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有人提议去看望养病的毛主席，博古说：小毛，有啥好看的

老覃在前天写了《1932年，任弼时、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一文，讲的是：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任弼时认为毛主席在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发展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与临时中央要求积极攻占大中城市的方针不符，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

老覃在昨天写的《蒋介石发来40万大军，毛主席军权已失，周恩来前来求计，欢喜而归》一文中也提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忧愤交加，在怀着对红军处境的无限忧虑和担心，不幸病倒。

此后，他不得不请病假到后方的汀州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治病去了。

话说，早在1931年4月到6月，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致使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上海的形势日益吃紧。

到了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坐镇上海，全力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

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开始全面搬迁。

1933年1月7日，张闻天首先出现在江西瑞金。

随后，博古和陈云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掩护下，也到达了苏区。

他们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从上海来到苏区的。

王明已经去了苏联，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则随着博古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

博古离开上海之前，命令康生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总负责。

博古他们来到上杭时，迎接他们的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是毛主席的铁杆粉丝，百分之百执行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唯毛主席马首是瞻。

博古一见到罗明就没有好脸色，厉声责问道：“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干什么？”

罗明响亮地回答说：“我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一张脸拉得老长，不耐烦地驱赶罗明，说：“走开，走开，我不想见到你。”

离开上杭，博古等人到了长汀。

有人提议说，毛泽东就在汀州养病，我们不如顺道去看看他。

博古撇了撇嘴，高傲地翘起左手的小手指，轻蔑地说：“小毛，有啥好看的！”

1月19日，博古一行抵达瑞金，与张闻天等人会合。

博古麻利地召开会议，将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他本人为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

而随着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任弼时所担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之消失。

另外，之前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三人团”也同样失去存在的意义。

老覃在这里特别说一下任弼时在博古到来后的处境。

任弼时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及不久前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都极力批判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说毛主席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但博古来到苏区后，博古他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搞的一系列极“左”的东西让他更加接受不了，他也因此被临时中央认为贯彻极“左”路线不力，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从而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去了。

任弼时到了这时才体会到毛主席先前所遭受的痛苦和悲愤。

话说回来，博古能够身居高位，主要是得赖于他的老同学王明。

王明在去莫斯科前，私下里告诉博古，说：“我必须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以后就由你主持中央工作了。”

王明这样的安排并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彼时的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但王明告诉博古，说他已经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只要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就可以了。

这样，时年才24岁的博古就成为了我党的最高领导人。

24岁，正是年少轻狂的年纪。

24岁的博古对军事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他在上海的时候，丝毫不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只知道催促红军进攻，进攻，再进攻。要求红军一下子夺取长沙、南昌、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等他到了苏区，风闻蒋介石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吓得睡不着觉，哀叹苏区红军兵力太弱小，四处呼救，甚至把赣东北的红十军也调入了中央苏区，说是要增强中央的战斗力。

对于博古把红十军调入中央苏区的举动，毛主席感到痛心疾首。

毛主席本来是非常看好方志敏以武夷山为依托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听说方志敏一手组建的红十军被调入了中央苏区，他痛苦不堪地说：“真是瞎指挥，红十军离开了赣东北，赣东北的根据地就难以发展了。”

事实果然如毛主席所料，红十军后来被留在中央苏区并被改编为红十一军。尽管方志敏又费尽心血地重组了红十军，但战力大减，赣东北根据地最终还是被王明路线断送了。

调红十军入中央苏区只是博古瞎指挥的开始。

博古不懂军事，共产国际派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来到苏区后，博古就对李德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李德嘲讽毛主席不懂马克思主义，说毛主席惯用的“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断言“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

博古也就和李德一唱一和，说毛主席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

在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不过，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爽快地从总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全心全意地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与党的团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博古始终站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边，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

也就是说，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也和任弼时、王稼祥、罗明等人一样，成为了毛主席的铁杆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