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如何影响海地的独立运动？

据联合国网站报道，位于太子港的海地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于10月2日确诊一例霍乱阳性病例。自从2010年大地震引发霍乱疫情以来，海地的霍乱疫情时断时续。如今的海地完全不具备应对大规模疫情的能力，可作为最早建立的黑人共和国，海地也曾有自己的辉煌时刻。而提到海地的独立运动，更绕不开一个关键人物——杜桑·卢维杜尔。

杜桑·卢维杜尔曾是一个被解放的黑人奴隶，之后成长为海地革命的标志性人物。1789年，随着法国巴士底狱陷落，在自由有色人的自治和平权要求下，加勒比地区的法属圣多明各殖民地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变革，其过程持续了长达十五年。1791年8月爆发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使这场革命出现了关键的转折，它导致殖民地的共和主义当局于1793年废除了奴隶制度，并承认黑人族群享有与白人和混血公民同样的社会与政治权利。正如杜桑在其早期的一项公告中所称：“自由是一项天赋的权利。”

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画像。

18世纪末，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表现为对王权和帝国统治日益高涨的怀疑、主权在民这一原则的出现以及美法两国诞生的共和政体，而圣多明各革命正是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杜桑的崛起完美地代表了这个革命年代的诸多特征：世界性（杜桑的父母是出生在非洲的奴隶，后来被强行掳至圣多明各）；不屈不挠的尚武精神（他在法国军队中逐级升至将军）；对既有的社会等级制度的颠覆（他从一个牧马的奴隶成为圣多明各的总督）；欧洲理念的影响（他在天主教信仰下成长，对法兰西这个伟大的国家怀有发自内心的景仰）；启蒙运动的文化洗礼（他支持行政和经济改革，深信科学思想的力量）；以及其建设更美好社会和成就高尚人类的献身精神。用杜桑的话说：“理性和教化将在我们这块重生的大地上广为传播；曾经受到可憎至极的奴隶制度压迫的人们，将要展开自由的翅膀高高飞翔。”

杜桑对抗着那个时代各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势力——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帝国统治、种族等级制度和欧洲文化强权——并将它们逐个扳倒，体现了圣多明各革命的诸多侧面。旺盛的活力给他赢得了各种引人注目的修饰语。共和主义者当中的朋友将他誉为“黑斯巴达克斯”，认为他是带领奴隶伙伴反抗罗马共和国的传奇角斗士的现代化身；用他的一个崇拜者的话说，他在圣多明各奇迹般的出现“使毁灭性的混乱中孕育出崭新的生活”。

他还被形容为黑人之父、法国大革命的黑人儿子、黑人中的乔治·华盛顿、加勒比的波拿巴、非洲英雄、圣多明各的汉尼拔和非洲大草原上的半人马（the centaur of the savannah）。这是向他的骑术致敬；那匹被称作“漂亮银币”（Bel Argent）的银白色骏马是有关他的神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纪初，费城的报纸将他称为“著名的非洲酋长”。即使是英国的自由派也被这位与众不同的英雄打动：1798年《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上的一篇文章将杜桑赞为“黑人国王”，是“声名狼藉的基督教世界一贯予以贬低的黑人”的骄傲代表。1802年的伦敦《年鉴》（Annual Register）形容他是“年度重要公众人物，一位伟人”。

德尼·沃洛松在1800年代初绘制的肖像画，展示了杜桑骑在名为“漂亮银币”的战马上的经典军人姿态：他的五官特征明显类似莫兰那幅肖像；这幅画与戴维在1801年绘制的著名的波拿巴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肖像也有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

18世纪末，法属圣多明各占据了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三分之一，是一块面积为1.06万平方英里的领土。1492年12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岛屿西北部登陆，代表西班牙首先占据了该岛。1697年，被西班牙人割让给法国以后，这块殖民地被划分成三个省。人口最多的北部省，包括该岛的主要城市法兰西角（Cap Français），它位于一个有着天然屏障的大海湾内，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船只率先停靠的港口，从法国启航到这里需要45天，从美国东海岸则需要20天。围绕着法兰西角的平原，由于规律的降水，再加上河流溪水的灌溉，成为这块殖民地上最肥沃的土地；18世纪末，这里有殖民地最富有的种植园。另外两个省是西部省和南部省，分别以太子港（Port-au-Prince）和莱凯（Les Cayes）为主要城市。1750年，太子港成为行政首府，它的周边有两块平原，以殖民地最重要的两条河流分别命名为库尔德萨克平原（Cul-de-Sac）和阿蒂博尼特平原（Artibonite）。在西部省，还有两个主要港口——戈纳伊夫（Gonaïves）和圣马克（Saint-Marc）。殖民地的城市化还很有限，只有8%的人口住在1000人以上规模的城镇中，而崎岖的内陆地区遍布山脉、深谷和圆丘（mornes）；作为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美洲土著居民，泰诺人（Taino）将这里称作“海地”（Ayti），意思是高山之地。这里覆盖着茂盛的热带雨林，人口稀疏，欧洲人只探索过其中一小部分地区（地图上仅正确绘出了整个殖民地不到三分之一的地区），将三个省份彼此隔开的内陆高地也造就了截然相反的地貌和特殊的地方性气候。从一个省份去往另一个省份颇为不易：18世纪中期，人们开辟了一条通道，以便修建法兰西角和太子港之间的道路，但是直到1787年，这条道路上才能够行驶马车。在平原上，连接小镇和种植园的道路往往只具备最基本的通行条件，而高原则更是交通的障碍；上涨的河流与漫长的雨季导致人们不可能长期利用某一条固定的路线。南部省是三个省中最小的一个，与殖民地的其他地区更加隔绝，在很多方面与邻近的牙买加有更多的联系，双方保持着频繁的货物走私贸易。实际上，人员和货物在圣多明各不同地区之间最通常的移动方式是海上运输。

《泛黄的杜桑》2008年。出生于海地的画家爱德华•杜瓦尔-卡里耶巧妙地再现了具有克里奥尔和加勒比特征的迷人杜桑，并向现代海地活跃的政治和宗教（尤其是伏都教）传统，以及作为其深厚根基的非洲精神文化致敬

殖民晚期的圣多明各作为“安的列斯的明珠”广为人知。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蔗糖和咖啡产地，同时还出产大量棉花、靛蓝和可可。这些高价值的主打产品使它成为美洲实力最强的出口经济体，一个到处炫耀着富饶和奢侈的地方，一个成就“暴富”的所在。1789年的法兰西角拥有近2万人口，是一个喧闹的国际性都会，这里优裕多样的城市生活完全可以比肩哈瓦那、费城或纽约的生活。沿着繁忙的港口，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商务区，有25家面包房和活跃的文化娱乐区，包括一座可以容纳1500名观众的剧院；在太子港、圣马克、莱奥甘（Léogane）、热雷米（Jérémie）和莱凯也都有剧院。法兰西角生机勃勃的科学文化生活也颇引人注目，有活跃的报刊和读报俱乐部，以及堆满来自欧洲的最新哲学著作的私人图书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共济会在该殖民地有20个分会，很多会员密切参与了圣多明各最著名的科学组织菲拉德尔菲俱乐部（Cercle des Philadelphes）的活动。这个位于法兰西角的俱乐部，在1784～1792年出版了关于医学、农业、植物学和民族志学的五卷本科学研究报告；它还拥有国际会员，与欧洲和美国的一流学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然而，这种物质和文化上的繁荣昌盛根植于极端的不平等。法属圣多明各的整个生产体制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的。到18世纪末，该殖民地共有50万名奴隶，其中大多数出生于非洲，在种植园里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作。奴隶没有民事和政治权利，经常遭受主人的野蛮对待；从175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进行了多种多样的个人或集体反抗。他们在种植园里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举行包括舞蹈、歌唱、冥想和占卜的“伏都教”（vodou）宗教仪式。越来越多的逃奴躲进荒野并形成一个个群落，或者藏在容易被人发现的城镇里传播奴隶解放的思想。作为这场地下斗争的杰出人物之一，来自法兰西角的逃奴让-路易（Jean-Louis）有着很高的天赋，他会讲西班牙语、荷兰语、英语、法语和圣多明各的克里奥尔语，毫无疑问他还会几种非洲语言。白人也同样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在城市等级制度中形成一种持久的竞争模式，特别是在庞大而专横的官僚机构与所谓的“小白人”（petits blancs，包括小农场主、雇工、工匠、士兵和海员）之间。来自欧洲的4万名殖民者和作为人口大多数的黑人之间，存在一群忧虑不安的混血族群，其数量几乎与白人一样多。虽然他们是自由人，通常文化水平较高，有些还很富裕，但有色人群体（加上少量的自由黑人）同样遭受着屈辱性的法律歧视：禁止受雇于公职机构，不得从事医疗等特定行业；不得与白人同桌用餐，也不能和白人穿同样的衣服；在18世纪下半叶，甚至不被允许到法国旅行。1780年代，当地殖民行政机构试图推行温和改革，这在白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愤慨和殖民者对法兰西宗主国的不满；1784年，一道禁止“非人道”地对待奴隶的王家法令受到种植园主的尖锐批评，殖民地法庭拒绝适用该法令，直到其价值遭到削弱。

1764～1790年，每周在法兰西角和太子港发行的《美洲布告》（Affiches Américaines），其内容包括旅行新闻、有关加勒比地区和法国重大事件的消息，以及关于逃亡奴隶（逃奴）的重要通知，并附有奴隶主人提供的体貌特征

简单地说，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下的法属圣多明各是一片暗流汹涌的土地，社会和政治冲突司空见惯，白人强权统治基本上依靠残忍的暴力维持：一个种植园主就承认，像他那样的奴隶主如同“踩在火药桶上”。当这些“火药桶”终于在1791年爆炸时，杜桑·卢维杜尔和成千上万的黑人同志一起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但是他走向革命领袖的道路是复杂而模糊不清的。这个问题难以解释，部分是因为杜桑本身的个性。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不向任何人吐露秘密，刻意隐瞒有关自己的重要信息、行为活动和最终目标。他散布错误信息甚至谣言，经常在信中标注虚假的位置。对于最机密的信件，他总是分成几部分，分别向不同的秘书口授。他曾经告诉一位英国外交官，他喜欢的行为方式是“少说话，多做事”。杜桑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幅权威性的画像已经丢失，而他有一项非常出名的神奇能力，即可以突然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环境中，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对手形容他“总能想办法使自己隐形于所在之处而显形于未在之处；他好像借来了老虎的运动天赋”。认为他拥有超自然能力的迷信已经成为海地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依然存在。

海地革命带来了它自己的一套关于解放的原则，使它成为“最娴熟的激进启蒙运动的即兴表演”。档案中有一个惊人的例证说明了这一点。在1791年奴隶起义爆发之后不久，一个名为勒克莱尔（Leclerc）的人回到他在圣多明各北部兰贝（Limbé）教区的土地上。即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人道的”奴隶主，他的土地还是被起义军接管并烧毁。起义军撤退之后，他回来发现只有一座房子还立在那里，并且得知它曾被当地义军的司令官征用。一进门，他就发现屋里摆着他最好的家具，看到自己的财产得到了“小心的维护”，他着实惊讶不已。更让这个种植园主迷惑的是，他还看到了自己那本第四版的《两印度哲学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des Deux Indes），该书是由纪尧姆-托马·雷纳尔（Guillaume-Thomas Raynal）和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启蒙运动后期合著的、抨击奴隶制度的革命手册。起义军司令官把这本书从他的书房中取出来放在一张红木餐桌上，这是他的全部藏书中唯一没有被焚毁的。司令官把书留下的时候，翻开的那页正好提到，如果殖民主义者不能解放他们的奴隶，就会受到“可怕的报复”；他不仅重新阐释了《两印度哲学史》，还用这种博学、炫耀和机智的方式将其内容付诸实践。

这种协同增效作用是杜桑思想的核心。那些仔细观察他的人都注意到杜桑身上所具有的、源于其本土教育和经历的“对自然的亲近”和“天赋的直觉”；他经常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某种猛禽相比——都是采取高高在上的视角，却能够分辨地面上最细微的动静。与此同时，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理智和完备的哲学”所塑造的人，并且真诚地相信圣多明各人民的斗争可以成为“全世界的”的范例——这是对于杜桑共和主义特征的更好认识。他的讲话和信函显示，他很熟悉雷纳尔的作品，以及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主要观点。他的政治思想非常符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定义的“新罗马”（neo-Roman）自由观，特别是他被明确冠以斯巴达克斯传奇的身份认同，他坚持共同利益，他始终如一地将共和主义自由定义为“奴隶制暴政”的对立面，断然拒绝仰赖他国意志（包括法国）。除了全体国民的平等尊严，他的共和主义革命思想还集中在来源于自身经历的、对主权在民和服务民生的承诺。面对妄图对他进行妖魔化的白人殖民主义者，杜桑坚守了这种共和主义，努力维护了自尊；这种斗争的共和主义来自军事实践，特别是将圣多明各从奴隶制度和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战斗；这是一种“杂交的”共和主义，它将包括泰诺印第安人在内的本地自然神秘主义传统和保王主义元素与天主教道德学说结合在一起；这还是一种充满兄弟情谊的共和主义，它提出了一个平等的多种族共同体的诱人前景，同时也赋予殖民地的黑人国民以保卫革命秩序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