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殇：湘军的不世奇功和天京的“至暗时刻”

1864年7月19日傍晚，一名文士打扮的中年人，正脸色铁青地赶往雨花台湘军大营。

当日中午时分，曾国荃麾下吉字营刚刚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但此时作为九帅的机要幕僚，匆匆而来的赵烈文，脸上却看不出一丝喜悦。

在过去的两三个时辰里，他作为旁观者亲眼目睹了天京城破后湘军的种种暴行，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对这个良心未泯的文弱书生造成了巨大而持续的震撼。

赵烈文即是传统的儒生，又是虔诚的佛教徒，强烈的责任心和罪恶感驱使他必须要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做点什么事情。

但当他在中军大帐见到曾国荃时，此时的吉字营主帅“衣短布衣，跣足，汗泪交下”。

历时26个月的天京围城战，曾国荃作为前敌总指挥，精神和肉体长时间处于高压紧张的状态之下。

等到天京终于告破，兴奋激动之余，极度紧绷的神经突然松懈，疲劳、虚弱瞬间一涌而来，九帅此时几乎已是瘫软的状态。

赵烈文知道曾国荃此时最需要的便是安静的休息，但他必须要阻止暴行的继续发生，他力劝曾国荃“再出镇压”。

而在吉字营主帅的眼中，赵烈文不仅有些书生意气，更有些不合时宜。城破之时“大索三日”已成为湘军的惯例，安庆如此，天京自然更不会例外。

况且眼下天京城内的局面，别说曾国荃本就无心制止，即使有意弹压，面对已经失控的湘军部众，他这个主帅恐怕也是力不从心了。

但赵烈文毕竟是兄长曾国藩亲自委派到前线的幕僚，曾国荃强忍着疲惫随口应付道：君欲余何往？”赵烈文答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

赵烈文已经看出了九帅的不满，退而求其次，希望曾国荃能亲临天京城内，至少可以防止城内的“发匪”残兵外逃。

也许确实话不投机，也许是实在过于疲劳，曾国荃这次连敷衍都欠奉，无声地摇了摇头，转身便酣然入眠。望着顷刻间便鼻息如雷的曾国荃，赵烈文只能在无奈中沉默的离开。

残阳如血，赵烈文黯然立于营门之外，远处的天京城此际火光冲天，他知道，那里曾经拥有的六朝金粉、秦淮烟雨，虎踞龙盘的帝王气象，很快都将在焚烧过后化为乌有……

城破之日

1864年7月19日，中午时分，湘军以棺材盛装了超过两万斤炸药，由事先挖好的地道，直通天京太平门下。

明亮的引线在黑暗幽深的洞口快速消失，片刻之后，伴随着震天动地的轰鸣，太平门城垣顷刻被炸开，或者准确地说，应该是被炸飞了长达二十丈的巨大缺口。

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坼之声。城垣二十余丈，随烟直上

虽然城内太平军众志成城，但困守孤城长达两年，外无援兵、内乏粮草，人力毕竟有穷尽之时，何况面对如此巨大的缺口，油尽灯枯的太平军战士，已然无力堵御，只能在忠王李秀成的指挥之下，退往城市之中继续作战。

当湘军如洪水猛兽般由破口处汹涌而入时，迎接他们的，除了太平军殊死的抵抗，整个天京城的各处角落几乎同时燃起了火焰，“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口号也在城中此起彼伏地响起。

大厦将倾，垂死的天京军民，用这种玉石俱焚的态度，表达着绝不与湘军妥协的决绝。

此时的天京城内，虽然仍有十余万军民，但太平军部队却仅有万人，而因为长期的饥饿和疲劳，使得真正能拿起武器作战的士兵不过三、四千人而以。

而湘军仅曾国荃麾下吉字营便有五万之众，一方是养精蓄锐、蓄谋已久，一方却奄奄一息、猝不及防，何况兵力还如此悬殊，战争的胜负几乎从城破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失去了任何悬念。

湘军各部人马进得城后，并未将彻底剿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放在第一位，此前盛传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银如海，百货充盈”，面对此时已不设防的天京城，这群在城下觊觎两年之久的虎狼之辈，立即将血红的双眼盯紧了每一处有价值的财富。

城垣洞开，整个湘军顿时都陷入了疯狂和混乱，劫掠、杀戮、焚烧、抢夺并占有眼前的一切，五万人组成的部队，如同汹涌的洪流，在天京城内各个角落开始任意肆虐。

此后，连各营留守的预备兵勇，包括非战斗序列的伙夫、杂役，在这种失控的局面之下，也纷纷抄起扁担、箩筐，加入到“抢钱、抢粮、抢女人”的大部队中。

经过激烈的巷战，到7月19日深夜，除天王府、忠王府等重要据点外，湘军已基本上控制住了整个天京的局面。

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天王府的望楼之上，眼见四处火起，杀声震天，刚刚登基一个月的太平天国新君，不过是个16岁的孩子，此时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天子威仪，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当即舍弃掉身边众多娇艳的“小王娘”，拼命向忠王府跑去。

也得益于城内混乱不堪的局面，给了李秀成最后一丝机会，趁着夜色，忠王重新组织起残存的千余太平军，众人乔装成清兵模样，护送着幼主洪天贵福，从湘军疏于防范的太平门突围而出。

李秀成和洪天贵福们侥幸逃离了，而那些留在金陵城中的众多无辜生命，等待他们的，却将是暗无天日的修罗地狱和无边浩劫……

赵烈文最后的努力

7月20日，零星的抵抗仍在继续，此时城中仅天王府、忠王府尚未易手，其余各王府都在太平军的自焚中冒起了滚滚浓烟。

太平军举火自戗，湘军在进攻的过程中更是不遑多让，所过之处，劫掠一番之后便肆意纵火以毁灭证据。

据赵烈文后来在其《能静居日记》中的记载，天京烧毁的众多建筑中，“贼（对太平军的蔑称）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

一时之间，诺大的天京城内“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绛色。”最后，天王府也难以幸免，吉字营悍将萧孚泗，在攻占王府并进行疯狂的洗劫之后，为掩盖犯罪事实，一把大火，将其烧成了灰烬。

在这场持续数日未曾停歇的熊熊烈焰中，天王洪秀全生前精心营造的辉煌宫殿，化为烟尘瓦砾，正如后人诗云“十年壮丽天王府，化做荒庄野鸽飞”。

面对湘军愈演愈烈的恐怖行径，赵烈文于城破次日再次拜见曾国荃，并条陈“止杀、设馆安顿妇女、设立善后局、禁止米麦出城”等四事。

曾国荃“允后三条，而缓前一条”，即对最为关键的“滥杀”一事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同时委托赵烈文起草告示，并在天京城中各处张贴。

但即使是后面的三条内容，也根本没人在乎，尤其是曾国荃麾下李臣典、萧孚泗、彭毓橘等如狼似虎之辈，正在兴起之时，纷纷带头抵触，绝不奉行。

安民告示形同虚设，而赵烈文最后的努力，也在同僚的野蛮践踏之下化为了泡影。

战争到最后阶段，绝大多数太平军士兵选择力战赴死，而被俘虏的战士，却遭受了比死亡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据曾国荃战后洋洋自得的叙功奏折介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

只有极少数投降的战士，幸运地成为了湘军兵勇的“苦力”，负责将劫掠的财宝金银担负出城，或者被强迫着四处挖掘地窖，才得以最终逃过一死。

而老弱病残者却遭遇了灭顶之灾，这些既无力挑担，又无窖可挖的平民，在湘军眼中毫无利用价值，随即便尽遭屠戮。

短短两日，天京城中，伏尸塞道，其中十之八九均是老人，其中大多数又都是身受十几刀，甚至几十刀，最后在痛苦的哀嚎惨叫中气绝而亡。

更有甚者，竟将未满二、三岁的幼童作为杀戮取乐的对象，如此行径实在令人发指。

武将杀人，湘军中的文职人员也没闲着，见人幼子清秀可爱，便强行将其从母亲怀中抢走，妇人哭嚎哀求，追逐数里之远，直到被鞭打而死。

或是将搜刮而来的金银财宝置于箱中，互相攀比炫耀。

愈发混乱而失控的“狂欢”

烧杀掳掠之中，更伴着肆无忌惮的奸淫，几乎是一夜之间，整个天京城，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基本上踪影全无。

秦淮河畔温婉如水的江南女子，让这些大多来自湖南乡间，既没见过什么世面，又饱受战争煎熬的湘军士兵，瞬间集体发狂。

除了被随意糟蹋侮辱外，稍有姿色的女子，还被湘军官兵绑架或者抢夺回湖南老家，街市之上“搜曳妇女，哀嚎之声不忍闻”。

而吉字营第一悍将李臣典，在城破之日兽性大发，竟然一日“连御十女”，最终油尽灯枯，脱阳而亡。

天京虽大，但可以掠夺的资源毕竟有限，而湘军又人数众多，当“分赃不均”时，其内部也爆发了争斗。

常常是第一拨湘军士兵正在屋内搜刮，而第二拨人为了将财物占为己有，在贪欲的驱使之下，挥刀便砍向了捷足先登的“战友”。

活人被祸害得差不多了，“胜利者们”又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死者，地面上的房屋被洗劫一空，掘地三尺再无所获后，湘军便开始在“城中遍掘坟墓求金”。

灾难持续五日之后，天京的大火渐渐熄灭，夕阳晚照，落日余晖中的金陵城，曾经绮丽繁华的千年帝都，却比炼狱更加恐怖。

除江南贡院之外，几乎所有的地面建筑都被摧毁，几处废墟的余烬中还冒着滚滚的黑烟，间或的哭声和痛苦的哀嚎，在这座死一般寂静的城市中远远回荡。

尸骸枕籍，堆积在大街小巷的各处道路上，无人清理。时值盛夏，刺鼻的恶臭在空气中盘旋不散，而终于亲临天京的曾国荃，也只是命令士兵将堵塞大路的尸体拖到道路两旁，以浮土、碎石草草掩埋了事，其余便不再理会。

唯一热闹的地方，是靠近江边的水西门，大量的木料、器具日夜不停地由城头吊下，然后经停泊在临江码头的船舶溯流运回湖南，一时之间，长江之上樯帆林立，川流不息。

克复天京，湘军的不世奇功

7月28日，天京沦陷后的第十天，湘军主帅曾国藩乘船由安庆抵达金陵，曾国荃亲临下关码头迎接。

而曾国藩此次前来，除了为前线将士向中枢报捷请功之外，还有两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审讯李秀成及查验洪秀全尸首。

忠王虽然在19日深夜侥幸逃脱，但为掩护幼主先行，殿后的李秀成不久又与后卫部队失散，7月23日，落单荒郊后很快为湘军所获。

在曾国藩的审讯之下，李秀成留下了五万余字的《忠王李秀成自述》，于1864年8月7日被曾国藩下令处斩。

而已“升天”一个多月的天王洪秀全则没有这么幸运，城破之后第三日，湘军即擒获洪的贴身黄姓宫女，并得知了其病故后葬于天王府内御林苑假山附近一棵桂花树下。

验明正身之后，作为太平天国的“匪首”，曾国藩下令将洪秀全挖坟掘墓，尸身被剁成肉泥后混合火药，用大炮打向天空，一代天王至此烟消云散。

清算了“罪大恶极”的洪秀全和李秀成后，最重要的当然是论功行赏，曾国藩为夸大战功，竟在向清廷汇报天京战况的奏折中，谎称“三日之间，毙贼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

只是这十余万“贼”中，到底有多少是手无寸铁、无辜惨死的老弱妇孺，恐怕只有曾氏兄弟最为清楚。

朝廷的封赏很快到来，但也许是顾虑湘军的一家独大且忌惮曾氏兄弟的功高震主，慈禧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旧制所无”为由，并没有兑现文宗咸丰皇帝生前“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的承诺，而是将王爵一分为四，侯、伯、子、男四等爵位，各赐其一：

主帅曾国藩被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前敌总指挥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纵欲亡身的李臣典，被锡封一等子爵，加赠太子少保，谥忠壮；火烧天王府的萧孚泗，恩赐一等男爵。其他湘军高级将领，如朱洪章、彭毓橘、张诗日等130人，等而次之也均有厚赏。

此时，煌煌金陵已“万室焚烧,百物荡尽”，满目的残垣断壁，遍地是破砖烂瓦，站在天京的废墟焦土之上，曾氏兄弟却格外志得意满。

浴血经年，在天京的无边浩劫里，始作俑者们功成名就，终于到达了所谓人生的巅峰。

而令人痛心的是，直到1896年，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来到南京，仍不禁感叹：“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可见哪怕是时隔三十年之久，这座灾难深重的城市，依然没有从巨大的创伤中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