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和中世纪是如何认识心脏的？丨世界心脏日

一直以来，心脏疾病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由世界心脏联盟确定的世界心脏日（World Heart Day）创设于1999年，其目的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有关心脏健康的知识，并让公众认识到生命需要健康的心脏。

事实上，人类试图理解心脏和循环系统功能的历史很长，直到最近依然百出。在17至18世纪，医学界普遍认为，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血液中的某种物质决定的。“蓝血贵族”“嗜血成性”“冷血无情”“血气方刚”这些词汇，都是这个与现今完全不同的医学世界存在过的痕迹。

在《疯狂的心脏》一书中，长岛大学波斯特分校退休生物学教授比尔·舒特为我们讲述了关于心脏的自然史。在舒特看来，了解了医学界今昔的不同，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心血管系统的研究历史中会有这么多离奇的故事和诡异的治疗方法。

为什么人类认为心脏不仅是一个维生器官，还是情绪的中心和灵魂的居所，这种观点从何而来？为什么这种观点能跨越众多文化边界？为什么这种观点始终有人信服？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心脏和意识之间真的有联系吗？正如舒特所说，心脏不只是一种驱动身体中血液循环的泵，它是疯狂的引擎，也是人类文化和人性的核心。以下内容选自《疯狂的心脏》，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疯狂的心脏》，[美]比尔·舒特 著，[美]帕特里夏·J. 温 绘，吴勐 译，李清晨 审校，鹦鹉螺丨中信出版社2022年9月版。

古埃及人认为心脏记录着

死者一生的善恶

古埃及人准备给遗体下葬的时候，会先把遗体的器官依次取出。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他们对死者的心脏怀着极高敬意，认为心脏记录着死者一生的善恶。古埃及人会将心脏置于坛中，或放回死者的胸腔内，这样一来，这颗心脏就能在冥界和女神玛亚特的羽毛比重量。玛亚特是古埃及的真理与正义之神，有权评断心脏的主人生前是否善良。然而，大脑在古埃及的丧葬文化中就没有这么高的待遇了。人们只会用一把钩子把大脑从鼻孔里粗暴地拽出来丢掉。这样的行为足证古埃及人认为大脑毫无功能，或者全无用处。

如果死者的心脏比玛亚特的羽毛轻，死者就能在冥界永生。如果心脏比羽毛重，这颗心脏就会立刻被等在天平底下的怪兽阿米特吃掉。

如果你设身处地地站在古埃及人的角度想想，就会发现“心脏是灵魂的居所”这种想法完全合理。1978年，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罗杰·弗伦奇就针对这个观点发表过论文。他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生物体是温暖的，它们都会动，既会自发地动，也会因外界的改变而动；心脏也是温暖的，也会动。心脏的运动是自发的，这可能和呼吸有关，它显然也可以对外界的变化做出反应，比如在遇到危险时心跳加速。“在埃及，心脏及其周围的血管被视为生物的生理核心。”弗伦奇写道，“心跳就是心脏通过血管在‘说话’，血管把必要的分泌物和体液输送到身体各处，还对各种疾病的产生负有责任，它们携带‘生命之息’和‘死亡之息’。”

对那些寻找灵魂居所的哲学家来说，心脏就是苦苦追寻的答案。

埃及有些关于心脏的古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55年前后，有些现代翻译版本指出古埃及医生或许已经对有些心脏疾病有了颇为深入的认识，比如心肌梗死，甚至包括动脉瘤。动脉瘤指的是动脉壁变薄导致膨出，产生危险。一般来说，动脉瘤常发于大中型动脉，多见于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也可见于髂动脉、腘动脉（位于膝盖后侧）、股动脉或颈动脉。动脉瘤常被人称为“无声的杀手”，因为在平时这种病没有症状，可一旦破裂，主动脉上的动脉瘤（以及另一种相关的疾病，主动脉夹层）的致死率可达75%~80%。主动脉夹层是指主动脉内膜撕裂，导致血液渗漏并积存在主动脉壁的内、外膜之间。不断升高的压力让夹层破裂的风险越来越高。现代医学界认为，超声检查可以在动脉瘤破裂之前检查出血管壁膨出，因主动脉瘤破裂和主动脉夹层而死亡的患者中，有90%都可以因此被挽救。

动画《勇敢的心脏》（2018）剧照。

然而，历史学家、作家约翰·努恩提醒人们，不要轻易把古埃及人的认知和动脉瘤等具体疾病画上等号。在著作《古埃及医学》（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中，努恩认为医学典籍“难以借用现代心脏病学的概念进行翻译”，因为古埃及和现代的概念体系相差悬殊，也因为象形文字本身就很难准确地翻译出来。

不过，虽然古埃及人了解动脉瘤可能只是现代人的推测，但人们公认的是古埃及人相信从鼻子吸入的空气会经由肺进入心脏，然后被心脏泵出，经由动脉流向全身，给全身带来脉搏。这个观点听着也有点儿奇怪，但努恩指出，如果你拿“富含氧气的血液”来代替他们所谓的空气，“整段叙述其实就和真实情况颇为相近了”。

在当时，埃及的医学知识被其他文化奉为圭臬，因此他们关于循环系统的观点也就被其他文化接纳了。古希腊和古埃及的文化交流广泛，既有直接的交流（比如古希腊的托勒密王朝曾统治埃及275年），也有间接的交流（许多古埃及文学著作曾被希腊人翻译并改编）。因此，在这些文化中，人们对心脏的看法是有众多相似之处的。

“心本位主义者”中最著名的

一位就是亚里士多德

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常被人称作医学之父，现代医学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正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希腊科斯岛一家医学院的院长，因其哲学思想和医学观察而青史留名。除此以外，他还一直致力于将医学与魔法、迷信划清界限。在希波克拉底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众神的惩罚，预防或治疗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用赞颂、纳贡、祭祀或祈祷的方法来取悦神明。但希波克拉底深受埃及医学思想的影响，强调清洁环境和健康饮食等概念。他还认为人体内有动脉系统，内部充满空气，这应该也是受了古埃及人的影响。举个例子，希波克拉底认定气管属于动脉，这也就是为什么气管最早在希腊语里被称为“arteria aspera”——意为粗糙的动脉。

希波克拉底是不是也和古埃及医生一样，认为心脏是灵魂的居所，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他在著作中表达过前后矛盾的观点，有时候说是心脏，有时候又说是大脑，历史学家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无法分辨所有署名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哪些真的是他写的，哪些是他的门徒或同行写的。

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希波克拉底之前不久，古希腊还有另一位自然哲学家、医学家阿尔克迈翁（Alcmaeon of Croton）。关于人体如何运作，阿尔克迈翁提出了一套在当时极具开创性的理论。在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40年这段时间，他提出大脑才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他认为，大脑不仅是智力的源头，还是眼睛等感觉器官的必要“伙伴”。这一论断让阿尔克迈翁成了史上第一位“脑本位主义者”，也就是信奉人体的功能均以大脑为中心的人。但在他之后的好几个世纪里，“脑本位”理论都上不了台面，“心本位”理论才是主流。

电影《心脏移植医师》（2014）剧照。

“心本位主义者”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虽然亚里士多德被后世称为“生物学之父”，但他对心脏、大脑、肺等器官的认识并不准确。他能赢得这一名号，更多的是因为他是生物分类学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仔细观察过几百种动植物，并对许多物种进行过解剖，利用观察到的动植物特征（如有无血液）开创了一个系统，让所有生物都可以被分类研究。

亚里士多德观察过小鸡胚胎的心脏活动，发现心脏是第一个发育的器官。他提出假设，认为大型动物（如人类）的心脏都有三个腔室，即左腔、右腔和中腔，而中型动物的心脏有两个腔，小型动物的心脏就只有一个腔了。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是智力、情绪和灵魂的居所。他对神经系统全无认知，因此指出心脏是所有外来感觉信息的处理中心，眼睛、耳朵等器官将信号通过血管传递给心脏。至于大脑，亚里士多德给它安排了一份非常平凡的工作——差不多就是一个散热器，冷却心脏用的。

亚里士多德身后500年，盖伦（约129—200）出生在爱琴海岸的小城帕加马。帕加马本是古希腊的一部分，在盖伦的年代已经并入了罗马帝国。盖伦是一位建筑师的儿子，家境富有，最终走上了医生和哲学家的道路。他在医学界的影响极为深远，其学说（以及他的门徒们的学说）在之后的差不多1500年里都占据着统治地位。

盖伦受到希波克拉底影响，年轻时四处游历，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当时科学和医学发展的中心）等地获得了丰富的行医经验。他信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信灵魂的存在和灵魂与器官的紧密联系，而他自己很快也将亲眼进行这样的观察。

盖伦在家乡的罗马角斗士学校当过医生，在职期间，他对人体的解剖结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治疗过大量划伤、砍伤和外伤截肢的病人后，盖伦发现他可以向伤口施用收敛剂（如醋）来抑制出血。收敛剂能让血管收缩，减少伤口流出的血量。同时，他还会使用在酒中浸泡过的绷带和含有香料的软膏来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感染。虽然他本人对感染是什么以及感染的成因毫不知情，但治疗过程中使用的酒很可能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盖伦将外伤称为“身体之窗”。公元160年前后，他搬到罗马居住，随即发现罗马城禁止人体解剖，他的理论也受到了影响。古希腊也有过禁止人体解剖的禁令，只在公元前3世纪初短暂地放开过，但就在那一小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大发现。那时候，医生赫罗菲拉斯（Herophilus of Chalcedon）和年轻的后辈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 of Ceos）对死刑犯进行过活体解剖。10在解剖实践中，赫罗菲拉斯发现了心脏瓣膜，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则解释了心脏瓣膜的单向通过性。后者还发现心脏是一个泵。此外，二人一起发现了动脉和静脉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区别，但他们均未能纠正当时认为动脉中充满空气的错误观点。

动画《勇敢的心脏》（2018）剧照。

对人体解剖施以禁令，无疑严重地阻碍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医学和生理学进步。在赫罗菲拉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之后，这条禁令在西方世界持续了1800年之久，其间鲜有例外，直到14世纪才终于被意大利废除。

1992年，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施塔登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体解剖在古希腊被视为禁忌？他总结了两条主要因。第一，当时令人生畏的文化传统认为尸体具有毒害和腐蚀的力量。任何人只要和尸体有接触，哪怕只是看了一眼爱人的遗体，就都必须经过漫长的“净化”过程，环节包括泡澡、外涂各种物质（如血液、泥土）、烟熏，还有祷告。在死者的住处和埋葬地点，人们也会进行类似的仪式。因此任何进行人体解剖的人都跨越了当时文化传统所能接受的极限，脏污程度堪比犯罪。冯·施塔登分析，第二个让希腊人禁止人体解剖的原因是割破皮肤背后的负面含义。他指出，希腊人认为皮肤“象征着整体与和谐”。据此推测，战争时期应该属于例外，此时希腊人可以刺穿、砍削、切开敌人的身体。

盖伦没能发现血液经由肺

从心脏右侧流向心脏左侧

几百年后，盖伦在罗马也碰上了同样的禁令，因此他只得借助动物实验来推断人类循环系统的结构。他的实验品包括猕猴等猿类，还有猪、绵羊、山羊和狗等，实验的场所常常不避人，所以名声也越来越大。盖伦延续着前辈的进展，将心脏描述为一个带有阀门的泵，同时驳斥了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动脉中流淌着空气而非血液的观点。他将狗的动脉在水下割开，血液（而非空气）在水中散逸而出。据此，盖伦彻底证明了古埃及和古希腊医生的错误，表明了动脉不是呼吸系统的一部分。

盖伦对其他器官系统也颇有研究。他指出了膀胱和肾脏的基本功能，验证并区分了颅神经和脊神经的功能，证明了大脑——而非心脏——才是感觉传导通路和运动传导通路（也就是信息传入和传出身体的通路）的核心。

不过，盖伦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中也有很多错漏。站在今天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说盖伦的部分错误是因为他无法搜集到人体进行解剖。比如，他对肾脏的认知来源于狗，可犬类的右肾位置略高于左肾，而人类恰恰相反。

盖伦留下的一个更大的错误在于人体的“运行方式”。他认为动脉血和静脉血是完全不同的物质，流经不同的器官。用他的话说，静脉血是浓稠、暗色的，由肝脏以吃下的食物为原料制造，最终流入心脏的右侧，然后由心脏泵出，为全身提供营养。区隔左右心室的心室壁上有肉眼看不见的小孔，在静脉血流入心脏后，一部分血液透过这些小孔渗入心脏左侧。根据盖伦的理论，血液将在这里和“气”（pneuma）混合。“气”是一种气态、有灵性的物质，从周围的空气中提取而出，通过气管和肺进入人体，最终被运送至心脏左侧。盖伦总结道，融合了“气”的静脉血就是动脉血，更加温暖，颜色也更鲜亮，因此成了“生命精气”。这些“生命精气”经由动脉，游弋全身。血液流入大脑后与“动物精气”（animal spirit）混合，而“动物精气”平常就在中空的神经中流淌。至于代谢废物，盖伦称之为“黑烟”（sooty fumes），可以通过呼吸，从气管排出。

哎呀！

从解剖学的角度看，在盖伦关于循环系统的所有谬误中，最严重的应该就是他没能认识到体循环和肺循环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没能发现血液经由肺从心脏右侧流向心脏左侧。盖伦提出的理论是心脏的左右两侧靠一些看不见的小孔连通，这直接把人们对循环系统的理解引向了歧途，误导了人们长达数个世纪。

盖伦的循环系统模型。

还有一点很令人遗憾，盖伦对希波克拉底早他600年提出的四体液说深信不疑。四体液说是指认为人体中有四种由肝脏和脾脏产生的物质——体液，分别为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

四种体液对应着自然界的四种元素——空气、水、火和土，而且每种体液都具有热、冷、湿、干四种性质中的两种。上述排列组合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不同文献中的记载不尽相同，不过最为关键的是，如果你想保持身心健康，就必须维持四种体液的平衡，因为每种体液对人体有着与其特性相应的影响。

正因为有了这套理论，医师们及当时所谓的理发师医匠们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都在探索应对体液过量的方法。举个例子，发热，以及伴随发热出现的脸颊潮红、心跳加速等症状会被视为血液过多导致的结果，于是当时的医务人员就靠减少血液量来缓解，经常给患者放血。人们相信，冷静、平和、面色发绀（青紫），比狂热、躁动、面色潮红更健康。

类似地，盖伦认为，各种体液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能让人们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多血质”的人，体液主要是血液，性格乐观，喜好交往；而“胆汁质”的人没有耐心、暴躁易怒；“抑郁质”的人充满黑胆汁，容易忧伤；“黏液质”的人看似安静沉寂、冷漠平和。这些词汇，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有人在用，虽然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会再拿它们来武断地定义一个人的性格，只是用来形容暂时的精神状态，但其在历史上有过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虽然盖伦犯过很多错误，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理论给科学发展带来的真正打击并非出自他个人，而是中世纪的教会认为他“受到了神的点拨”，无可挑剔，这才保证了其理论得以长久地流传。盖伦著作等身，现存的著作就有将近300万字。罗马帝国陷落后，他和其他罗马科学家名声受损，著作没能立刻从古希腊语被翻译成拉丁语（当时学术交流所用的语言）。不过在中世纪前期，盖伦的著作主要被叙利亚的基督教科学家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后续又从阿拉伯语被翻译成了拉丁语。盖伦本人不信基督教，但其著作因众多译者的信仰而带上了越来越浓的基督教色彩。经过这么“折腾”，他的著作越来越迎合中世纪教会的口味，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教会对盖伦等一众理论与教义可融合的科学家十分偏爱，这导致盖伦充满错误的理论在世界各地都被奉为不可挑战的医学至理。216年左右盖伦去世，可他的理论在他死后还流传了1000多年。直到进入16世纪后，许多探寻真理的医生才发现他们在典籍中读到的内容和他们的实际观察结果不符。最终，这场由教会支持的对新医学研究的打压，变成了知识的蛰眠，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冬眠”。

受到盖伦的影响而流行起来的医疗操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放血。放血一直流行到了20世纪前夕，“寿命”长得惊人。最早把放血当成医疗手段的是埃及人，然后这种操作逐渐传入古希腊和古罗马，并在19世纪的欧洲达到顶峰。那时候的医生和理发师医匠笃信四体液说，使用经过特殊设计的放血器械来治疗多种疾病，包括鼠疫、天花、肝炎等。女人要靠放血来“治疗”月经，准备进行截肢手术的人要靠放血来减少在肢体中循环的血量，甚至连溺水的人都要靠放血来拯救！

相反，有些被诊断为“缺血”的病人，则会被强迫喝下刚处决的犯人的鲜血。古罗马的癫痫患者会喝下刚被杀死的角斗士的血，这可能就是这种操作的起源。医学史学家费迪南德·彼得·穆格和阿克塞尔·卡伦贝格进行过调研，发现有些古罗马医生认定饮血可以治疗疾病。部分癫痫患者的症状确实自愈了，这无疑被人当成了这种说法的佐证，但其实根本与饮血无关。

放血操作“挺过”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终于为人摒弃，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从欧洲到北美，科学和艺术都在不断地进步着，唯独医学在许多方面却停滞不前。而且，就算很多地方禁用了用于放血的“医疗器械”，比如放血刀（外形就是一把小折刀）和放血箱（内置多个刀片的小箱子，患者需将手指插入箱内），人们也还能搬出一种更加古老的放血“工具”——欧洲医蛭（Hirudo medicinalis）。欧洲医蛭是一种水蛭，属于环节动物（和蚯蚓一样），具有锯齿一样的牙齿，唾液中含有一系列抗凝血剂，以吸血量大闻名。医生利用这些特点，拿它们来治各种疾病，从头疼脑热到精神疾病都少不了用它们。

史上第一个发现心脏左右两侧

连接通路的人

幸好，在西方医学被盖伦的错误理论拖累几百年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还能自由地进行探索。

在美国的一档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如果提出“威廉·哈维是什么人？”，那么势必有人会回答：

“第一个正确地指出血液如何流入和流出肺的人。”

威廉·哈维是17世纪的英国医生，但准确地说，肺循环早在哈维出生前300年就已经被人发现了。那时候全天下都笃信盖伦的学说，那些针对血液循环提出不同意见的探索者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

动画《勇敢的心脏》（2018）剧照。

伊本·纳菲斯（约1210—1288）出生于叙利亚，博学，早年在大马士革学医，后任开罗曼苏里医院院长。29岁时，伊本·纳菲斯出版了他最有名的学术专著《阿维森纳〈医典〉解剖学评论》（Commentary on Anatomy In Avicenna’s Canon）。阿维森纳是个拉丁文名字，指的是波斯学者阿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拿。这位学者活跃在1世纪，针对许多主题都写过精彩的论著。

在医学方面，阿维森纳研习过盖伦的理论，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对其进行校正后才教给学生。他还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认定心脏才是人体的控制中心，而非大脑。阿维森纳最著名的著作《医典》（Canon of Medicine）是一部五卷本的医学百科全书，融合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以及波斯、希腊、罗马和印度的医学理论，还有盖伦的解剖学与生理学论断。这部著作在中世纪成了标准的医学教材，还被翻译成了欧洲的学术语言——拉丁语。直到18世纪，《医典》仍在被广泛地使用。

评论阿维森纳的著作时，伊本·纳菲斯指出了一个困扰医生和解剖学家上千年的问题，那就是心室壁上看不见的小孔到底在哪里。盖伦说血液要通过这些小孔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可伊本·纳菲斯在研究过比较解剖学（也可能真的解剖过人体）之后认为，盖伦提出心脏内有小孔，很可能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大量的血液是不断经由肺从心脏的右侧流向左侧的，肺才是左右心室之间的“沟通桥梁”。伊本·纳菲斯写道：

心室是闭合的，没有阿维森纳和盖伦所谓的明显开口和通路适合让血液通过。22心脏上没有小孔，而且心室壁很厚，血液必定在被稀释后通过肺动脉进入肺脏，充入营养物质并与空气混合后……再通过肺静脉，最终抵达心脏左侧的腔室。

伊本·纳菲斯就这样成了史上第一个发现心脏左右两侧连接通路的人。直到400年后，他的观察结果才终于被验证。解剖学家马尔切洛·马尔比基使用原始的显微镜观察到了肺部细小的毛细血管缠绕在一个个“小气囊”，也就是肺泡上的现象。通过探索这些毛细血管，他最终把肺动脉和肺静脉的功能联系了起来，即肺动脉带着缺乏氧气的血液进入肺，而肺静脉带着富含氧气的血液返回心脏。

遗憾的是，虽然伊本·纳菲斯是史上第一个正确指出肺循环存在的人，但他的学说没能在西方医学界引起什么反响，反而被人们遗忘了。直到1924年，一名埃及医生才在柏林的一座图书馆里找到了其著作的一个抄本。

动画《勇敢的心脏》（2018）剧照。

无独有偶，传统中医关于心脏和循环系统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2000多年以来，中国人都认为心脏是“百官之首”。在历史上，中医和西医对心脏基本功能的认识是差不多同步的，但中医至今都认为心脏主管神智。

如上所述，剑桥出身的哈维（1578—1657）并不像一般的历史书中所介绍的那样，是心脏研究方面的先驱，但他无疑是最出名的，还是第一位指出人体就像机械、每个器官都有一种或多种独特功能的西方科学家。哈维利用科学方法，将血液循环解释成一种自然现象，但这常常与《圣经》的教条或盖伦的学说相悖，因此总会引起宗教和政治上的问题。通过使用蛇、鱼的血管，以及人类胳膊的浅表动静脉血管进行实验，哈维发现循环系统的工作遵循物理规律，血液的流动是心脏搏动的结果。在17世纪初，这一发现极具争议，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发现为后来启蒙运动时期的医学进步打下了基础。不过，哈维也受到了时代的制约（他还是英国教会的一员），没能打破当时人们对心脏的玄学印象，依然认为心脏控制着精神，是全部情绪的“居所”。

这种现代医学知识和根深蒂固的信仰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为什么理论和实操总是割裂的。虽然解剖学和生理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人们对抗疾病的能力没有取得对等的进步。在体液学说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用水蛭来“让静脉呼吸”的疗法依然屹立不倒，这就是实操跟不上理论发展的实例。当时人们对尚无法治愈的疾病所做的一切尝试中，几乎都能找到这种割裂的影子。

1628年，哈维发表了他的经典著作《心血运动论》。这部著作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在发表时，他其实是第三个或第四个站出来纠正盖伦错误的人，并非第一个正确找出血液出入肺脏途径的欧洲科学家。

甚至可以说哈维的研究

开创了现代心脏病学

迈克尔·塞尔维特（约1511—1553）来自西班牙，他研究得出了和伊本·纳菲斯差不多的结论，即盖伦所说的“看不见的小孔”不存在，以及肺循环和体循环之间的真正联系。但有一说一，塞尔维特在提出这个理论时很可能“借鉴”了伊本·纳菲斯未受认可的观点，不过他的观点是不是原创我们不作讨论。1553年，塞尔维特在长达700页的著作《基督教的复兴》（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ity）中如是写道：

人们普遍认为（心脏左右两侧的）沟通是通过中央的心室壁完成的，但其实不然。25去除废物后的血液离开右心室，会走上一段漫长的道路，通过肺。血液被肺处理，变为橙红色，然后由肺动脉流向肺静脉，真是巧妙的安排。

不过很可惜，塞尔维特在著作中否认的可不只是盖伦的血液循环理论。在书中，他写满了亵渎神明的言论，甚至扬言反对婴儿洗礼和“三位一体”论。这让塞尔维特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权势滔天的罗马教廷和新兴起的新教势力都被他激怒，很快就指控他为异端。

1553年4月4日，塞尔维特被逮捕，但三天后他就越狱了。法国宗教裁判所做出缺席判决，裁定他应该被处决，于是人们放火烧了他的雕像，还用空白的纸张代替真正的书籍，一并施以火刑。

在逃往意大利的途中，塞尔维特在日内瓦被人抓住。罗马教廷和新教教会此时显示出了惊人的默契，一致决定将他处以死刑——这次他可不能缺席了。每个人看起来都认定塞尔维特罪不容诛，必须被烧死，但没想到德高望重的新教牧师约翰·加尔文挺身而出，要求宽恕他。这可能是因为塞尔维特在参加加尔文的布道大会时被人抓住，加尔文心有不忍。然而，加尔文的求情没能改变审判结果，于是他又转而请求教会改用斩首，不要把他绑在柱子上烧死。最后，教会写信批评加尔文过分宽容，而塞尔维特也难逃和自己的著作（这次用的是真书）一起被处以火刑的命运。至于塞尔维特的著述，据说他死后只留下三本幸免于难，被人藏了起来，以免被毁。《基督教的复兴》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对医学来讲，等于是塞尔维特关于肺循环的论述彻底被人遗忘了。

进入12世纪后，罗马天主教廷对人体解剖的禁令逐渐松动，只要解剖行为不是由神职人员主持且在大学校园内进行，就都可以接受。借此东风，建立于1222年、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学就成了学者和医生研究人体解剖学的圣地。到了16世纪中叶，帕多瓦大学更是由于解剖学教室的发达和比利时解剖学家安德烈亚斯·维萨里（1514—1564）经常光顾而驰名。那个时候，宗教、道德和美学针对人体解剖的禁令在拖累医学界几百年后终于得以取消，而维萨里在这一学科成了先锋，用盖伦无法实施的方式对人体进行了研究。他绘制了一大套精美、细致的解剖图谱分发给学生，并经常在课上大谈盖伦的错误。

动画《勇敢的心脏》（2018）剧照。

1543年，维萨里发表了代表作《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um）。在书中，他强调直接观察是学习人体解剖学的重要方法。维萨里对盖伦的质疑在字里行间体现得淋漓尽致。在1555年发表的第二版中有一句话说血液“把心室之间的隔膜充分浸透，从右心室流向左心室”，为了修改这句话，他甚至对全文进行了一次修订，直接改成了“我看不到任何一点儿血液透过隔膜，从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然而，维萨里没能提出自己关于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观点。除此以外，他还指出在解剖结构上，动物和人类有着重要的差别（盖伦主要依靠解剖动物做研究）。维萨里在诸多器官系统的研究中都颇有建树，但他最大的贡献还要数把心脏看成全身血液循环的“泵”这一项。正好进入16世纪后，机械泵开始广泛应用，将水运向各处。

虽然人体解剖的禁令解除，帕多瓦大学许可维萨里做解剖研究，但是他动不动就搞出和几百年来的医学传统相悖的结论，这依然让罗马教廷很恼火。就比如，他观察到男人和女人拥有同样多的肋骨，这可跟《圣经》说的不一样（虽然他是对的）。维萨里在从“圣城”耶路撒冷返回的旅程中离奇死亡，有人猜测他是因为解剖了一位还活着的贵族，才逃出西班牙的。但这种传闻缺乏证据，因此为维萨里作传的查尔斯·奥马利并未采信。奥马利指出，这趟朝圣之旅很可能是维萨里逃离西班牙皇室的借口，他希望能重新回到帕多瓦大学，谋回过去的教职。可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出发，在到达扎金索斯岛（现属希腊）时，维萨里去世了，死因不详。现代传记作家认为，艰苦的航行条件、海难、传染病都是可能的死因。

后来，维萨里的一位学生马泰奥·雷亚尔多·科隆博（约1516—1559）接替了老师的位置，成了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1559年，科隆博发表《解剖学》（Dereanatomica）。在关于心脏和动脉的章节中，他做出了关于肺循环的精确论述，比哈维更早一步：

所有人都认为两个心室中间的隔膜开放了一条让血液由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的通道……但这是大错特错的，血液应是由肺动脉流入肺，然后在肺中被稀释，最后混合着空气经由肺静脉流入左心室。迄今为止，没有人在著作中写到这一点，但我们都尤其应该观察到这一结果。

最终，波斯学者、西班牙医生和比利时、意大利的这两位解剖学家都没能因为对循环系统的研究而名垂青史，可他们分别指出了血液从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的正确路径，尽管详尽程度不同，我依然为他们感到不公。伊本·纳菲斯、塞尔维特、维萨里和科隆博的著作可分别比哈维的著作（1628年）早发表了389年、75年、73年和69年呢！

左图为科隆博的循环系统，右图为哈维的循环系统。

不过，我也完全肯定哈维的贡献，他的研究帮助医生们打好了许多基础，甚至可以说他的研究开创了现代心脏病学。他以科学观察为依据的研究方法成了后世追随者的“行动指南”，让后世的研究者对心脏和循环系统的工作方式，以及研究它们的方法有了基本的见解。

当然，针对心脏和循环系统，亟待进行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科学家还在探究脉搏和血压，还在改进听心音的器具，再比如还有人在研究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之间的气体交换，以及不断新增的各种循环系统缺陷和疾病。但远在血液的本质和血液流向全身的通路被发现之前，有些17世纪的医生就已经开始思考，在人生病时，与其把这些红色的体液给抽出来，倒不如多往身体里注入一些更为合理。

原文作者/[美]比尔·舒特

摘编/安也

编辑/走走 青青子

导语校对/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