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大滞胀 → 大转折

原文首发澎湃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

2022年7月，英国成为G7国家中首个通胀率破10%的国家。在6月的一次演讲中，时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 Johnson）表明了对上世纪70年代“工资-物价螺旋”（wage-price spiral）重演的担忧，称这可能迫使英国央行执行更强有力的紧缩政策。约翰逊政府计划延长住房协会租户购房权的有效期。这可能会推升房价，增加生活成本，迫使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他强调，涨工资的合理性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非生活成本的上升。左翼学者和媒体义愤填膺。因为截止到2022年6月底，英国劳动者平均每周总收益（含奖金）的涨幅仍落后于通胀3.4个百分点。

国家元首号召企业或劳工（“自愿”）限制工资涨幅是近半个世纪的新鲜事，却是“大滞胀”时代的惯例。1976年3月，时任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也曾号召工人“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自愿接受限薪。为了缓解通胀压力，英国冻结了物价、工资、房租，甚至股息；美国连续90天冻结工资和物价；挪威3年内连续3次宣布冻结物价的行政令；奥地利对涨价的企业征收惩罚性税收；比利时要求企业在涨价前通报政府；加拿大设立了专门机构审核涨价行为……然而，这一切都被证明是徒然的。价格管制是“掩耳盗铃”，短期可以掩盖供求矛盾，中长期反而会加剧短缺。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终端消费品价格的限制挤压的是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压制了投资意愿，进而限制了未来的产能和供给。在强势的工会组织面前，限制工资等于“政治自杀”。

强调需求侧管理的凯恩斯方案无法解决由能源和食品供给冲击带来的滞胀难题。社会上弥漫着悲观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论调。渐渐地，选民失去了对左翼政党的耐心。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将1973年定义为二战后的“大转折”之年——既是战后“黄金时代”的终点，也是“大滞胀”时代的起点（莱恩森，2022）。1973年后，世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全面右转。保守派政党重回权力中心，开启了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改革。

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放松价格管制的措施，80年代初延伸到了金融行业，如放松银行存款利率限制等。为了挽救信任危机，1977年当选的吉米•卡特总统任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弗莱德•卡恩为航空委员会主席。卡恩认为，限价是持久通胀的根源，上任后便开始游说国会裁撤自己所在的部门。1981年里根上台后极力推崇“小政府”，实施了以大幅减税为特征经济复苏方案，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在英国，1979年开始执政的撒切尔铁腕推行私有化，清理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的落后产能，缩减冗余的官僚机构，果断地向服务业转型。欧陆国家，如联邦德国、北欧国家都纷纷抛弃了福利主义，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法国是“左翼的最后战场”。

历史循环的一个特征是，人们总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创造新问题。新自由主义方案部分缓解了通胀压力，却又走向了对立面——通货紧缩；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了廉价的消费品，但制造业却出现了空心化；金融化和市场化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但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更不不平等了，金融不稳定性也显著提升；随着工会参与率的下降和企业定价权的增强，“工资-物价螺旋”的风险解除了，但“利润-物价螺旋”（profit-price spiral）成了左翼学者和政党的新叙事。“小政府”的政治宣言从未兑现。政府补贴企业的负担减轻了，但赤字并未消失，政府债务杠杆率不降反升，达到了和平时代的历史高位。

2020年会是另一个“大滞胀”时代的元年吗？有人说是的，能源和食品的双重供给冲击再次引发了全球对“大滞胀”的关注，与通胀持久性相关的“工资-物价螺旋”问题构成了美联储不得不保持紧缩政策立场的约束条件。低通胀时代一去不复返成为主流共识。否定意见认为，当前不具备持久通胀或形成“工资-物价螺旋”的条件，比如更独立和可信的中央银行、更低的工会参与率、更低的能源依赖度、更灵活的就业和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等。笔者认同，截止到2022年7月底，“工资-物价螺旋”都还只是一个隐忧，并未成为现实。但是，一方面，大危机以来出现的逆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和技术进步的停滞等因素都是抬升通胀中枢的力量。它们所对应的供应链问题、劳工短缺问题和劳动生产率下降问题正好可以解释大流行期间的大通胀。高水平和高波动的通胀持续的时间越久，“工资-物价螺旋”形成的概率也越高。货币当局也不能确定临界条件是什么，只知道临界点渐行渐近。所以更担心紧缩不足，而非紧缩过度。

可以确定的是2020年是一个“大转折”之年。曾经因“大滞胀”而被选民抛弃的左翼政党会以滞胀为契机攻讦保守党，重回权力核心吗？这至少在美国已经成为现实。由于防疫方面的糟糕表现，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北（Baccini et al.,2020），拜登以进步主义为纲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其口号是“更好的重建美国”（build back better），内涵之一就是治愈“分裂的美国”。拜登内阁成员或顾问团队中就有较多的进步主义者。当然，拜登政府并未彻底推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两届政府最大的交集莫过于在对华政策上。继大危机之后，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以及阶层分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性。

在大通胀和实际工资缩水的背景下，2022年7月，美国铁路工人罢工的风险上升。这对居高不下的通胀而言可谓雪上加霜。据美国铁路协会统计，本次罢工可能影响全美30%的货物运输能力。全美近20%的谷物、19%的化学品、近70%的煤炭、75%的新轿车和轻卡均由铁路运输。拜登政府紧急签署行政令，提供了60天的静默期。直到有效期截止的前一天（9月15日），劳资双方才达成初步协定。铁路工人将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更丰厚的医疗保健费用”。这一事件极具标志性，是一次“觉醒”，反映了蓝领劳工阶层政治影响力的复兴。对于涨工资的诉求，极度紧缺的劳动力市场给足了底气，大通胀也提供了合理性，但它同时也是通胀螺旋的“助推器”。

大危机孕育大变革。历史循环的一个特点是，人们总是从最近的历史中寻找当前危机的根源，进而推动历史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这就是历史的蹊跷之处——虽然是同样的危机，旧危机的种子却变成为新危机的解药。21世纪的“大滞胀”时代开始了吗？左翼政党会全面夺权吗？21世纪的“左”与20世纪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