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星象图，画的到底是什么星座？

1957年在河南洛阳市西北角城外的一座西汉壁画墓中，发现了日、月、星象图，是绘在前室的顶脊上。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幅星象图。原发掘报告中，对这星象图虽曾作过介绍[1]，但是所提出的解释，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我写这篇来重新介绍，并加诠释，以供讨论。

烧沟西汉墓M61墓室顶脊

这日、月、星象图，是以彩色描绘在12块长方砖上，我们就算它是12幅画（实则为一幅画的12分幅）。由东而西，第1幅是太阳，第7幅是月亮（太阴）兼星象，其余10幅都是星象图。这些星象图，都是用粉白涂地，然后用墨、朱二色以绘流云，用朱色圆点标出星辰。原报告误称它为“天汉图”。在我国古书中，“天汉”是指“银河”，我们的图中并没有绘出银河。至于全部先平涂白粉，乃是为彩绘打底。这墓中其他壁画，如人物图等，都是如此，并不是代表银河。

这些星点，虽没有像后来的东汉画像石上和唐宋天文图上的星座那样，每群以直线条相连接起来作为一座，但是每群表示一个星座，似无问题。至于它们是哪一些星座呢？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考虑到的是研究的方法。

东汉画象石中的织女星象图拓本

原报告中，是拿现代西洋的天文学教科书中的星座图来做对照，这在方法上是大有问题的。天空上的星辰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们本来并没有自行结合归队为不同的星座。所谓“星座”，是天文学者就星辰的排列布局，对比人神、动物、器物等的形象，或虚拟州国、官宫等的列布，而想象出来的。

我们古代天文学和西洋的天文学起源不同，所以关于星座的划分，除了少数的例外，也是并不相同的。举例来说，西洋的天蝎座的各星，在我国古代分属于房、心、尾三宿，长蛇座分属于柳、星、张、冀四宿，飞马座分属于室、壁二宿，而仙女座由壁宿、奎宿和天大将军三个星座的各一部分所合成，宝瓶座也包括女、虚、危三宿的各一部分；反过来说，我国古代壁宿二星，在西洋星座中分属于仙女座和飞马座，虚宿二星分属于宝瓶座和小马座，奎宿十六星分属于仙女座和双鱼座，翼宿二十二星分属于长蛇座和巨爵座。二者的分合，并不相同。

只有少数的例外，如北斗七星可以和大熊座对比，参宿七星可和猎户座对比，但它们也仅是相当于西洋这些星座的主要部分而已，并非二者完全是等同的。如果我们这星象图是比较全面表现北天的“星图”，罗列肉眼可见的一切星辰，那么，星群的分合虽不相同，但所表现的星辰仍会与现代西洋的“星图”大致相同的。可是，我们这星象图，像下文所论证的，仅只是选用少数的几个星座，所以我们只能用我国古代星座作为对照之用，而不应该像原报告那样采用西洋星座作对照。

朱文鑫《中西对照星图》

选自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增订本）》

星座在我们古代也叫作“天官”，简称为“官”[2]。战国时的甘德、石申、巫咸三家便曾著有罗列星座的星图。《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以下简称为《晋志》）说：

“马续云：经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张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3]

马续便是《汉书》中《天文志》的作者，《晋志》所引的话也见于今本《汉书》中。根据《晋志》，可见便在我国的天文学中，各时代的星座数目并不相同。因为恒星的亮度，有的会有变化，而各时代选取的标准又并不相同，所以同一星座中的星数，也各时代不同。《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的勾陈四星，《晋志》作六星；《天官书》天苑九星，《晋志》作十六星。我们这星象图是属于西汉末年的，我们应以《天官书》作为主要的比较材料[4]，而以《晋志》所载的作为补充。关于《天官书》的考释疏解，本篇主要是依据朱文鑫的《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1927年商务刊本，以下简称为《朱氏图考》）。

《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书影

现今西洋天文学上的星座，共88座[5]。我国古代的星图中，虽然南天部分的星座大都未曾收入，但星座数目如上段所述，都超过百数，多者达二三百座。我们这星象图中的星群只有寥寥十几个。我们作比较时，首先应该注意到北天有亮星的几个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们可能是古人绘星象图时用以选择的主要对象。我们不能像原报告那样漫无限制地向繁星罗列的星图中随便找寻形状相近的星座而不管星座的重要性和是否包括有亮星。此外，还有一点也应提及的，我们这星象图的描绘者，不会自己便是一个天文学者；他大概是根据一个蓝本，“依样画葫芦”。因之，在描摹时，可能在某些方面走了样，例如各星相距的疏密，布局的位置，甚至于可能漏绘一两个星。我们讨论这星象图时，要将这许多方面都考虑进去，才有获得比较完满的结果的可能。

现在我们逐幅来讨论这12幅日、月、星象图，图版和插图是根据《考古学报》编辑部所藏的原报告者寄来的照片和摹本。第1幅是太阳图，可以略去不谈。

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日、月、星象图摹本

第2幅，东部绘7星，原报告以为“小熊星座（小北斗星）”；西部5星，原报告以为“类似御夫星座（五帝座）”。我国古代并没有以7星组合小北斗星座。西洋小熊座7星，在我国古代星图中分别属于北极（或天极）星座和勾陈星座。《晋志》说：“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宫中。”《天官书》说：句四星，天极四星或五星[6]。我以为我们这星群便是北斗七星，相当于西洋的大熊座。西洋的大熊座和小熊座，都以7星为主，布列的形象也大致相似。但是前者的7星，都是二等左右的亮星，甚为显明，所以我国古代也是把它们视为一组，称为北斗。

后者只有两颗是二等星，其余都较微暗，实际上也不止5星。中西的古代天文学家选择不同，西洋就这些较暗的星中选出5星，凑成和大熊座布局相似的小熊座；而我国古代所选出的不止5星，又将它们与2颗亮星分别组成天极（或北极）和勾陈2个星座。原报告以第11幅的7星为北斗星，虽然也是可能的；但是我倾向于以第1幅的7星为北斗，因为它和同一幅中五车星座，关系较为密切。第1幅西部5星，是五车星，相当于西洋的御夫座。其中五车二为一等星，光辉很强。《天官书》名之为“五潢”，说“五潢，五帝车舍”。《晋志》说：“五车、五星；……五车者，五帝军（当为车字之误）舍也，五帝坐也。”但是《天官书》所谓“五帝坐”，是专指太微垣中一座由五星组成的星座。

《隋志》中也有太微五帝坐，而在华盖下又另有五星曰五帝内坐。后二者的五星都作四角4星，中央1星，和五车作五角者不同。我们这图作五角形，当是象征五帝车舍。五车和北斗同在一幅中，似有其用意的。《天官书》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晋志》说：“〔斗〕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山东济宁市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石中有一幅帝王乘车巡狩图，便是以北斗七星作为车子的框架[7]。帝车和五帝车舍在意义上是密切相联的。这2个星座在图中的相对位置并不符合于实际，或许由于将圆形的苍穹改为长条形时，只将各星凑拼在一起而已。

山东济宁市嘉祥武梁祠石刻画像北斗星图摹本

第3幅，东部有环绕成圆形的7星，西部的南北两侧各1星而西侧又有1星，共10颗（原报告漏去最后1星，所以只有9颗）。原报告说：“共九颗，很像猎户星（参星）。”参七星是西洋猎户座的主要部分，是冬季北天最光亮的星座之一，和我们图中这星群相比较，不是“很像”，而是“很不像”。我以为这幅和前面第2幅一样，可能表示2个星座。环绕成圈的7星很可能是“贯索”星。《晋志》说：“贯索九星，……贱人之牢也。……九星皆明，天下狱烦，七星见小赦，六星五星大赦”。贯索的旁边有“七公”7星，排列如钩，二者合共15星。

《天官书》说：“有句圜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王元启《史记正误》卷三说：“按句七星曰七公，圜八星曰贯索。贯索本九星，正北一星，常隐不见。”（《二十五史补编》本）这8星的贯索，即西洋的北冕座，取义于它们环绕成圈如冠冕。今日北冕座为15星，但五等星以上的仅7星。古代观测较疏，可能只看到7星，也可能是漏绘1—2星。这种漏绘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婺女宿原为4星，但是唐代的二十八宿镜有作3星的[8]。贯索星座中只有一星是三等星，其余都较微暗，并不重要，但是它接近北斗的斗杓，《天官书》所谓“属杓”，并且形状较特殊，或许因此而被选拣出来。

第3幅西部3星（原报告漏去一星），我以为可能是房宿。星座中以3星成组，略作直线形而中间稍曲折者，在二十八宿中便有娄、危、心3宿；原不止3星而常绘作3星者有参、房2宿。因为心宿常绘成三角形，参、危2宿我们图中将另有图表示，娄宿不及房宿重要，并且它所属的西方7宿将有3宿出现在我们的图中，所以我以为这可能是房宿。二十八宿中房宿和贯索二者赤经最为相近，所以同在一小幅图中。

《天官书》在叙述接近北极的“中宫”各星之后，接着叙述赤道附近的四“宫”而以“东宫苍龙：心、房”开始。东方七宿以心、房二者为主星。《晋志》二十八宿始于东方角宿，而言“房四星……中间为天衢，为天关，黄道之所经也。”它是相当于西洋天蝎座的头部，而4星中有3颗为三等星，比较明亮。如果不是汉代认为房只有3星，那便是由于我们这图的描绘者漏去1星。吉林辑安高勾丽墓群中有星象图的2座，其中舞踊冢的房宿也只有3星，角抵冢只有2星[9]。唐代二十八宿铜镜有作4星的[8]，也有只作3星的[10][11]。

高勾丽壁画墓天象图

第4幅，原报告说：“东北部点着Y字形的五颗朱星，东南角点一颗朱星。这七颗星类似小马星”。并举伏龙佐夫一维耳耶米诺夫：《天文学》（中译本1957年版）图五的星辰图作为鉴定的根据。原报告中这里“七”字当为“六”字的笔误。摹本只有5星，缺少“Y”形中间的一星，不知孰误。查对《天文学》中译本原图后，才发现原报告者将图上6星的海豚座误认作小马座[12]。

我们这图中的星群，不仅与作斜方形的小马座四星，完全不相似；就是和海豚座的6星，除了星数相同，形状也并不“类似”。并且我们知道海豚座的6星的亮度不大，都是四等星或四等以下的星，所占区域也很小；至于小马座区域更小，星光尤弱。二者在西洋的星座中都不占重要地位。在我国古代，海豚座分属于瓠瓜和败瓜，小马座分属于司非、司危和虚宿北星。我以为这幅可能也是表示2个星座，作“Y”字形的一组，很可能是毕宿。毕宿正作这形状，不过据《晋志》是8星，数目不符。毕宿五便是西洋金牛座α，乃是一等亮星；但其余的星，除毕宿一为三等星之外，都是四等星或四等以下。可能汉代只以5星表示毕宿。

至于孤处于这幅的东南角一星又是指什么？我以为有可能是指昴宿。它便是西洋金牛座中的“七姊妹星团”，是由千余小星密集一处的星团；如细察之，其中有7星较易了见。《晋志》说“昴七星”。唐代二十八宿镜有将7星排列成锯齿形[10][11]，也有作中间一星周绕七星如花蕊者[8]。后者或许可能简化为一星，表示一个星团。《天官书》说：“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没有明言为几星。是否有可能汉代竟视作一星呢？毕昴二宿都在《天官书》中的“西宫”。二者之间，为日、月、五星所经的要道，所以《天官书》说：“昴毕间为天街”。《晋志》也说：“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罕毕以前驱，此其义也，黄道之所经也。”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二者绘在同一幅中和这一幅在各宿中位置在前，仅次于房宿。

仿唐二十八宿铜镜

宋，直径27厘米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第5幅，是形成近似等边三角形的一个星座。原报告说有4星，但摹本及照片中，只有3星，缺少东南角的1星。原报告说：“颇似北天星之一的三角星（天大将军）。”按三角星座为一极不重要的星座，区域甚小，主星3颗都是3—4等星，为我国古代所谓“天大将军”的东南角一小部分。光亮的二等星“天大将军一”，是属于仙女座，不属于三角座。

我以为这星群可能是心宿。二十八宿中以3星组成近似等边三角形的，在唐代二十八宿铜镜中有心、女、危、娄、胃等5宿[8] [10] [11]，其中女宿也有作4星，据文献以4星为是，危、娄、心3宿也有将3星排成近于直线者。危宿将在下面第8幅出现，而娄、胃二宿都不及心宿重要，并且二者所在的西方7宿中已有2—3宿作为代表，所以我以为应认为心宿为较妥。心宿3星，中央一星为大火，乃一等亮星，前后2星也是2—3等星。在西洋星座中它们相当于天蝎座的躯部。《天官书》以房、心二宿为东方7宿的主体；又说：“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这3颗星原来虽不在一直线上，但像我们这图中画得近似等边三角形，实是有点走了样。唐代二十八宿镜中的心宿和我们的相似。这是否由于强调“不欲直”而矫枉过正呢？

第6幅，有4星，形成近似菱形的四边形。原报告说它们“稍似天兔星座（军市）”。按西洋的天兔座内有4星，列成四边形，但都是3—4等星，相当于我国古代军市的一部分，但军市中最亮的市一（2等星）却属于大犬座，不属天兔座。我以为可以根本不去考虑这不重要的天兔座，还是在我国古代二十八宿中去寻求。以4星组成四边形的宿星，共有5座，即东方的氐、箕，北方的女宿和南方的鬼、轸。

此外，还有南方张宿6星的中央部分也以4星组成菱形。因为这星象图中的东、北两方都已有2宿为代表，所以还是就南方3宿中去考虑。如果是张宿，我们要假定漏去两侧的2星，所以还是就鬼、轸2宿中去选择其一。《晋志》说：“舆鬼五星，天目也，……中央星为积尸。”《步天歌》说鬼宿“四星册方似木柜，中央白者积尸气。”虽然我国古代一般的星象图中鬼宿常作5星，但仍可见中央的“积尸”星团可以除外而将鬼宿作为4星。鬼较轸为更接近南方7宿的中央部分，或许这幅是指鬼宿。

《敦煌星图》

现藏于大英图书馆

第7幅的主题是月亮。月亮的西边，南北各一星。原报告说它们“似宝瓶星（玄枵）。”按西洋宝瓶座的区域很广，3—5等的星便有十余颗，但没有比3等更亮的明星，不知道原报告者怎样认出我们这二星是宝瓶星座？查我国二十八宿中南北直列二星的，计有室、壁、虚、角等4宿。因为这幅和下面绘出危宿3颗星的第8幅相衔接，所以我认定这里是虚宿2星：北星为小马座α，南星为宝瓶座β。

第8幅是3星列成近似直线，距离相等。原报告说：“疑为河鼓星（牵牛）。”按3星绘成这样形状的，除河鼓星以外，像上面讨论第3幅西部3星时所提及的，还有娄、危、心、房、参等5宿。其中房、心、参、河鼓等，在这星象图中另有表示；而娄、危二者中，危和虚常相并提，上面第7幅既考定为虚，这幅和它相衔接，所绘的当为危而非娄。危宿3星，其一为西洋宝瓶座α，另二星属于飞马座。《天官书》说：“北宫玄武：虚、危，”是把这二者视为北方七宿的主体。虚又居北方七宿的中央。因此，二者的各星亮度虽不特出，在我们古代星宿中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二者相对的位置，和实际相对照，是东西互易了。这或许绘图者只选择几个星宿作为代表，并不考虑这些位置方面的关系。

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

绢本设色，唐，27.5 x 489.7 cm

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

第9幅，中央斜绘一排3星，在它的东北边另绘一排3星，凑成丁字形。原报告说：“连系起来很像天鹅座（天津）”。按西洋星座中和这相似的有天鹅座和天鹰座（河鼓3星即属之）。我以为我们应将这一幅和下一幅连起来考虑。下一幅所绘的是织女星，这一幅的中央部分的3星，当是河鼓，另外3星是河鼓的辅星“旗星”，也叫“右旗”。这6颗星是组成西洋天鹰座的主要部分，但是，似和天鹅座无关。

虽然就图中星座的方向而论，似与后者相符合，但我们这星象图似乎并不大注意星座的方向。《天官书》说：“牵牛为牲牺，其北河鼓。”《晋志》说：“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牵牛北。”河鼓二即天鹰座α，是一等亮星，但旗九星都是3—5等的星，可能是绘者省略去一些，仅留3星作为代表，也可能是汉代只认旗三星。原报告讨论第8幅时，以为河鼓即牵牛；实则我们今日一般虽是这样称呼（起源颇古，《尔雅·释天》便有“河鼓谓之牵牛。”），但是《天官书》和《晋志》都以牵牛指牛宿六星（都属西洋摩羯座），和河鼓三星是两会事。

第10幅，是排成近似等边三角形的3星。原报告说它“有点像天秤星（寿星）。”[13]按西洋天秤座以主要的4星构成梯形，相当于我国的氐宿四星。只是由于原报告者所参考的《天文学》教科书中那幅星图的天秤座漏绘一星，致成三角形。我以为我们这幅成三角形的星座，当是织女三星，其中织女一（即西洋天琴座α）是一等以上的亮星，和河鼓星隔银河而相对，是我国民间有名的七夕故事的来源。《天官书》说：“织女，天女孙也，”没有明言星数；但《晋志》说：“织女三星。”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图便有织女星，也作这形状[14]。我们这二幅互相衔接，很可能正是表示河鼓和织女。汉武帝所开凿的昆明池畔，便有西汉石雕的牵牛、织女像[15]。?

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画像星象图摹本

第11幅，据摹本，南部偏东4星，北部3星，共7星，像斗形。原报告说：“南边由东向西画三颗星，西南角往北画两颗星，东南角北偏西画四颗星，中央绘一颗星，共十颗朱星”。这比摹本多出3星，但没有将这漏去的3星的位置叙述清楚。原报告又说：“很近似北天星之一的大熊星（大北斗）。”如果近似大熊座，则当如摹本只有7星。由7星组成斗形的星座，还有西洋的小熊座和我国古代的斗、柳、星等3宿。

小熊座在我国古代不自成一星座，北斗（即大熊座）和五车星在一起，前面讨论第2幅时都已详细谈过。斗宿（即南斗）只有6星，并且属于北方7宿。前面已有虚、危2宿作为北方的代表，所以这星群可能是南方7宿中的柳或星宿。后二者都为西洋长蛇座的一部分。星宿7星，数目相合；但是它的柄部不像我们这星群几乎在一直线上。柳宿8星，多出1星，但形状较相近似，可能摹本漏去1星，也可能原来绘者便已漏去。前面提及的辑安通沟的二墓内的星象图，其中柳宿都只有6星[8]，比我们的还少1星。《天官书》说：“柳为鸟注”，没有说明星数。《晋志》说：“柳八星”。

第12幅，东部为隔墙所遮盖，就照片和摹本上看，只有一星。原报告说：“由西南向东北，在一线上绘了三颗星，其中间的一颗稍偏西，可能是白羊星（降娄）。”是否另有二星在照片和摹本上被遮盖住了呢？如果是一排3星，我们在前面讨论第3幅西部时已经说明这种星群有危、心、房、娄、参等5宿的可能。因为前三者都已有图表示，所以这幅只能在娄、参二者中选择其一。参宿多1—2等星，比较重要，所以我以为它的可能性较大。参宿中腰3星可以用以代表整个星座。辑安通沟二墓的星象图中也是以一排3星来表示参宿[8]。沈钦韩说：

“《晋志》参十星。陈氏启源《稽古编》云：古以为三星。《考工记》数伐而为六星，丹元子不数伐而数左右肩股为七星。天官家各有师承，古今多不相同。”[16]

《天官书》说“参为白虎”，虽不当西方正位，但仍认为西方7宿的主体之一。参宿和东方苍龙的心宿，东西相对，为二十八宿最引人注意和重视的二宿，和北斗、太阳，在我国古代同称为“辰”（即用作标准的星象）[17]。

高昌“伏羲女娲”绢画上的星象图

上面关于各星座的推定，有些比较可靠，有些也没有把握，只是提出一些想法，以供考虑和讨论。如果所推定的星座，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可以说，这12幅的日、月、星象图，最东的一幅是太阳图，然后是“中宫”的北斗及其有关的五车和贯索；然后是二十八宿中东方的心、房，西方的毕、昴、参，北方的虚、危，南方的柳、鬼（或轸）等九宿，还插入月亮图和河鼓（及其有关的旗星）和织女。

我们可以依现今北天的星图，把它们表示出来，作成一图。如果拿辑安通沟二墓的天文图作为比较，颇有意思。那二图也是太阳在东，月亮在西。不过由于它们的星象是绘在圆形的穹顶上，和我们的绘在长条上的不同，所以它们是中央偏北为北斗，东方房、心，西方参、伐（？），北方危，南方柳，一共七个星座，其中伐（？）也未能十分肯定[9]。可以说，那二图和我们的大体相同，不过排列不同而星座多寡也有差异而已。

二十八星宿和其他在汉墓星象图中绘出的星座

（数字表示在第几幅中，圆圈表示汉墓星象图中曾加绘出的星点）

原报告总结对比的结果说：所推定的十二星座中，宝瓶（玄枵）、天秤（寿星）、白羊（降娄）居在黄道带中，御夫（五帝座）、小马、三角（天大将军）和猎户（参宿）都紧临黄道带边沿，天鹅（天津）河鼓（牵牛）和天兔（军市）距黄道带较远，小熊（小北斗）和大熊（大北斗）距北极较近。最后又说：“再以月为界，月以前的六幅，可能象征白昼；月以后六幅象征夜晚。共十二幅可能象征十二时辰。”

实际上，我们这星象图，决不会是在一幅西洋的星图上乱选出几个星座作为点缀，也不会只是在我国古代的星图任意选拣几个星座，漫无目的。我们要问：它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它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原报告所推定的每个星座，前节中已经逐个加以讨论。现在再就原报告所提出的这图是代表黄道十二宫和象征十二时辰的说法，提出我要商榷的意见。

洛阳西汉壁画墓的星象图（局部）

因为我们这图全部是十二幅，除去太阳图一幅后，由于第2幅包括二个星座，仍可凑成十二数，所以原报告者便联想到黄道十二宫和我国的十二次，并且具体提出三个星座：白羊星即降娄，天秤星即寿星，宝瓶星即星枵。实则虽然有人以为十二次便是黄道十二宫，但是十二次是沿着赤道的，而西洋的十二宫是沿着黄道的，这是中西古代天文学的一个大区别。而且次和宫的起讫界限也不一样[18]。

我们知道：赤道和黄道二者只在春分和秋分二点上是相符合的，其他都不相同，例如参宿一的赤纬是南初度弱，几乎在赤道上，但是黄纬却达南二十三度弱[19]，所以西洋十二宫取金牛座而不用猎户座（参宿），而我国十二次却以参宿列入实沈之次。现在姑且以为宫和次是相同的，所推定的星座也姑且依据原报告的说法，那么，十二星座中也只有3座合于十二宫，只占1/4。如果改用赤道，加入“实沈之次”的参宿，也只占十二次的1/8。可见这12星座作为整体，既不是西洋的黄道十二宫，也不是我国的赤道十二次。

我在上节中已经指出，我们这星象图中包括二十八宿中几个星宿。二十八宿都和赤道相近，分属于十二次，每次2宿或3宿。这似乎表示这图和星次并非毫无关系。但是，它只是通过各“宿”间接地和星次发生关系，决不是所绘的12星座作为整体便是十二次或十二宫。我们这图的各“宿”是依照四方在每方中选择2宿（西方3宿），而不是依照星次来选择，所以有3个星次在这图中有2宿，另有3个星次各1宿，而其余6个星次却连一个宿也没有。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原报告在肯定这图的12星座是十二宫即十二次的代表以后，又更进一步，认为这12幅可能象征一天中的十二时辰。这是由于月亮图的前后，依原报告的推定，恰是各为6个星座。前段已说过，这12幅并不代表我国古代的十二次。现在姑且将它们作为代表十二次，也仍不能说它们是象征一天中的十二时辰。

先来解释一下十二次。我国古代将周天分为12段，称为十二次（每次以二十八宿中的2宿或3宿为标记），用它来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这十二次的名称起于春秋战国间[20]。当时曾以岁星（木星）所到的“次”，作为纪年的标准[21]，例如说：“岁在星纪”，“岁在降娄”[22]。后来以太岁（岁阴）代替岁星，12个岁名也以十二辰代替，例如《汉书》称汉元年为“太岁在午”[23]。我国古代又以太阳所到的“次”作为节气的标准。《汉书》论十二次，说：“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为中”[24]。如果以12中气为标准，则每月的中气也便是这一月的星次。《汉书》说：“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原注：于夏为十一月，商为十二月，周为正月），”[23]便是建子的月份。以下各月，可以类推。

《淮南子》说：“星：正月建营室、东壁；二月建奎、娄；……”[25]也是表示这一月太阳所到的“宿”，虽然用“宿”来作标准，实即等于用星次。室、壁即娵訾之次，于辰为亥，余可类推。这便是后世所谓“太阳过宫”或“中气过宫”，《明史》卷二五说“如日躔冬至，即是星纪宫之类”。十二次既可以表示十二岁次或一岁中十二个月太阳过宫，我们要问：是否十二次也可用以表示一天中的十二时辰呢？

在赤道或黄道附近的星，每过一天便重至中天。如果以某一星宿的距星在中天的时间为标准，这样似乎也可以十二星次来配合一天的十二时辰。但是，实际上，这里的一天是恒星日，它和我们一般的所谓一天即太阳日，每天相差约4分钟，即每月相差约2小时，也就是达一星次之多。如果第一个月的每天“子时正”在中天的各星宿，都是属于大火之次，那么第二个月的，便要属于另一星次了。

《恒星赤道经纬度图》

清代咸丰年间六严绘制

现藏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礼记》中《月令》篇说：“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这里是用“昏”和“旦”作为观测中星的时刻，明显地表示已知道每月的中星不同，也便是每月各日子时的中星所属的星次不同，所以不能将十二次代替十二辰来表示一天中的十二时辰。原报告似误将十二次和十二辰混为一谈。

子、丑等十二辰是常作为12个成组的事物的序数来使用，例如有12集的一部书也可用十二辰来称为子集、丑集等。十二次和一天的十二时辰，都可以用十二辰来命名，以十二次来表示的十二岁次和一年的十二月，也都可以改用十二辰来称呼。但是，假使我们用十二次来称呼或象征一天的十二时，例如说大火之次，如果不明言月份，便完全无法知道它是一天中的那一时辰。所以，十二次决不能用来代替子、丑等十二辰以称呼一天中的十二时辰，古往今来，也从没有这样称呼过。

《月令辑要》

清·李光地 等撰

清康熙时期内府四色套印本

我们这星象图，既不是以12个星座来表示十二次，更不是象征十二时辰。如果我在上面第二节中所推定的基本上可以采用，那么，这图只是汉代天官家所区分的“五宫”中每“宫”选取几个星座用以代表天体而已[26]。《天官书》所列举的许多重要星座里面，中宫有北斗七星，又有句圜十五星（包括贯索和七公），“东宫苍龙：房、心”（二者居东方的正位），南宫朱鸟，有鬼、柳等宿，“西方咸池，曰天五潢”（即五车），“参为白虎”，又有毕、昴，“北方玄武：虚、危”（以二者居北方的正位），又有河鼓和织女。

我们在上节中加以推定后，会另作星象图来表示它们，并且指出这图和辑安通沟的两墓中星象图的相似点，兹不再赘。孝堂山石刻，除了日、月之外，也有星象，似为6个星座，其中月亮的外侧为北斗七星，太阳的内侧为织女，都可确定无疑。月亮内侧的3星可能是参星，织女旁的两组：3星的可能为心宿，4星的为房宿，太阳外侧的7星可能是柳宿（或以为是南斗，但南斗只有6星）。这石刻原来放置的方向，因为已被移动，无从确定，但是如果和我们这图中日、月的位置一样，也是日东月西，那么心房恰在东方，参宿在西方。加上南方的柳宿和北斗、织女，那么这6个星座在我们这星象图都有出现。

我国古代的生产，以农业为主。劳动人民注意一年四季的更迭，以求不失农时，而四季的更迭，可以由观测赤道附近的恒星的“中天”作为标准，也可以由初昏时北斗的斗柄所指的方向作为标准。记载殷末周初的天文现象的《尧典》中，便有观测“四仲中星”的记录[20]。后来受了五行学说的影响，在四方之上又添“中宫”，成为“五宫”。而“四中星”也扩充到二十八宿，但仍旧分属于“四宫”。我们这星象图便是在这天文知识的基础上所绘成的。虽然由于画面有限，只好选择几个星座作为代表，但是所选择的大都是比较重要的星座。因为画面是狭长的长条形，所以排列的位置，无法依照天空原来的位置，这对于我们的推定，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大部分都仍可以推定，大致不错。

洛阳北魏墓星象图

唐李贤墓后室天象图

我国古代墓中配备天文图，似起于秦代。《史记》卷六，《始皇本纪》说，始皇墓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当是在墓室顶部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象图，可能仍保存于今日临潼始皇陵中。解放后，在辽宁辽阳棒台子屯和三道濠所发现的东汉壁画墓中，在前廊藻井上都绘有日、月云气图；在所发表的棒台子屯一墓的壁画照片中，可以看出云气间也有星象[27]。山东梁山县后银山一座东汉墓，据云：“藻井为象征日、月的金乌、玉兔（已脱落），绘以行云流水的图案”，观所发表的照片，似乎云气间也有星象，但似很凌乱无次[28]。前面已提到的山东肥城孝堂山石刻，有日、月、星象图，刻在石梁下面，也是属于东汉的。这些都晚于我们这座西汉墓。我们这图，可说是现下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幅星象图，提供了我国天文学史上的重要新资料。

本文原载于《考古》，1965年第2期。

原标题：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作者：夏鼐

注释：

[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见《考古学报》1964年2期，112—114页，图版叁，1—10；图三，2。

[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司马贞索隐说：“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缩印《百衲本》，418页）。

[3]晋书卷一一（缩印《百衲本》，4901页）。

[4]《汉书》的天文志中谈星座的部分，都是抄袭《天官书》的，《后汉书》的天文志，仅记载后汉时代的天文变异，并不列举星座，所以对于我们这工作，没有什么用处。

[5]《不列颠百科全书》，1964年版，第6卷，393页，星座表。

[6]《天官书》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汉书·天文志》，字句相同。王先谦《补注》以为三星合极星、明星为五。王氏这说法当是受《晋志》中“北极五星”一语的影响。但是细察史、汉原句文义，天极似不止一星，所以下接“其一明者”一语，言其中最明的一星。我颇疑史、汉的“天极”仅有四星。

[7]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二编，1951年版，135号。

[8]冯云鹏等：《金石索》，金索卷六，112页（万有文库本）。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1955年版），87页，图二三似即采用《金石索》。

[9]池内宏等：《通沟》，卷下，1940年版，11页第3图，34页第16图；又参阅中村清兄：《高句丽时代四古坟こつらて》，《考古学论丛》第4辑（1937），382—387页，5—7图。

[10]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本），卷3，93图。

[11]《西清古鉴》，卷40，45页，唐四神鉴三。

[12]小马座在原图上绘出4星，作斜方形，在飞马座的西南角。小马座的西边是海豚座。后者在图上绘出6星，在天鹰座的东北，作多边形，中有斜方形一。因为中译本填注星座中文名称时选择填写的位置不恰当，以致引起将海豚座和小马座颠倒互易的错误。

[13]按天秤星不属寿星之次。天秤座主要的4星相当于我国古代氐宿。氐宿赤道距度依汉太初历为15度。十二次各次的起讫界限，各家所说不同。《晋志》以轸十二度至氐四度为寿星，西汉费直以为寿星起轸七度，东汉蔡邕以为起轸六度，但是都将氐宿全部或绝大部分归入大火之次。《明史》卷五《天文志》也以为氐宿在大火。朱文鑫《历法通志》（1934年商务本）也依梅文鼎的推算以为天秤座在大火7—28度（278页）。

[14]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初编，1950年版，21号，23—24号（细部）；参阅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4、5合期，50页，图2。

[15]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3—5页。

[16]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〇（光绪26年浙江书局刊本）。

[17]陈遵妫，前书，17页。

[18]同上，90页。

[19]度数依据《明史》卷二五，《天文志》。

[20]竺可祯：《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科学》，10卷（1926年），12期。

[21]我国春秋时认为岁星周期为整12年，恰符合十二次的划分，实则这周期约11.86年。但是要经过八十四年才超辰一个“次”，短期内不会发觉这错误的。参阅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1957年），31页。

[22]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和三十年。参阅刘坦，前书，132页。

[23]《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参阅刘坦，前书，140页。

[24]同上，卷二一上，《律历志上》。原缺“为中”二字，据钱大昕《汉书考异》卷二补入。

[25]《淮南子》，卷三，《天文训》，“东壁”二字据王念孙《读书杂志》中王引之说增入。

[26]《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五宫都作“宫”字。自清代钱大昕（见《史记考异》卷三）以为“宫”当作“宫”，后来多从其说，近人天文学史的著作，如朱文鑫的《图考》和陈遵妫的《简史》，也都以为今本《史记》，“五官”都误作“五宫”。实则据钱大昕的论证，也只能证明唐代司马贞作《索隐》时所用的《史记》本子，可能“宫”字作“官”。至于汉代原本如何，仍无法证明。

可能由于篇名为《天官书》，又因《周礼》以“六官”分篇，所以便容易使人认定这里也应作“官”字。“宫”“官”二字形近易误。但是，《史记》和《汉书》现今所有本子，这五处都作“宫”字；并且《晋书》和《隋书》的《天文志》，已以二十八宿代替四方“宫”，而所保留的“中宫”，仍作“宫”而不作“官”。我以为“宫”字未误。

古代天文书中的术语，“官”字指星座（见正文第一节），而“宫”字指天空中一定的区域范围。《天官书》前半便是罗列星座的一篇文章。其中所涉及一定区域的范围，如紫微垣的范围内，便称为“紫宫”。“五宫”的意义也和它相同。《天官书》原文所谓“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皆指一定的地区范围，并不指某一星座。《晋志》说：“咸池，鱼囿也”，实则汉时也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后人以四方各7宿作为苍龙、朱鸟、玄武、白虎之形；实则《天官书》中“东宫苍龙”等是指北天中除了“中宫”以外的四方四个区域，每方包括7宿以外其他一切星座。在《天官书》中，实仍以作为“宫”字为胜，所以我这篇中都仍保存原字，不臆改“宫”字作“官”。

[27]《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28页，34页，图10—11。

[28]同上，44页，图版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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