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情爱沧桑

今年春天我到香港参加一个由香港岭南、上海复旦、美国哈佛三个大学的中文系联合召集的中国文学六十年研讨会。会议本来谋划，由男作家一组谈文学与社会，女作家一组谈男人与女人，后来这个安排遭到了女作家们的抗议，掉了个个儿，改由男作家谈男女之大伦了。

这个花絮事件既反映了某种对待女性的不妥，也看出女作家的缺少自信与实居弱势。

我不得不就对于我绝非长项的这个话题谈谈看法。

一、革命的动员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

列宁说，没有人情味就没有对于革命的追求。人情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革命的缘起之一是为受到性侮辱、性压迫的女性说话报仇。

例如《白毛女》中的喜儿。例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黑妮。例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在样板戏中被更名为吴清华，这个更名也流露了非女性主义、羞于女性特点主义）。例如《家》里的鸣凤。例如话剧《屈原》中的女弟子婵娟。

有些本人并非革命作家，但是他们描写的不幸女孩，极具煽情性，例如《复活》中的马丝洛娃，例如《白痴》中的娜斯塔西亚?菲丽波夫娜，例如《悲惨世界》里的芳汀。想想看，如果喜儿没有被黄世仁强暴的遭遇，人们能不能激起那样强烈的阶级仇恨？甚至，如果不是每个乡村都有一个或几个准喜儿的故事，中国能不能出现急风暴雨式的土地革命？

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孩的对面的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那些享有性特权性霸道性暴力性穷奢极欲的旧社会的地主恶霸沙皇将军富商等人。他们的存在是革命的暴力必然性的依据。

也许我们还可以提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城市群众运动，在北京，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是1946年由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沈崇引起的抗暴大游行。当时的口号是谁无妻女，谁无姐妹，这样的群众运动使美军和国民政府处于与广大学生、老师、市民对立的千夫所指的被动地位，而使反美反蒋的烈火从此燃烧不息。

所以，谈到一九四九年标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的歌曲，一般都认为是《解放区的天》，而我宁愿选择郭兰英首唱的《妇女自由歌》，歌中用山西梆子的悲情风味唱道：

旧社会，好比那，黑咕隆咚枯井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如泣如诉，有冤有仇，郁积千载，苦情万状。听了这样的控诉歌曲，谁能不与旧世界血战到底？

性的分野阶级化了，政治化了。无怪在五十年代末期，苏联专家在华导演话剧《柳波芙?雅洛瓦娅》，描写一个可爱的女子柳，发现了自己钟爱的丈夫是反革命，从此爱情与革命角力，令人唏嘘不已。据说在排练时，试演柳的三位ABC制中国女演员，在导演说戏的时候，回答导演问题：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情人是反革命，会怎么办？三位中国女演员一致回答要报告公安局。使苏联专家叹为闻止。比较起来，苏联出现过这种所谓人性与政治选择的冲突的故事，例如《第四十一》或《蓝眼睛的中尉》，写一个红军女战士与白军中尉的爱情。顺便说一下，现在中国的电视剧，则没完没了地表现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人情，可能是夫妻，可能是情人，可能是姐弟，却已经俗不可耐了。

二、革命女性的光辉形象

与此同时，有各式各样的革命女性的光辉形象，极有魅力、说服力与动员的力量。

一种是《青年近卫军》中的刘巴型，疯玩疯闹，能歌善舞，个性完全解放，玩弄敌人于鼓掌之上，显现了女性革命化之后能够达到怎样的自由与美丽的完美结合。哪怕结局是革命女孩的光荣牺牲，也是虽死犹荣，虽死无憾。

一种是丁玲喜欢写的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类型人物，受人之所不堪受，忍人之所不能忍，背负着几千年的封建十字架，对于革命作出特殊的贡献，却为俗人所诟病。贞贞的形象也令我联想起苏联革拉特考夫的《士敏土》中的莉萨，女性的身体与情欲，成为她们对于革命的慷慨而且狂热的奉献与牺牲品。也许这样的女性形象还能令人联想到莫泊桑的《羊脂球》，看来性献身的传统也是源远流长。

还有一种是向往革命的浪漫的女性，多半是知识女性。巴金的《家》提到过俄罗斯戏剧《夜未央》，剧中描写俄罗斯的虚无主义女革命者（应该是名叫苏菲亚的吧），为自己的情郎打信号，情人以大致上是人体炸弹的方式去消灭沙俄统治者。这样的苏菲亚是革命女神的形象代表。她让人想起法国的圣女贞德。

而在日本女作家、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的妻子宫本百合子的小说中是伸子，在中国的《青春之歌》中是主角林道静，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是“新娘”，她们都不能容忍乏味庸俗的中产阶级生活，出走家庭的樊篱，投身革命。尽管我们可以说，契诃夫对于革命其实一无所知。

性压抑、性淡漠、对于生命的高潮化的期待，与性有关的各种不平衡不公正，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革命的驱动力。

三、性的劳动化与人民化

新中国的建立，在继续宣扬记述性的革命化的同时，也宣扬与刻划性的劳动化人民化。

评剧《刘巧儿》中唱道：

我爱他，能写能算能劳动，

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黄梅戏《天仙配》中唱道：

你耕田来我织布

你挑水来我浇园……

这里，对于性伴侣的诠解更像是劳动生产互助组合。但是，在五六十年代，这样的唱词，仍然给人以质朴与健康的新鲜感，远远高明于古典中国文学作品对于女孩儿的二八妙龄、三寸金莲、杨柳细腰、破瓜娇羞的轻薄与病态的描写，也高明于好莱坞的某些影片的对白：“你的屁股（如何如何）……”。

其实老区的秧歌剧《夫妻识字》与《兄妹开荒》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味，虽然兄妹关系的安排回避了性这个国人羞于面对的情势。

也有麻烦。萧也牧五十年代写了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写一名小资男性娶了劳动女性为妻，小资男性要赏月，劳动女性认为月亮不如大饼能为人民充饥。为此萧受到批判，他从此一辈子没有抬起头来，文革中悲惨地死去了。头一个批判萧的是自身也命运多蹇、令人扼腕的杰出女作家丁玲。

四、性的新的社会内容：公与私、人与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早在五十年代曾经高调宣扬过一些小说乃至一些先进人物的事迹，由于忙于做好事或其它任务，一个人不但多次推迟自己的婚期，而且到了结婚那一天，又是身陷公事好事，乃大大迟延了他与对象约好的结婚登记。

也宣扬过这样的道德标兵，配偶已经完全残疾乃至死亡，女性则为了照顾公婆等坚守不再嫁。这确实令人感动，同时也会有人为之有所困惑。

应该不是偶然。大跃进中李?有名篇《李双双小传》，文革前夕有影片《天山上的红花》，描写女性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男性搞资本主义，同样的题材不止上述两篇。这可以解释为是用女性的魅力增加集体所有制的向心力的尝试。

我也曾经欣赏过王汶石的中篇小说《黑凤》片段，描写大跃进中的刘巴型女性黑凤，可惜此篇终未完成。如果把大跃进女性化，会不会使得大跃进变得更加迷人呢？

大跃进以后，《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红色娘子军》等都由女性主打革命英雄，应该并非偶然。

而此后宣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歌剧《夺印》当中，一个活跃的角色叫烂菜花，是个专门腐蚀干部的女子，说明在女性革命化的同时，女人是祸水的意识或无意识积淀也远未消失。

五、无性化

文革当中一批样板戏的特点是无性化，非女性化，《海港》中的方海珍，一切做派连同唱腔，都往男性上靠。人们也熟知文革中的笑话，即人们看了《沙家浜》以后会浮上一个问题，只有阿庆嫂，那么阿庆呢？戏中唯一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是坏蛋兼白痴胡传魁，好人是不该问这个的。

也无怪乎《龙江颂》出来之后，有人说主角江水英似乎有些不同，因为她有点女人味儿。

不知道不愿意提性别，尤其是不愿意提女性，是不是与汉语有关系。世界各民族语言多数是分阴性与阳性的，提到人，如是印欧语系或阿尔泰语系，一听，男女自明。但汉语常常不分，汉语可以忽略性别不计。我们有些极好的女作家，就对于女作家一词反感，质问为什么说到男作家时不提是男作家，而说到她们时要说是女作家，其实这更多是语言系统与构词规则造成的。

女性或有人愿意以男性或无性人的身份出现，但男性很少有人愿意以女性方式出现。也许我们可以追溯到解放初期的战斗英雄郭俊卿，她是现代花木兰，她以女性而假作男孩参军，英勇杀敌，最后才呈现女身。我还记得有关她的报导中，唯一提到的她的女性特点，就是她有时候喜欢一块花布衣料。

所以在四人帮倒台以后，刘心武要专门写一篇小说讲《爱情的位置》，而且把爱情写得仍然十分柏拉图化，是对于一个死者的思念，而仍然是绝对地无生理的性、非生理的性。

六、柏拉图的与肉的性展现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柏拉图化的《公开的情书》是相当有影响的作品，个中出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情愫与声音，是思想者的风度，是理性的优越感。它的作者金观涛与刘青锋选择了分析与批评的主调，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现象。

王小波与李银河夫妇的情状令人想起金刘二人来，虽然王的作品中有极其具体的肉的描画，而李干脆是性学专家。李的有些涉性观念，如关于强奸，关于同性恋，关于性工作者，虽然与王小波的作品一样，还无法被整个社会认同，还无法走上主流台面，却仍然是合法地传播着讨论着，被一些人欢喜赞同着，这说明了中国的开放程度的正面发展。

贾平凹的《废都》曾经找了麻烦，即使没有出版管理上的麻烦，也仍然有许多女作家、许多评论家例如舒芜与吴亮对此抱批评的态度。性的问题牵扯到道德、舆论、法律、妇女与儿童的保护、扫黄打非……对于许多人仍然是既然惹不起不如躲得起。与此同时，市场对于涉性的暗示如什么有了快感就喊等标题，有很敏锐的反映，有利于畅销与效益，这是无人避讳的公开法门。

还出现了公然的所谓“下半身写作”的涉嫌下作的说法，出现了以“下半身写作”为借口，全盘否定当代文学写作的基本教义派舆论。如说现在的文学不但比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任何时期都糟糕，而且比白区、沦陷区时代还糟糕。如果你试图批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抓住性描写与性现状这个突破口未尝不是一条快捷方式。一位身份较高的人物，拿着一本印有大美人的封面的杂志，严厉抨击意识形态的传闻，是完全有根据的。

七、五花八门的性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性话题五花八门。我亲耳听到过一位身份很高的领导质疑说是反思反右的文艺作品中，屡屡出现由于争老婆而陷人于右的情节（如《天云山传奇》），这恐怕不太典型吧？

非婚爱情问题、第三者的问题也狠狠地争论过。甚至陈世美的评价也有歧义。

出现了新的或暧昧或露骨的名词：一夜情、二奶、三陪、三点、鸡、鸭、“同志”、驴（女）生、南（男）生、按摩女、洗浴女、毛片、自慰……同时也出现了正规的扫黄打非、取缔淫秽、保护青少年、打击低俗等努力。

这里最刺激的说法应属“黄色娘子军”。甚至说当年的红色基地，现时的黄色正在弥漫。虽然从政治颜色的观点来看，我们宁愿意千百次的姐妹们的赤化也不是黄化，虽然红变为黄的说法刺耳锥心，我仍然相信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不认为沧桑是人间歪道。当然对于进行人生的文学观察与表现来说，正道与歪道的判决无需急躁，我们不能不保持理性，人们对于性的敢于面对，青年男女的生活空间的空前扩大，信息与观念的急剧丰富化与多样化，对于小康生活的逐渐接近，正为中华民族提供着前所未有的生机。黄色军的说法当然并非光彩，一代女性无需乎去拼刺刀、掷手榴弹、钉竹签，倒也不能说是堕落腐化。旧的问题解决了会出现新的麻烦，永远没有最后的句号，当然。

把性与腐化联系起来的文艺作品也不在少数，以反贪为题材的小说与电视连续剧，无不描写贪官的非法非道德的性堕落，性放纵，为不正当的男女之事更加贪得无厌地去贪污……令人警惕。

八、性与作家

这里笔者不屑于多说那些为畅销而在文学中作的性挑逗，并透露出一些男性作者的下作与无耻，玩弄女性的嫖客心态的下三流作品。这倒也好，一涉性，一个外表冠冕堂皇的作家立即流露出下三滥的流氓相。涉性书写能令作者大显原形，有点意思。

我们也看到，在帝王戏里一些人的皇帝情结，一个是能任意杀人，一个是能够任意占有女性，或者占完了再杀，令观众看得流口水。

有的女作家的涉性描写带着朝露的甘甜，她是在制造自己的性糖果。有的女作家的涉性描写透露着怨妇的愤懑，老旧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公式中不无好冤枉哉的感情勒索。有的女作家的涉性书写当中闪烁着她的偷窥的鹰眼。有的女作家的涉性书写中表达着叛逆的粗犷，她好像要说，我让你们压制了几千年了，这回本小姐我要痛痛快快写一回啦，吓不死你！

当然也有不少男女作家更热衷于写社会与历史对于性的劫持，写市场与金钱对于性的扭曲与谋杀，写生活的艰难对于性的蚕食，写弱势群体的性悲剧，写野蛮与无文化对于性人权的残酷压制，例如八十年代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其内容是非常严肃的。

呜呼哀哉，为什么再也读不到、至少是难于读到那种伟大的人性，那种男女的真正平等的两相情愿的完美的结合，那种在性上的善良、体贴、多情与人们已经厌弃（？）了的忠诚与相依靠？变了，变了，人们公然高唱着“不愿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那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名句果然显得有些傻气了吗？《红楼梦》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果真已经完全过时了吗？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句子，已经引不起共鸣来了吗？

性观念的拓宽必然会带来性价值的失范与失落。我完全没有能力为此划线路定标竿制标准。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似已古旧的不合时宜的故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兄弟姐妹好几个，父母早亡，大家靠大哥养育成人，成家立业。在最后一个小妹妹出嫁以后，她们的大哥已经五十大几了，大哥找了众弟妹来宣布：“我想结婚了”。刷地，弟弟妹妹全部给大哥跪了下来。

……不论何时，只要讲起这个故事，我就会热泪盈眶。性是美丽的，性是自然的，性也是有文化有道德的。是不是呢？

文/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