈，也很值得学习。

相对而言，张江当时在对团队投资以及政府性风险投资的支持上，做得不是太够。这也导致不少张江企业跑到苏州去发展了，同时有很多原来想回国创业的企业，来张江看过以后，最终落户在了苏州。这对上海无疑是切肤之痛。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继续改进思路，摈弃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理，积极做好招商工作，此外，在政府性风险投资上，虽然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上的压力太大，但也要勇于投天使、投早期，也就是说，投第一把，不是投最后一把，这样更能有效地扶持一些有特色但缺少机遇的创新型企业。

《上财商学评论》:那么，相比较竞争对手，张江的实力又体现在哪里?

傅大煦:这么说吧，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是背靠着上海的，它的研发在目前来说还是跟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今天苏州创新的平台，在服务能力上还是抵不过上海，抵不过张江。所以它还是需要在上海做研发，然后把产业化放在苏州。

今天的上海生物医药，不但辐射了苏州，也辐射了泰州，泰州医药城也是从上海挖去了很多企业，包括后续杭州，也都是从上海来寻找机会。

对于上海来说，有竞争肯定是好事情，可以互相激励，但上海也确实要有这样一个胸怀，那就是我们是龙头，有辐射带动长三角的责任，要促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

《上财商学评论》:对于一体化的长三角来说，上海在生物医药上还会和哪些城市形成互动?

傅大煦:目前来说，整个长三角一体化，我们上海是龙头，周边地区如泰州、苏州、杭州、南通的启东等，都有很多生物医药产业园，再如G60科创走廊，一廊九区，覆盖9个城市，这些城市也都把生物医药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所以我想在长三角可能还有不少机会。当然，每个城市还是要根据自身的特点与这个产业进行结合。

另外，长三角还需要有不同的分工。上海是以研发为主体的，在大型医疗设备，包括微创高端耗材和创新药的研发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江苏，原来做高端制剂，现在像苏州也开始做新型生物药，另外还有连云港的化学药、常州的医疗器械。浙江台州在原料药方面空间非常大。至于安徽，中医药发展潜力大，亳州药品市场就比较有名。所以说，长三角未来在生物医药上还是相互有协同、有补充的，同时产业分工不太一样，一旦形成互动，对生物医药产业会有很强的推动。

张江研发，上海制造

今天的张江，在生物医药上的发展无疑是有目共睹的。根据张江公开信息所示，目前张江生物医药产业综合实力高居全国第一，企业总数、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数、独角兽企业数、上市企业总数、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药物临床试验数量、药品审评中心(CDE)药品受理总数、上市二三类医疗器械数量8项指标全国领先。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已经从引进型逐步转为自主型并走向输出型，最终实现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大发展。

如果说“一所六中心”给了张江发展的初始动力，那么，上海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资金链、生态链和六链协同上的打造，则赋予了张江源源不断的外力。但对张江更具影响的，是“张江研发+上海制造”这一模式的落地。

在《关于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特色化发展的实施方案》中，上海曾提出要重点建设“1+5+X”生物医药产业园区，“1”自然是张江，它是生物医药创新引领核心区，其他的“5”除了北上海生物医药高端制造集聚区(宝山)之外，还有就是临港新片区精准医疗先行示范区、东方美谷生命健康融合发展区(奉贤)、金海岸现代制药绿色承载区(金山)，以及南虹桥智慧医疗创新试验区(闵行)。

正是这些错位发展的布局，让整个上海形成了生物医药发展的大气候。它既解决了张江空间有限、研发成果很难落地转化的难题，同时为上海留住了产业，实现了在源头创新、成果转化和机制三大方面的创新突破，并最终夯实了上海在新时代的建设中作为创新策源地的这一重要角色。

《上财商学评论》:我们都知道，尽管上海在生物医药上起步早，但能让上海成为这一产业的领头羊，还在于它对创新策源地的打造。作为上海生物医药行业协会会长，也是上海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院院长，您又怎么看待有着光荣传统的上海今天在“创新药”上的表现?

傅大煦:上海在创新药领域应该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吧。这么多年来，上海每年基本上有50个以上的新药进入临床研究，可以说，实现了我们国家在很多产品领域的突破。

比如，我国第一个抗体药物益赛普，它是上海中信国健的，2005年在上海就诞生了;2006年第一个溶瘤病毒药物，也就是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新治疗药物H101，也是在上海研发成功的;还有2021年第一个CAR-T细胞治疗药物复星凯特，也是在上海上市的。

以前有这样一个说法，我国创新药有1/3是在张江研发的，当然这也未必准确，但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全国1/3的

创新药都跟上海有关联，不管是上海研发的，还是上海发现的，或者上海参与过的，反正都脱离不了上海的影子。

更可喜的是，现在整个上海药物的创新也进入了一个产出期，大部分创新药都面临着上市，2021年就有六七个创新药上市，当然江苏省也有几个。

从整体来说，上海创新药物研发能力以前在国内是第一名，现在看，江苏也上来了，它的企业研发，像恒瑞、豪森确实也做得不错，有很强的实力。

所以这几年，江苏的连云港，特别是苏州，使得整个江苏省的药物创新也同样进入了一个产出期，可以说，在创新药方面，它和上海基本上棋逢对手。

《上财商学评论》:您现在领导的这个协会，包括研究院，在推动上海创新药方面会起到一些什么作用，或者做了哪些推动方面的工作?

傅大煦:正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上海建设了一大批科学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它们将给我国生物医药的创新带来非常大的支撑和帮助。这也是国内其他地方搬不走，也复制不了的。

我们上海要持续推动生物医药的创新，并做好这方面的研究，接下来肯定还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第一个，推动我们创新协同机制的建立。要知道，生命科学创新的主要需求来自临床。我们做研发的目的也是为临床、为病人、为治病。换句话说，我们科学创新的最后结果是否有效，要通过临床去验证。所以，加快创新企业与临床机构的有效协同，有利于整个创新药物的研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第一需要做的，可能就是加快推动产学研医协调联动。

第二个，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推动产业和金融资本的对接和联动。毕竟，药物创新的周期非常长，投入非常大，很多中小企业未必扛得住。但是，我们也发现，在美国，药物创新其实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小企业，而不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其实对创新的贡献是很低的――那么，这些中小企业为什么能扛得住?正因为它们的背后有天使投资，有来自社会资本的投入，相反，政府给的钱真的很有限。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那就是上海要想发展创新，就必须推动天使投资加风险投资加后续上市这一套完备的体系建设，灵活运用资本的作用。

我们最近就在跟人保机构谈，对于早期的风险投资，有没有保险机制。我们是不是应该设立一种成果转化的验证基金，用保险公司的保险，来支持一下我们早期的天使投资，降低生物医药早期的投资风险。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需要去解决的。

第三个，我们还要构建一个创新回报的闭环。我们很多创新药物研发出来以后，企业如何获得创新投入的回报?老百姓又如何享受到创新带来的成果?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保险，如医保、商保等方面的联合，让我们的产品上市以后，能够直接惠及病人。而不是说今天医院进不去，明天医保不支付，这样企业得不到回报，老百姓也没办法得到实惠，会挫伤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和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也是不可持续的。

《上财商学评论》:我们也注意到，今天的上海正在致力于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资金链、生态链六链协同。对此，您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看法吗?

傅大煦:上海推动这些链条的联动，显然是下了力气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对于产业跟临床的合作，上海就做了相关的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比如说通过商业保险，能够把上海的创新产品，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

当然，我们还需要在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上面，认真考虑。今天我们的创新，其实说穿了，还是要引进项目，引进国际顶级的人才。

《上财商学评论》:除了六链协同等工作，我们还发现，上海为推动生物医药高速发展，还比较注重平衡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基地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北上海生物医药高端制造集聚区(宝山)的出现就很有意义，它的出现，意味着上海在推动塑造创新策源地的同时，也注重打造自身的产业制造基地，以防止产业空心化。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傅大煦:上海要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建立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就必须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抓好源头创新，也要引领高端产业引发展。

去年，上海曾提出“1+5+X”的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其中“1”的意思是要推动张江成为上海生物医药核心区，它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同时，上海又推进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张江研发，上海制造”，也就是希望张江研发的产品、研发的技术，能够在上海周边相关园区产业化，这是目前上海积极想做的事情。

过去，很多创新研发出来了之后，成果都落到了外地，对上海来说，有些高端的产品其实也是上海所需要的，流出去了对上海损失也很大。但是怎样留住这些成果?说到底，张江空间非常有限，确实容纳不下那么多创新成果的转化。

对此，上海花了大力气，腾出了很多空间。现在，我们通过五个产业制造区域的建设，不仅可以来承接张江的技 术转移，还可以吸引更多好的、高端的制造业落户上海。

这些园区有不同的分工。北上海宝山是高端制造，东方美谷以及南虹桥是智慧医疗，金山则主要承担化学制造、绿色化工这块。我觉得这几个园区的错位发展还是不错的，不仅避免了同质化竞争，而且比较公平。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更多好的项目在上海落地，进而推动上海整个产业高地的发展。

《上财商学评论》:“1+5”后面还加了一个“X”，您如何看待未来的变量“X”，它又会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而哪些地方又可能成为这个“X”的重要载体?

傅大煦:生物医药园区可大可小，也各有特点。大的可能是一个园区，几平方公里可以做;小的可以说一栋楼也能做。我觉得，只要你把自己的特点特色做出来，多大多小都能做出自己的影响。就像苏州做BioBAY，杭州也做了一个诊断试剂小园区，可能就是几十亩地，但是它很有特色，全国IVD体外诊断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发展。

对于X，我的理解是，上海很多特色产业园区，比如说嘉定医疗器械产业园，围绕联影大型医疗设备，周边可以配套形成很多产业，联影做50亿元、100亿元，周边配套产值可能就有100亿元。很多小企业可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中共生共存，共同发展。

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2021年9月，上海发布《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3+6”新型产业体系，其中的“3”即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医药。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未来上海将坚定不移地打造生物医药这一产业高地。而生物医药也将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之一。

《上财商学评论》认为，未来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一方面需要持续创新，持续理顺资本、技术水平、产业政策、市场需求和人才等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还需要在整个世界来展现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比如，积极递交PCT(PatentCooperationTreaty)专利申请，参与或主导制定生物医药领域的国际标准，以及在人工智能医疗、基于基因测序无创产前检查等新赛道开辟方面展现更多的作为。

尽管竞争激烈，但我们坚信，未来的张江乃至整个上海，必将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上财商学评论》:如果说过去还有很多人对生物医药欠缺了解，那么今天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以及疫苗的研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物医药的重要性。请问，上海在接下来的产业发展方面，将有什么样的规划?

傅大煦:一个是马上要发布的“十四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它确定了未来上海在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的一些发展方向，应该还是继续围绕生物医药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把它当成上海长期需要坚持的方向去做。其中，在高端化上面，我们还是要聚焦生物制药、化学创新药以及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然后去推动它们的发展。

这些领域有可能还会继续细分，比如生物制药中可能有抗体，有核酸类药物，包括疫苗，也包括细胞治疗、靶向治疗等内容。另外，在医疗器械领域，更多的是微创植入，以及高端设备。

《上财商学评论》:在这些领域，我们有没有“卡脖子”“晕脑袋”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否有一些破解的方式?

傅大煦:说实在的，生物医药“卡脖子”，你说“卡”，其实是挺多的，你说不“卡”，也还好，因为毕竟它涉及民生需求。

另外，从技术上来说，我们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包括关键的核心材料、研发所需的一些试剂仪器......后续创新可能要从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上去解决问题。

我们原来重视的是集成，做产品，后续可能要转型，去做关键技术。等我们把技术做上去以后，才能真正带动下游的产业发展。

《上财商学评论》:我们还发现，今天上海的生物医药除了在生物药、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也在医疗服务、人工智能、医疗大数据等领域实现了特色化发展，集聚了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这种特色化发展对上海生物医药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它们又如何为产业赋能?

傅大煦:我们讲生物医药这个行业，既有它原来传统的一些以制造为特征的产业，同时也离不开现在的新技术和其他方面的一些融合、交叉。在我看来，只有交叉、融合才能产生更多的好成果。

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老师说你们学制药，一辈子能做出一个新药，就非常成功了。今天，当我们有人工智能以后，可能你一辈子不止做一个新药，做两个三个新药都有可能。为什么?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以后，它可以加速药物的创新，缩短药物的研发周期。特别是大数据临床应用，能让药物尽快找到更适合的一些临床病人，也能帮助我们的医疗服务更多地实现个性化、家庭化。原来老百姓都需要到医院做诊断，如果诊断试剂能家庭化，那么老百姓就可以在家里实现对自己的健康管理。这样一来，它的市场一定是巨大的。

所以我现在总想，怎么样推动传统的制造业与医疗服务、人工智能、大数据结合，这是产生一些新的赛道、新的领域、新的业态的非常重要的方式。

《上财商学评论》:那么，我们上海在这些新的赛道上面，现在做得如何?

傅大煦:今天的上海主要做以应用为导向、以应用场景为主体的研发，其实缺的还是核心技术，在核心能力上面和国外比还是存在着差距。

未来，上海要加大自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需要一方面鼓励企业去做核心技术的研发，另一方面引进一些国外技术去做转化。只有把上海的研发创新融入全球创新链中去，才能真正加快上海产业的突破。

此外，上海也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去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国际标准。此前，上海做了很多人工智能，做了很多基于大数据的医疗服务，但如何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怎样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是上海接下来应该着力的方向。上海只有参与或主导一些国际标准的制定，才能真正形成国际化的核心竞争力。

《上财商学评论》: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接下来上海要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竞争力，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完善?

傅大煦:对上海来说，在正视缺点、努力提升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的同时，也要善于利用自身的一些政策条件。既然上海有浦东这样一个引领区的政策，有临港新片区定位政策，那么，就应该积极考虑，怎么利用好这些政策来跟国际接轨，并为国内其他城市做一些探索和榜样。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坚持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的规划。今天的上海，城市的发展空间有限，对环境承载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再加上劳动力成本比较高，决定了我们上海的产业只能走高端、走国际化。所以，接下来怎么利用好上海这样一个桥头堡的优势，发挥好上海两个循环节点的作用，是上海在未来整个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我也特别希望上海在目前大的环境下，在国际合作、国际并购、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引进方面，发挥应有的底蕴和作用。

第三个，正如前面所讲，上海还需要在整个创新生态建设、创新回报的环境上，积极思考怎么样做得更好。接下来，上海还要苦练内功，努力将自己的小生态做得更优，更有利于企业在上海发展，包括产业跟医疗的融合，天使资本跟产业的结合，还包括前面说的，与产业有关的人才政策的设立，以及相关平台的搭建......都要积极探索。它们做得好不好，决定着上海的生物医药的未来。不过，我们都应该相信它的未来。

来源 ｜ 上财商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