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兴亮：论《皇明启运录》中明太祖“法度昭明”之形象

一 前 言

在有关明代史的典籍中，由嘉靖年间广东东莞人陈建(1497—1567)所著的《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简称《皇明通纪》)确是一部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之作。此书分为前后二编相继完成，首先完成的前编《皇明启运录》八卷之内容仅涵盖由元至正十一年(1351)至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的史事。而在《启运录》刊刻后，陈建在好友黄佐(1490—1566)的赞赏与建议下，进一步增补了三十四卷，将内容续写至正德朝。最终完成了这部首尾横跨两代凡一百七十 年，全四十二卷的《皇明通纪》;全书采用纲目体书写，再按编年的方式逐年逐月将史事呈现在读者面前。析而言之，《皇明通纪》成书的时代背景之意义不仅因为它是明清野史笔记的兴盛期，同时还反映在此时段乃明代知识分子心态的重大转变期上。今人研究显示正德、嘉靖以后的士人在他们的文集、所编纂的方志中往往会怀念起明初风尚的醇厚;甚至于将之前社会控制力较强的“治世”视为此时“淳朴”的范本。这些深切的追忆，是否仅为有感于“今非昔比” 之况，从而对“遗失的美好”的一种召唤?具体的情况，固然尚待多方面的检视，然唯可确定的是历经数朝后，“国初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涵摄了明中叶士人对自身定义中的明初国家与社 会的理 解 与寄托。在此社会与文化之风大变的大环境下，明中后期私史异常繁兴亦成为近世中 国 史 学史上的一大特色。有关过去学界对该现象所作的描述、产生的原因等，前辈学者既已做 了 详 细的梳理，兹不再赘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的潜意识受过往传统史家如 “挟郄而 多 诬 ”、“轻听而多舛”、“好怪而多诞”之论断过度影响的话，那么，就会自然地预先认定这些 私 修 史籍对于史实考证没有多大的独立价值可言。再者，倘若这些所谓 “皆采掇野史及四方传 闻 ” “往往失实”的“草泽之所闻”仅被定位为一种“考订旧闻，订补正史”的佐证工具 时， 人们至多只会视其为静态 的参考文本，而忽略了它曾经在禁毁后仍 “海内之传诵如故” “使穷乡下邑，略知本朝沿革”,所引发的实际 且巨大的社会效应。事实上，明中叶这些传述 国 初人物与史事的野史稗乘内容反映了一般人对前朝政治怎样的一种认识与评骘 ;它们能够 从 另 一角度帮助我们了解哪些是时人所相信的事实。 除了之前史家所纠结的史料来源的可靠 性问题外，我们还必须承认这种 跨越百余年后的隔朝追忆，实则更包含了个别史家对特定历 史人物 /事件的立场、看法与情感之投射。故 唯有对该史籍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厘析，通过对 作者筛选材料的考虑、书中 “纪事”和“评论”的结合、文本以外的史实等多方面之关注 ; 敏 锐地捕捉住问题的吊诡之处，才能发掘私史编纂原来所隐藏的 “内在理路”之奥秘。

除此之外，本文的讨论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史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史学受世变影响的直接关系，并进一步指出每每到了朝代的中晚期撰史风潮就会大起的原因就是想从历史中寻找智慧。致力于明代史学研究的学者近年来有关明嘉靖以降私史勃兴的论述更是一致表明修撰当代史 (包括开国史、九朝史)的显着目的之一即为：资治;通今经世的思想甚至直接影响着史家在修史时的选题和侧重点。这些从对不同私史的梳理中所概括出的观察诚为确论。而当我们将视角转至陈建为《皇明通纪》全书所作之《序》时所读到的“祖宗时士马精强，边烽少警，而后来则胡骑往往深入无忌也;祖宗时风俗淳美，真才辈出，而迩来则渐浇漓也;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度支恒忧匮乏也;祖宗时法度昭明，而迩来则变易废弛比比也”之感慨，实开门见山地将其着史以“欲为当世借箸之筹，以挽回祖宗之盛”的用意和期盼同样地表露无遗。然而， 如果我们仅仅将焦点笼统地放在一个“资治”的框架下去探讨的话，则将会轻易忽视在为达致 “以 往 鉴今 ”之目的的建构过程中史家本身的考虑与处理方式。有别于纯粹史料辨伪的做法，本 文更感 兴 趣的是，力图探讨作者究竟如何在博览群书后将所了解的材料转换成为笔下 “有资于 治、可 通 为鉴 ”的书写载体之特定标准及其原因。作为一位集理学家、经世作者与史学家于一 身的士人，陈建在 “阅历世变”刺激下所撰成的这部开国史在其学思历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 而陈氏一心希望通过这部史书示法当朝的编纂目的又是否达成 ?由 这些问题出发，以下二节将 以《皇明启运录》中的作者尤为崇拜的明太祖 (朱元璋，13 68—1398在位)和洪武朝大臣间的 关系为考察中心 ;结合与迄今学界各种有关明初“客观史实背景”的前 沿研究成果，冀望借此 个 案尝试更贴近入微地了解《启运录》的撰写过程之况。

二 《皇明启运录》中太祖的“恩泽”与“严厉”

在中国历史上，明太祖一直以其雄才大略与复杂多面的性格而遭致历代史家不一的褒贬。 清人赵翼一边说太祖“驭天下常以严厉为主”,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其“重儒”“遂成百余年清宴之治”。一方面指出“雄才好杀本其天性”,另一方面亦从太祖不滥杀的事例中总结出其兼具“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同一位史家于同部书中对一位前代的历史人物有如此截然的评断，殊为难见，但也足以管窥独裁政治中太祖不易与人相处之特性。具体言之，太祖最令后世所诟病的事迹，近代以来的明代政治史研究者都会不约而同地将探讨重心移至洪武朝杀戮牵连甚巨的“四大案”(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以及“文字狱”。近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关 注点则是由太祖的“严刑酷罚”所开创的明代特有的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如何逐步打消士大夫 再具有如宋代理学家般“得君行道”的理想。上述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对洪武朝君臣间的关系以及其对后来数朝深远的作用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而陈学霖教授《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一文 则从考证史料可靠性、合理性的角度提醒明史研究者需回到受政治、学术文化与社会风气转变影响的私家著述蓬勃的明中叶史学环境中去理解那些即便是对核明历史事实本身毫无帮助的稗 史所蕴 藏 的 “通性”之意义。陈教授的宏文通过厘清洪武时期的文字狱事件的原委，所得出的 “( 野 史杂着中所述的明初史事 )此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不独厚诬古人，而且歪曲历史，对太祖 一朝 政 治有极大的误解 ”之结论，似乎同时昭示了对洪武皇帝夸大抹黑之形象，乃“明中叶士 绅与 庶 民对太祖之印象 ”。然则，诸如此类的负面评价究竟能否就等同于当时民间对太祖以及国 初事件的一般看法与认识 ?借“指桑骂槐”的暗示性“借古批今”方式来表达(甚至宜泄 ) 对 所身处的政治 社会环境之不满的情绪 又是否为明中叶私史撰述的一贯做法?至少从接下来将要 探讨 的 记载洪武朝 “圣祖所以开基创业始终”的《皇明通纪》之前编《皇明启运录》看来，这 些 也许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一)“创业垂统”时期的洪武朝君臣关系

《启运录》中对太祖正式登基以后所给予功臣们的“恩泽”之事记录颇详。这里所谓的 “创业垂统功臣”,除了夺天下时从龙有功的元勋宿将外，尚包括了如陶安(1315—1371)、 章溢(1314—1369)等一批后来归附的元末文人。我们从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三十一年 (1398)的纪事中多处可见得太祖对功臣各种的赏赐(有者甚至赐予免死铁券)、某功臣去世后“上哀悼，亲制祭文”并追封爵位(大功者“配享太庙，肖像祭于功臣庙”)、功臣子孙世袭 (甚至于“襁褓中封侯”)、对功臣庶子在仕途上作特别安排、对阵亡将士后人的抚恤、授官职予元宗室来降者之描述。用作者的原话说，太祖报答功臣的方式，同时兼顾了他们“爵”与 “禄”方面的犒赏，故“自秦、汉而下，报功之典，未有如此之周且厚者”。

我们从以下有关刘基(1311— 1375)和宋濂(1310— 1381)的记述中不难发现太祖还是一 位极重昔日患难情义的君主：

( 太 祖 )召刘基还京师，手诏曰：“尔昔从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则匡辅治道，动 则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罗布，验日月之何光，指示三军，往无不克。至于彭蠡之鏖战 ， 炮 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诸军呐喊，虽鬼神也悲号。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尔亦 在舟， 岂 不同患难也哉 ?今天下一家，尔当疾至，同盟勋册，庶不负昔者之多难。但 着 鞭一来，朕心悦矣。 ”基至京师，诏赠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固辞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之功?圣恩深厚，荣显先人足矣!”

(洪武九年)六月，以宋濂为学士承旨。谕之曰：“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菜， 历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孙官之，以子燧为 中书舍人，孙慎为仪礼司序班。复以濂艰行步，选良马以赐之。上亲作《马歌》,诏群 臣咸作之，以宠耀焉。濂素寡欲，尝侍宴，上强之，至三觞，面如赭，行不成步。上 欢笑，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以赐，仍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曰：“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若此也。”

如此般“君臣和乐”的图景不但展现了国初君臣关系的和睦融洽，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摘录诏书中所“念兹在兹”的原话，以凸显太祖感念功臣过去鼎力支持所兴发的“朕念卿相从久矣”之情。除了因为具备曾经共同创业的感情基础外，即使宋濂这样优秀的文臣也有“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等各种未能尽如上意的缺点，却仍能得到皇帝的厚爱，陈建认为乃太祖 “不以所长掩所短，不以所短弃所长”之平允所致。此外，太祖亦通过颁布《求资诏》表达其 “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尚不吾弃”的求贤若渴之心，并“征天下贤才至京， 授以守令，厚赐而遣之”。而在派遣官员分道“访求贤哲隐逸之士”之时，遇见那些再三恳 请出山却“固辞”的诸位儒者，太祖既不刁难也不勉强，皆“赐敕放还”。

另一方面，洪武朝的儒臣直言谏诤事件亦是西方历史学者所关注的课题。John Dardess认为儒臣的道德理想基本上都是为附和太祖，面对皇帝所采取的残酷行为时，他们的批评实只能显得苍白无力。Edward Dreyer则判切地指出洪武朝的儒士并非决策群体，在朝廷上，太祖始终将 他 们 视为军事贵族以后的次等角色而已。 尽管以上研究成果的着重点不尽相同，但我们还是依 稀 感 受到洪武一朝君主与儒臣关系之紧张，看不出 “凡有诤论，上委屈从之”的可能性。然 则 ， 从陈建所掂取的史料及其勾画的太祖形象观之，我们似可看到另一种皇帝欣赏那些敢于表 达意见的臣子的 “重直言”之面相。诸如“每遇大事，议论不避权势，必折衷于理而后已” 的 章 溢 以及“性刚直，论事无所顾避”的卓敬(1388年进士)等诤臣之言，太祖也都会接纳 的。 再 者，《启运录》的作者还喜欢摘录一些文臣上谏的奏疏或生动地描绘了君臣问答现场之 景。兹列举以下几件作为进一步分析之用：

时王祎出为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闻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业者，必祈天永命，以为万事无疆之计。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则天眷自有不 能已者。《书》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之谓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 心，宽大以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开国，故能垂八百年之基; 汉室以宽大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业。简册所载，不可诬也!夫人君莫先于法天道， 莫急于顺人心。上天以生物为心，故春夏以长养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 其间，雷霆霜雪，有时而搏击焉，有时而肃杀焉，然皆暂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无 时而不有焉，则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愿陛下之法天道也，天民恃君以为生。故人君 视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诚以君民同一体耳。取之有节，则民生遂而得其所。今 浙西既平，租赋既广，科敛之当减，犹有可议者，臣陛下之顺人心也。法天道，顺人 心，则存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广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陛 下建国之始，方将立法垂宪，以定一代之典制。礼文之事可议者固多，未敢悉数，谨 举帝王为治之大要，冒昧以闻。”

王祎(1323—1374)乃明初与宋濂齐名的开国文臣，其史著《大事记续编》尤强调从传统儒家纲常明教的角度剖析君臣明贤庸佞对国家治乱兴亡的影响。天下初定之际，遂特别针对 “为治之大要”上书太祖，则可知王氏确如陈建所说的“有济世之才，不独文名而已。使柄政事业，当有可观”。另一位深受太祖宠爱的桂彦良(1386年卒),《启运录》中虽未如《太祖实录》般胪列其著名的《万世太平治要十二策》之具体内容，但从以下的君臣对话观之，大致离 不 开《十二策》中 “养圣德”及“培国脉”的范畴太远：

上尝从容谘以治国之道，彦良对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则好恶颇;好恶颇，则赏罚差;赏罚差，则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将忿欲是务去。”时上惩元氏以宽纵 失天下，立法甚严，臣民有犯必诛，无轻贷者。盖即《周礼》所谓“刑乱国，用重典” 之意。上谓彦良曰：“法数行而数犯，奈何?”对曰：“用德则逸，用法则劳。法以靖 民，则民劳而弗靖;德以靖民，则民靖于德矣。”

上两件事例恰好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是：借经典作为给太祖的建言，严厉地强调了皇帝需注意本身“君德”修为的重要性与影响力。故无论是王祎的“法天道，顺人心”,抑或桂彦良所谈的“道在正心”及“德以靖民”,都是进而对君王该如何具体开展“应有的”道德修养之延续性讨论。我们甚至从陈建的按语中也可以看得出作者对王疏评价奇高，称之为“我朝开国名臣第一大奏疏，其言精醇割切，洞达理要。虽周、召、孔、孟之告君，无以越此矣”。然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两位的谏言，皆被太祖欣然纳之。

另外，关于太祖的选士标准，林丽月教授曾指出，相较于“词章”和“文艺”,太祖更看重的是“才干”与“德行”。如基于此，在《启运录》中，只要符合“实用主义”,即便是直接尖锐的谏言，太祖亦能接受：

时朝廷访求通晓历数，推往知来，试无不验者，必爵及封侯，食禄千五百石。山 东监生周心敬上书，略言：“国祚修短，在德厚薄，非历数可定。陛下但当修德，则皇 祚可传万世，何必问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连年远征，臣民万口一辞，皆知为 耻不得其传国宝，欲取之耳。臣闻传国宝，出自战国。楚平王时，以卞和所得之玉琢 之。秦始皇秘之，名曰玉玺。自是以来，历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圣人之大宝 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宝，玉玺非宝也。且战国之君，赵先得宝 而国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宝，皆不旋踵而亡。盖徒知玉玺之为宝，而不知仁义之为宝 故也。天下治安，享国长久者，奠如三代。三代之时，未有玉玺。是知天下者，在仁 义不在此玺，亦明矣。今为取宝，使兵革数动，军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宝而易无用 之小宝也。圣人智出天下，明照万物，何乃轻此而重彼，爱彼而不爱此耶?”又言： “方今力役繁难，户口虽多，而民劳者众，赋敛过厚。仓廪虽实，而民穷者众。教化博 矣而民不悦，所谓徒善也;法度严而民不服，所谓法徒也。昔者汲黯言于汉武帝曰：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 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士，广积钱粮。征 伐 之功无虚日，土木之功无已时，如之何其可治也 ?”又言： “洪武十二年钦录天下官 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起天下积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杀京民，不分臧否，一 概 杀之，岂无善人君子误入名项之中 ?方今水旱连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杀戮无 辜、 感 伤 和气之所致也。 ”疏奏，上颇纳其言，自是北征之议稍息。

周氏措辞之强烈，却能让太祖改变出征的念头，故陈建引《菽园杂记》语赞其“能直言极谏如此，何其壮哉”。再者，关于那位来自浙江宁海的儒士叶伯巨(1377 年卒)应诏直言之事，《启运录》详细记载了连《实录》都未收录的谈“三事”的“万言书”,其中着墨最多的却是“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二事。尽管最终触怒皇帝的是后来被历史证明其“先见之明” 是对的“分封太侈”之故，但倘若我们仅从陈建所引的奏疏文字分析，太祖似乎并没对叶氏前两件事的“直言”有任何不悦的反应。

是故，由以上所提及的四个儒臣谏诤的案例中，我们明显地看出太祖务实地寻求直谏，尤其愿意接受臣子关于其道德修养及治国理念方面的谏言之表现。而如果从《启运录》的叙事、 条目标题及按语的角度观察，陈建除了认同儒臣进谏的内容外，更重要是已间接塑造了书中太祖“虚心纳谏”之正面形象。

(二)太祖与洪武党案及杀戳

史学家一般在论及明初用刑之峻时，都无可避免自然要提到胡惟庸、蓝玉、郭桓、空印等 四案;而其他因文字狱、惩治贪官污吏而起的杀戮则凸显了太祖猜忌与残暴的性格。前者是 洪武朝无法逾越的大事记，后者则是太祖历来受指责最多的事项。首先，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言，最早的是胡党案。在发生党案之前，陈建笔下的胡惟庸(1380年卒)是一个专权阴险之人。胡氏一开始便有意加害于刘基及其儿子，幸得太祖不采纳其建议，“惟夺基禄而已”;胡氏“潜蕃奸谋，深恶基”,故后来刘基之死亦与胡氏有直接的关系。洪武十三年(1380)胡案正式爆发时，《启运录》中的相关叙述是这样的：

正月，丞相胡惟庸谋逆，诳言所居井涌醒泉，邀上往观。惟庸居第近西华门，守 门内史云奇知其谋，乘舆将西出，奇走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映不能达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奇垂毙，右臂将折，犹奋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方悟， 登城俯察，则见彼第内裹甲伏屏帷间数匝。上亟返，遣兵围其第，罪人一一就缚，并 其党御史大夫陈宁及都督李玉等皆伏诛。 上召云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监，赐 葬 钟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给洒扫户六人。

显然地，诚如吴晗所指出的，作者在此和其他明清私人史家一样，选择了相信最早见于 《国琛集》的云奇(生卒年不详)告变之事。但由上所述可知，陈建其实对胡案的导因了解并不深，所着墨更多反而是同乡先辈云太监的忠义之举。紧接下来，《启运录》谈的便是太祖念及旧情而宽宥了被胡案牵连的韩国公李善长(1314—1390)和吉安侯陆仲亨(1390年卒)的情 况。在胡案中，即使是宋濂这样的重臣，也因为马皇后(1332—1382)的求情，最终被赦免其 死，仅“发茂州安置”耳。自此，“革中书省，罢丞相等官不设，升六部为正二品衙门，分理天下庶务”。

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1382),发生了“空印案”。其文曰：

始令各自衙门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循旧弊，用空印纸，于各部查 得钱粮军需有差错改正，却将空印纸填写，咨呈补卷。事发，上大怒曰：“如此作弊瞒 我!”遂大行考较，将各尚书及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官多论死。轻者谪发充军，或断发 工役，内外官僚坐累太半。遂议用半印勘合，出纳关防。其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 六部、都察院衔门，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纸之半，照各地方编写字号，押印完毕。外 号底簿，发诸有行都布按司、直隶府州卫所收掌;内号底簿并勘合纸，本衙门收贮。 凡行移在外事务，发勘合科，填写号纸，下各地方比照，朱墨字号相同，将开去事件， 奉行完报。如号纸尽绝，照字号编接如前。各该司府州卫，候年终将发去勘合底簿， 拆粘，具本奏缴。仍具青册一本，送原发衔门，以凭稽查比较，遂为定制。

这里将“空印案”的来龙去脉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描述得十分详尽，并给予“此即前代刻木剖竹、防奸符契遗意，良法也”之高度评价。又，太祖治下另一大贪污案件，乃发生于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情况如下：

时户部侍郎郭桓等犯赃，盗过官粮，凡七百万石有余，词连天下诸司官吏，击狱 拟罪者数万人，招指赃钞寄借满天下，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举言：“法司逼令恒 等妄指平民，皆归谤朝廷。”于是，遂将审刑司右审刑吴庸等凌迟示众，以息天下之 谤，仍编榜天下。

太祖如此大开杀戒的原因，《启运录》后援引其诏书中所言，指出乃“朕为民设官，为民造福，必欲除奸”。但“复生奸，甚扰害吾民，实朕不才之所至”;故“自诏之后，凡扰吾民者， 大赦不赦”。事毕，“因此遂作《大诰》,颁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有此一本"。然则，即使在发生了胡、空、郭三大案之后，从文字上看，太祖还是很保护功臣的：“(洪武二十 二年)春，上以天下无事，悯诸将老，欲保全之，诏从公侯，各还其乡。”并于“肃清逆党” 之际，“榜列勋臣，凡五十七人”。二十九年，甚至是蓝玉案已发生后，太祖依旧“大赉天下 致仕武臣”,令“诸臣皆感激，叩首谢，有堕泪者”。

洪武二十三年(1390),“勋臣第一”的李善长也被赐死，《启运录》载：

五月，赐韩国公李善长死。是春，坐他累，削禄一千四百石。既又有以胡惟庸党类为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犹前善长。会有星变，其占为“大臣 灾”。上疑之，时大杀京民之怨逆者。善长请免其党数人，上大怒，遂赐善长死。

谨按：韩国之狱，当时廷臣皆不敢救，惟解缙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论奏善长冤状， 辞极刿切，事竟不行。

以肃清逆党事，命刑部尚书杨靖备条乱臣情词，播告天下。……

从这几段说明当中所释放出的明显信息有：(1)太祖是有给李善长机会的，而且还不止一 次;(2)即使发生了胡党案，太祖仍然没有磨灭李善长之前的功绩;(3)作者并非不知李善长死有冤屈，却不予正面评论;(4)诛逆党的具体情况，太祖是有“透明化”地召告天下的。此外，对于那些或直接或间接涉及三案的后起之秀(如为李善长之罪谏言的解缙〔1369-1415〕、 父亲因卷入“空印案”而死于狱中的方孝孺〔1357-1402〕),太祖都是“爱护而玉成之”,以 “留给子孙光辅太平”之用的。

洪武年间最后一起致使“元功宿将相继尽矣”的是蓝玉案。书中所描述的当时情形是：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凉国公蓝玉谋不轨，事觉，并其党皆伏诛。玉始以常开平 妻弟从征，累功至大将，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学，恃功暴横，庄奴、假子数千。尝 夺民田，民诉之御史。玉执御史，捶而逐之。北征还，私载无算。比度喜峰关，关吏 以夜不即纳，玉毁关而入。上闻之怒，会有言其私元妃主，上诘责之，玉不为意。每 侍上宴，容止悖傲。 总兵在外，专融陟刑罚，至违诏出师。 迨征西归，意望进爵，时 已封凉国公。 上命加太傅，玉攘袂曰： “我当为太师，何太傅也?”及奏事，上不从。 玉退曰： “上疑我矣。 ”遂谋反。 密诏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并家奴，伏甲为变。 将废， 为锦衣卫士蒋献上告。 捕讯，伏诛，并大诛逆党。 凡戮数万人，连坐者鹤庆侯张翼、 普定侯陈桓、舶胪侯朱寿、吉安侯陆仲亨、南雄侯赵庸、靖宁侯叶升及吏部尚书詹徽、 翰林典籍孙债等，数百千家。

蓝玉(1393年卒)倚仗功绩骄横之劣性，以及此案涉及面之广，被杀者之多，由斯可见。事后太祖敕命翰林官辑录的《逆臣录》就收载了“蓝党案”近千人的个人资料与供词。陈建在此并未将所有受牵连的勋臣武将名单给胪列出来。事实上，或囿于篇幅之故也无此必要;但引起笔者好奇的一点是，《启运录》中居然何以对一位受此案所累而被杀的著名同乡前辈的后代之 事一字不提(此疑点将在下节详作分析)。同年九月，为了稳定人心，太祖遂颁布《赦胡党蓝党诏》,召告天下“除已犯已孥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未孥者，不分胡党、蓝党，一概赦宥之"。

复可论者，我们尚可将焦点移至《启运录》如何记述一些在一般史书中尤能代表太祖性多猜忌、残暴嗜杀形象之事迹。先看因表笺连误杀戮儒臣之叙述：

诏禁四六文辞。先是，上命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遂以韩愈《贺雨表》、 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进。上命中书省臣录二表，颁为天下式。谕群臣曰： “唐、 虞、三代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之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 宋间，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近时若诏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 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 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谨按：国初，凡在外司府州卫等衙门所进表笺，皆令学官为之。当时以声音字样犯 嫌讳而被诛者甚多，后来遂令翰林撰写为定式，如圣节、冬至、正旦贺表之类，临时为书卷以进而已。其他如谢除官、谢颁赐表之类，一切革去不用，以省繁文，至今便之。

相较于陈学霖对文字狱案史料作考证时所追索出的那三部明中叶野史(《传信录》、《翦胜野闻》及《闲中今古录》)中集中描绘如何“以声音字样犯嫌讳而被诛”之细节，以上的叙与论不仅显得“对事不对人”,语气也平和很多。揆情度理，不难知道陈建其实是了解国初表笺之祸故事的，甚至于《传信录》正是《通纪》的参考资料之一。可就整体言之，作者还是将侧重 点放在太祖如何去除繁文缛节，以重实质的格式取代之的史事。 陈氏行文间也对太祖此举持有相当的肯定态度。

最后，针对太祖用刑之酷，《启运录》基本上燕取了《龙飞纪略》中的记载:

帝严于吏治，凡有贪酷县令，许里老解赴京，陈情政务。或庶民受害，许赴御前 陈诉。官赃十六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于府州县卫所之 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于公座傍，各置一剥皮实草 之袋，欲使其常接于目而警于心。

上引的资料除了平面地描述了明初有此惨烈的酷刑方式，更关键的或许该是接下来作者引用《传信录》之语所要表达的“洪武间，朝廷清明，法度严密，善无微而不录，恶无微而不 诛”之赞叹。

通观本节的分析，我们不经意地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启运录》所让读者看到的一方面是体现了太祖重情义、重直言，甚至“恩及枯骨”“体天地之仁”的形象;另一面又呈现了洪武朝用刑极酷“一时法严如此”的政治氛围。看似“截然”的两种面向，实质上并不矛盾。因 为即使在论及洪武朝的党案以及各种杀戮时，太祖只是依法治国，而且对有大功者往往还多有关照;更确切地说，“功臣多不保终者，无亦其自取也矣”。并且作者也为功臣指出了一条 “自保之道”: 高而不危，满而不溢;功盖天下，守之以谦。而在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过 于严苛的历史案例时，《启运录》的做法则是通过“客观的记叙”取代“个人的评议”;又或者仅针对制度/方案提出看法。故最终整体达致了其所谓的“功过不相掩，而国法不废也”的 “合理论述”。

三 影响史事论述的背后因素

即便《启运录》中所展现的历史情境看似“合情合理”,但细究析之，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其 中确实存在一些吊诡之处。 这里先谈陈建花费不少笔墨书写的一位“保障岭表，归命真主”的同邑国初功臣东莞伯何真(1321—1388)的事迹。 鉴于陈氏的着墨甚多，后来有学者甚至以此为据，“诮其偏美乡人”。 其记载如下：

真，广州东莞人。少英伟，好书剑。元末，仕为河源务副使。岭海骚动，弃官归 乡里，率众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陈仲玉构乱。真请于行省，举义兵除之，擒 仲玉以归。成筑砦自守，围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缚成者，予钞十千。于是，成奴缚之 以出。真笑谓成曰：“公奈何养虎为患?”成惭谢。奴求赏，真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 驾诸转轮车上。成惧，以为将烹已也。真乃缚奴于上，促烹之，使数人鸣鼓推车，号 于众曰：“四境毋如奴缚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数人鸣钲，督奴妻炊火。奴一号，则 群应之曰：“四境有如奴缚主者，视此。”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以为光武待苍头子 密不能及也。竟归之，遂并有循、惠二州，岭表民赖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 陈符瑞，劝为尉佗计者，辄斥绝之。(廖)永忠等师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刘克佐上其印 章，并籍所部郡县户口、兵马、钱粮，奉表归附。

四月朔，永忠等师至东莞，何真率官属出见。……

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诣京师。上赐诏褒真，谓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劳 师旅，先期来归，其视汉、唐名臣，实窦融、李勋。特召真乘传入朝，赐宴，仍赐白金 千两，文绮、纱罗、绫绢各百匹，将校各赐有差。谕之曰：“天下纷纷，所谓豪杰有 三：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 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越(粤),卿即输诚求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 刃，民庶安堵，可谓识时达变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加政事。

由上可知在元末明初的广东存在着地方豪强相互残杀争斗的情况，有的如何真者，甚至还获得元朝廷的官职。而何真对付叛徒的这个故事，被许多差不多一个时期的明代史料所记录 (包括黄瑜〔1456年中举〕的《双槐岁钞》、郭裴〔1562年进士〕的《粤大记》等),此故 事不仅充分反映出时人如何要求“奴”忠于主;更说明了何真的事迹在地方上的广为流传。 历史上明师平粤，统一岭南是一件极具意义的大事;从而使以广州为战略中心的南方获得稳定， 明王朝自此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挥师北上中原、西扫川陇。 而平定广东的关键正是因为有何真这样当时已兼并各地方势力的“识时达变者”的率先归附。 入明以后的何真也因此受到太祖的不少赏赐：

(洪武二十年)八月，封何真为东莞伯，食录一千五百石，赐铁券，子孙世袭。先 是，真既归附，历江西、山东参政，山西、浙江、湖广布政司使，致仕。至是，念其 归附之诚，授以封爵，仍赐第于京师，官其三子。

(洪武二十一年)东莞伯何真卒。上亲为文，遣奉御祭之，命其子荣囊封东莞伯。

作为少数得以善终的开国勋臣，何真何以隔了那么多年直到年老快退休时才获得这些看似丰厚的恩典?这不符合常理的做法实已间接表明了太祖对何氏绝非真的宠信。汤开建的研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太祖从来没有打消对何真的怀疑心态，故降明初期，并未委予何氏任何实权的重任，且一直对在广东拥有强大实力的何氏家族也是极其不放心的。直到何真晚年，太祖或感到自己亏待了何氏家族，方才在何氏致仕时给予封伯等各种弥补。我们今虽已无法确切地知道陈建在著史时是否真的一点都察觉不出表象背后所隐藏的以上问题，但从其对何真一生的评断观之，作者最终选择为这位同乡前辈留下一个“完美”的总结：

真初与元末群雄方国珍、陈友定等同时并起，各处一方。惟真保境安民，识时达 变，归命真主，光被宠荣，策勤盟府，大非一时群雄所及。归朝之后，复能一心事上， 夙夜畏威惟谨。一时党祸方炽，而真独无所染事。高皇帝逾二十年，未闻有微进加焉， 此尤一时功臣所难也。若真者，不独为识时务之俊杰，虽谓之贤可矣!

西方史家通过个案的研究早已发现“胡党案”牵连之广，当时京城中几乎人人都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被卷进此案而遭致祸害;他们亦指出在“胡蓝党案”中许多喋血的事件其实都发生在 地方层面上。此诚为极具见识之论。陈建说“高皇帝逾二十年，未闻有微谴加焉”,但并不表 示太祖私下没有防着何氏;“一时党祸方炽，而真独无所染事”亦不能否认“一时在朝名公乐从 之游”的何真生前未曾与胡氏有所交往。 何真本人是逃过了“胡案”,然却不能保证其家人可以继续避开过后的“蓝案”。

《启运录》对何真的身后事只字未提，有关其后代子孙的叙述也仅限于“(太祖)命其子荣 袭封东莞伯”一句而已。历史上的何荣(1393年卒)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可从崇祯版《东莞县志》中看到这样的一段介绍：

荣，字耀先，(何)真长子。读书有文名，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袭封东莞伯，上赐 诰文。时凉国公蓝玉恃功暴横，以反诛。荣尝为其部将。二十六年二月乙酉，有司奏 玉尝遣亲信召荣，晨夜会私第，收集士卒及诸家奴，伏甲为变。 命群臣讯状，荣于是 伏诛。

较之与《广州人物传》及《粤大记》中的简要描述，这算是篇幅稍长的何荣生平介绍， 基本上足以概括了何氏一生中的几件大事：(1)乃何真长子;(2)是地方上颇有名气的读书人; (3)承父荫，封东莞伯;(4)曾为蓝玉的部将;(5)受蓝党案牵连，遭诛。事实上，何真尚有其他孩子，他们如何在父亲去世后侥幸逃过“胡案”,却最终被“蓝案”所累全族险遭杀戮殆 尽的悲惨故事，无论在官方的《逆臣录》里，抑或何家后人所写的《庐江郡何氏家记》中皆有极其细致的记载。今天的历史人类学家甚至告诉我们，何氏家族因其空前绝后的功业而在明初珠江三角洲地面上创造出的短暂传奇，成了明代许多地方百姓重复附会其谱系的来源。姑先勿论身处明中叶的东莞人陈建从小可曾听闻过国初以降流传下来的这些家乡事，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位鼓励陈氏续写《通纪》的黄佐对何家的命运确是充满感叹的。其论曰：

夫功难成，而易败也;节难坚，而易坏也;情难制，而易汰也。章章矣哉。元末 大乱，豪杰云起，锋镝连海峤，血肉渥草莽，独我南海，赖何真保障，得以奠枕亡虞， 其功伟矣。方是时，操斛扬龄之夫，甫统鸟合之众，即称帝称王，盖不特张陈而已。 使其为尉佗之业，夫能谁禁之?然面笃守坤节，以俟贞期。其智识可谓卓矣。元勋如 韩国。帝甥如岐阳，犹不能以功名终，而别谷珍、思齐之庸琐者乎?真事高皇帝，始 终一心，未闻微谴加焉，其生荣死哀，诚非一时诸臣所可几而及也。至于其子恣情掇 祸，先业如覆水焉，而坠不可收，夫岂燕翼弗臧哉?语曰：“鱼处浊则喁，人处罪则 诛”,盖自取之也。

黄佐的上述言论除了高度肯定这位同乡前辈的“智识”之余，同时亦和上节所论陈建看待功臣被杀的观点类似，认为何氏后人遭致党祸实为“自取之也”。再者，我们从刘志伟的翔实钩稽中还能管窥明中叶如黄佐、陈建般的地方精英的先人们在元末明初之际与以何真为首的乡豪 在广东地面上的紧密互动关系。在当时这些地方文人的协助下，何真等人才得以进一步拉近和王朝国家的联系，最终成为地方上具有正统性身份的政治势力。无论从祖辈们的共同经历观之，还是由陈、黄二人同时期的情谊来看，我们此时已很难再有理由相信陈建对因为太祖的残暴导致何氏族人几乎灭门之前朝事全然不知。这一点观察，最后尚可由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和《广州人物传》中关于何氏家族事迹的史源与陈建《通纪》所采用的参考书目之“不谋而合”再次获得了证实：这三部作品皆取材自成书于更早时候的《广州志》、《皇明文衡》及 《皇明开国功臣录》,然而唯独《启运录》少了何荣等卷入党案的记载。

其次，在实然的历史环境中，陈建并非完全不知晓太祖之暴虐。在洪武四年(1371)太祖间刘基关于天象事的叙事后面，作者就特意注明了本身看法：“杀运直至永乐靖难后始除”。换 言之，在陈建认知当中，洪武一朝其实是杀戮连连的。他还引述《广州志》中黄佐的话，指出 “国初驭下，多从重典。藩臬、守令少有赃罪，怀印未暖，即逮之去，非远戍，则门诛。其有异 鼓者，不浃旬，已为朱紫矣”。现今学界的研究亦显示，不管太祖如何不遗余力地酷刑与德治 并行，可只要高度集中的专制权力制度存在，其根源性问题——贪污就始终无法得到彻底的解 决。我们还可从一些案例中看得出太祖对待皇室犯法的宽松容忍的姑息态度与对付功臣的凶残 手法是迥然有别的，这也间接表明了现实中太祖执法的不公正。当然，陈建不一定具备以上这 些“后见之明”,但即使有此见识也未必会在其史书中表露。毕竟，作者和黄佐一样，终究更看重并向往的其实是太祖的严厉所形成的“居职惴惴，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以忝荣禄。由中迄外， 百职厘举”之对此时的他们而言“早已遗失的美好”。

此外，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一段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切换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陈建对太祖的态度：“明祖一面废宰相，用重刑，一面却极看重学校。明祖盖知政治不得不用读书 人，故一面加意培植养成，一面却设法削其权任，杀其气焰。”太祖残酷的另一面，同时体现 了其对天下教育的重视。《启运录》中，作者早开国之前的论述中就极为欣赏太祖在天下未定的丧乱之际却已懂得招揽儒士兴学办校的举措，誉之曰：

时方草创，兵戈位您，成败未可知，而即以崇儒兴学为首务，此岂寻常群雄所及? 抑前代创业诸君，犹未见有此。

太祖在登基后随即“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以“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 并在全国各郡县开设学校。太祖所开创的明代“科举必由学校”的制度，致使所有想入仕的 士子都必须在早期就进入官方承认的学校;这样的规定，亦有利地促成了官学系统的形成。而陈建正是由这个系统出身，他本人还曾长时间担任过县学教谕、府学教授以及各地的乡试考试官;故不难理解其对太祖在明初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开创之功的深入认识。另，有关洪武八年 (1375)明廷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社学的纪事中，陈建引述了太祖的原话，将“农桑”与“学校”并列，称后者为“道理之原”,希望实现“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实际上明代的社学并非旨在为人民提供实际的教育，反之更大程度上是以控制臣民的意识形态为目的。虽说社会教化从明初已开始推行，可对于陈建所处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而言，真正迫切需要大规模地将 “化民善俗”当作重要任务加以普及化的时候，却是到了正统年间爆发的黄萧养之乱以后。针对这场对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的叛乱，陈建的同邑先辈陈琏(1370—1454)甚至提出过“建制御绥靖之策”将其平定;可知在武力镇压之余，朝廷所同步采取的还有地方教化 的推行。《通纪》中明确记载了黄萧养伏诛的经过，足见得陈建对此事是有所关注的。又，作为生长于理学活动盛行的南方的程朱学者，陈氏还特别注意到太祖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分教北方，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的情况;而且亦对以推行教化消弭国初南北文化差异的举措赞赏不已，谓之：“比事以观，自三代而降，教养兼尽，未有如我圣祖者矣。”易言之，由于其职业、 学术立场及所处地域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我们有理由推知陈建对于明初创建的学校制度在稳定社会、移风易俗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认可的;而这些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亦将转化为对奠基者太祖的治国理念的一种认同。

无论远望庙堂，抑或环顾四周，身处“变易废弛比比”的明中叶的陈建，在扶今念昔怀想 起“祖宗时法度昭明”的故事时;于是自然地兴发出回归国初的期盼，希望“遵祖宗之法，以 正末流之弊”。 我们从《启运录》之前陈氏的那部经世著作《治安要议》中同样见到了对“祖宗于臣子非常之遇”“施非常之恩”、“祖宗报功之厚”“立法之严”与今时现象的各种古今对 比。 很大程度上，这些追忆和比照都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陈建并非完全不了解国初时也有用刑极酷的情况，只是诚如向燕南教授所指出的，这种披着“复古”的外衣，借颂扬过去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之举是陈建当时既能保护自己，又可以批评当代政治的做法。 另一方面，类似“患臣工各怀苟且而无忧国任事之忠”的看法，除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陈建对当时士 大夫行为的失望外，会否也是史家为避免太尖锐地正面批判最高统治者所采取的另一种委婉表达方式?这种做法，在那位深受广东人欢迎，甚至“于郡庠东庑建生祠以酬德”的平粤功臣廖永忠(1323—1375)被诛之评论中尤为突出：

……(廖)永忠论功，当封公。太祖谓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邀封爵，止封为侯。而终复获谴以没，岂其所以居功者未尽善与?

显而易见地，太祖虽然没有按功业来给予“相称的”封赐，党案亦尚未开展，但作者的解释始终是功臣不守本分所咎由自取，皇帝的做法的确有其一定理据的。

“法祖”思想的提出，在明中期以后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的情况下，必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 需结合明中叶的环境讨论，因在此并非本文的重点，故暂不探究。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启运录》中对国初事迹的正面怀故，却不意味着陈建即主张将祖宗时期的“法”生搬硬套地复制于当世。事实上，作者是同时理解“变通之道”对于当时局势的重要性的;更是认同董仲舒(前179一 前104)所说的“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以及邱濬(1421—1495)所谓 的“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旧而坏者，必为之新制，则其用不穷”。既如此，“法祖”与 “改革”两者的同时存在，会否表示陈建思想实则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复杂面相?如回到陈氏一生 的学术历程观之，则可知答案是否定的。早在编纂《通纪》之前，作者其实已作了一部针对当 时严峻的局势提出“通变救弊”方案的《治安要议》;而在《通纪》中多处提及当世的具体解决之道时，也都会出现不忘提醒读者需结合与《治安》内容之按语。因此，倘若《治安》已是一部改革变法之书，那《启运录》所强调“法祖”的目的则或应被视之为冀望借此“以正末流 之弊”的一种社会舆论基础。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将“资治”的纂史初衷与手中所可掌握得到的史事结合到一块，使之成为贯通 的一部既能涵盖作者的立场和情感，又不离“史实”太远的“反思之作”,这本身就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 尤其面对具多重性格的太祖时，任何过分强调其残暴枭桀的面相之叙述都有可能因此“削弱”太祖的正面形象。 而太祖“惦念旧情”、“虚心纳谏”、“宽容恩典”的“与臣同乐” 故事，恰好为他同时的“多用重典”起着“缓冲调和”的作用。 至于论及那些无可避开的大肆杀戮事件时，不予置评或只侧重法治的必要性，甚至于将其归纳为“天下士大夫亏负国家多 矣”之做法，就成为了陈建最好的选择。

由上节文本外的考虑中，我们还可观察到无论是直接引用对方的原话，抑或个别对特定事件的看法，陈建实和同时期的著名广东文人黄佐有着不少共通之处。我们或可将其视为广东时人对洪武朝史事的一般看法，但针对那起发生于约一百六十年前波及地方先辈的国朝层面的惨 案，陈氏则显得比友人来得更为在意。就此意义观之，也许并非像过去批评者所说的“偏美乡人”可一言以概之的。陈建心中的“在意”化为着史时的刻意回避，一方面可能确是为了维护 同乡的美誉，然细究下去，其背后更深层的用意或许还是避免因此破坏了之前所论述的太祖整体形象。类似的考虑亦可同样用来解释陈氏在了解现实历史中存在“杀运”后却依然欣赏其 “法度严密”之功效的处理方式。另外，陈建对太祖敬仰的因素亦是多方面的，我们因此有必要适当地结合与其职业和学术立场一并考虑。

相较于陈学霖教授之前“明中叶野史稗乘多对太祖印象多为负面”的观察，同样作于“近日缙绅多喜阅国初之事”大环境中的《启运录》这里所展现却是另一类“法祖式”的“资治”: 立足于一个法治缺席的年代，冀望借刻画太祖“神武明达，睿智有大度”的美好历史记忆，“召唤”今已不复存在的各种元素。有别于后来鲜有人问津的无锡何栋如(1598年中进士) 所编纂的《皇祖四大法》,直接记录太祖评论时事和申述见解的言论和颁行的政令以刻舟求剑式地欲“法祖救世”之做法;从历史教训中深刻理解到“君子用世，所贵乎得时措之宜”的陈建则选择将切合当时时弊的解决之道纳入适合给决策者参考的《治安要议》,而非完全附于普及性史书《通纪》当中。

总言之，陈建《皇明启运录》原本也许对我们更好地重构洪武朝史实没多大的裨益;但由本研究可知，这一类的私史，如能审慎地加以厘析，并结合与明初的历史背景进行讨论，则会发现它们在史学研究中，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本文正是通过对书中太祖与大臣间关系之层层梳理，考察出该史家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太祖“法度昭明”形象时筛选、删薤且评述史 事的过程中，如何最终呈现出本身历史编纂上“首尾秩然”的“一致性”(consistency)与“合 理性”(rationality)。

来源：《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