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暴起：激怒996受害者的明朝资本主义萌芽

在996横行、内卷愈发严重的今天，许多人都会对未来前景持悲观看法。进而容易对遥远的过去产生美化联想，希望靠复古情节换来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生活。

但若要将时光倒回400-500年前的明朝，那么大部分人的幻想都将原地破灭。因为在那个资本主义的萌芽无法茁壮成长的蒙昧年代，社畜的生活可谓是连牲口都不如。其中，又以肩负重任的矿工群体尤为严重......

我为大明献银矿

随着城市经济复苏 明朝对白银的需求也在日益加大

随着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明朝兴起了银矿开采的小高潮，浙、闽、川、滇因为资源丰富，成为最重要的四大银场。根据《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坑冶》所载的浙闽两省岁课银量，以及《明实录》所载全国岁课银总额，后人便可推算出来源的大致比重。

其中，浙闽两省的产量在朱元璋时已占约20%份额。到了近百年后明英宗阶段，更是直线飙升到90%以上，且每年都有多达60000余两的超额贡献。好在储量被清空之前，又有西南地区的川滇两省后来居上。按《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的话来说，就是全国银课不及云南之一半。而且后者的矿场数量也占全国一半，几乎成为最重要的内部贵金属来源。

明朝的云南布政司辖区

但非常可悲的是，储量如此巨大白银并没有让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更不可能为当地民众铺设出一条发财致富道路。相反，根据《明史》、《明实录》和《春明梦语录》等文献记载，相关成果统统被直接纳入皇帝的私人小金库。反而使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民间经济更为困难，根本没足够数额满足雇佣市场的长期有序发展，连带着也影响到商品经济本身。至于家产本就不多的寻常百姓，则势必为此遭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

当然，明朝最初也允许民间有少量的私自开采存在。只要愿意向官府课税，就懒得搭理这类不会动摇国本的野蛮生长行为。例如生活在明成祖时代的福建尤溪县民朱得立，就首先尝试以个人名义开采白银，并且每年都向地方府衙上缴36两作为税收。奈何朱棣的野心欲壑难填，动不动就要为自己的心血来潮赌上真金白银。不仅要为郑和的下西洋活动支付高昂成本，自己也在不断北伐的同时推动迁都工程。于是，由朝廷官办的银业就愈发且理直气壮，不惜一切代价的力争做大做强。进而到宣德年间，还以专门设立的官局垄断市场，并给那些冥顽不灵的业主扣上私煎银矿罪名。于是，原先广布于福建、浙江等处的私矿经营者被处以极刑，经常被勒令举家迁居化外之地驻屯。后来又被追加条款，将有类似行径的人都发配到云南边卫充军。

《天工开物》里的白银提炼过程

至于后来一度被课本捧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雇佣关系，也因政经环境的剧变而被迫进行改造。例如把原本的招募制，改为征发制或按户抽丁。直接将贫农强制编为矿夫或坑户，再由原先的富户担任矿头或坑首。官府会经常派提督前来监督，严防有刁民私自隐藏开采成果，甚至是因不满恶劣待遇而产生的任何抵抗。所以，虽然貌似大部分人都得以进入“体制”，实则连锈迹斑斑的铁饭碗都摸不到边。倒是需要自备生产工具，还无法将大部分劳动成果保留下来。

根据当时管理记录，矿工们的开采所得必须做4等分。其中的1/4直接无条件上缴，另有1/4算作领导自己的工头收入，还要有1/4作为矿场的公费，剩下的结余才能为自己所用。而且各地的实际情况都不同，以至于某些矿的课税高达30%以上。远超唐宋两朝的20%标准，也比蒙元时期的10%-30%浮动要苛刻许多。

矿工们的辛苦成果 大都成为明朝震慑四夷的无尽资本

暴走的打工人

《天工开物》中的明朝银矿提炼现场

除待遇问题外，明朝矿工们还经常要为满足朝廷的急需而保证超额完成任务。在历史悠久的浙闽两省，就经常有骇人听闻的指标大跃进行动。身居高位的提督厉声敦促工头们加强管理，后者又将业绩压力全部甩给无钱无势的普通工人。从而导致富者困敝而贫者逃亡，许多民众被倒逼为匪徒。

正所谓：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原本就是矿工矿工出生的叶宗留，便因私自盗矿被罚做官府隶役。后又私自开溜，依靠行走四方积累了小笔财富，再次雇佣工人为自己私自挖矿。但如此根正苗红的资本主义萌芽代表人，必然不能为强调垄断的官府所容忍。双方的关系直接破裂，让叶宗留直接寄出“听我采取，不听杀人”的硬气口号。最后索性私自打造武器，带部众据守山川险要，公然与要抓捕自己的府衙实施对抗。

叶宗留的义军队伍 直接脱胎于先前的私人采矿团体

此后，矿工们屡屡击败前来弹压自己的官军。放飞自我的叶氏武装干脆分兵两路，一部分转战于福建、浙江交界地区活动，攻占福建蒲城、建阳、建宁、薄州县和浙江的金华与武义。另一路进攻江西铅山，控制车盘岭。所过之处都有大批民众响应，让浙闽赣三省顿时呈出星火燎原之势。

眼见官军剿匪不力，大明朝廷转而想放手发动群众。于是，周遭官府令各郡县村落，置“隘门望楼”，“编乡民为什伍”，不料却造就了更多的刁民参与作乱。同为打工人和兼职带货人出生的邓茂七，原本已因犯罪而与陈政景聚众数百人。结果反被巡按御史柴之显立为会长，所以在地方上颇具名望。等组织乡勇的布告传至沙县，便顺理成章成为民团头目，借机号召大家奋起反抗雇主的沉重剥削。随后索性到陈山寨自称“铲平王”，立誓要杜绝一切不平等，并成功聚众万余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邵武等20多个县。朝廷慌忙派人诱降，却被后者当场斩杀使者。稍后又在延平附近遭埋伏，损失掉不少前来围剿的官军士兵。

沉重的矿课与租税 导致东南各省的民间起义不断

安心打工的不可能的

若非土木堡战败 明英宗的后世评价会硬朗许多

公元1448年，尚未动身去土木堡北狩明英宗决心将义军彻底剿灭。他集中调拨浙、赣、宁等地的6000官军作为主力，并用数百蒙古骑兵充当压阵，开始从赣、浙分两路向福建进发。邓茂七便派人和叶宗留取得联系，让两支打工人武装相互结盟。他们一度在闽浙边境迎战官军，击毙2000多人。但叶宗留在战斗中不幸中流矢牺牲，余部由叶希八等人率领。

眼看叛军已扩充到10万之众，朝廷又增调7000人的京营卫军和江浙官军增援，并诱使内奸捕杀多名义军将领。进而夺回延阳、邵武、峡阳、永安等地，迫使邓茂七放弃攻打攻打延平府，退回自己的据陈山寨。加之地理因素的严重阻隔，让两股义军只能各自为战，最后也就难逃被逐个击破的厄运。公元1449年，邓茂七再度进攻延平府。不料又遭叛徒出卖带路，不幸在明军包围圈遇袭牺牲。余部在邓妻廖氏及其侄邓伯孙的领导下坚守陈山寨，又因中了离间计而内讧损耗。寨最终为明军攻破，邓系势力被绞杀殆尽。另一方面，叶希八等人所率的残部仍然坚持与明军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第三年投降。

虽然成功弹压了矿工起义 明朝却被迫将白银产区转向内地

以公代朕

白银的重要价值 注定了明朝无法降低相关课税比重

尽管这次打工人的反抗以失败告终，浙闽一带的盗矿与武装活动却原未停止，反而以零星状态此起彼伏。于是，明朝被迫将白银主产区转向内地，加大对西南各省的课业力度。根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彼时云南的矿工由军户、囚徒、流民和贫农共同组成。其中军户地位稍高，但仍然免不了被官府盘剥。每年收入不过14两4钱左右，比同期市场上的打工人还略少几两。唯有亦官亦私的少数军头，能名正言顺垄断当地矿业，并将手下作为廉价劳动力。

此外，那些没有家族私利牵绊的太监，也被当做朝廷倚重的栋梁。所以经常被派遣去监察各地，尤其是事关收入来源的贵金属矿业。比如在1599年，太监杨荣便奉命到云南担任矿和税监，却利用山高皇帝远的条件作威作福、横征暴敛。加之还有银课指标的不断上扬，使广大矿工群体都苦不堪言。毕竟，光完成指标就必须一年赔纳数万两。不得不典妻卖子凑钱，落得倾家荡产下场。因而有人只能一死了之，却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悲惨现状。不断加重的银课和贡金，便直接酿成了云南历史上的“矿税之弊”。

太监因没有家族利益牵扯 所以经常被指派到地方上监督开矿

当然，重压之下依然有公然私自盗矿者，其中就以军户居多。杨公公万万不会想到，山高皇帝远的云南省就是一个盗矿者天堂。因为朝廷往往对边疆的顶风作案者从轻处置，即使被抓住发配他地，也可以借此远离修罗矿场，可谓是横竖都不赔的诡异安排。因此，还会有许多外地的盗矿者慕名而来，准备与杨公公分享当地矿藏。但治下人民已经不满足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希望将多年挤压的新仇旧账一并清算。

公元1602年，杨公公的爪牙张安民因行为过于恶劣，在边境小城腾冲被民众施以烈焰净化。四年后，又有数名手下遭遇类似的刺客信条剧情。但太监不仅不会反思自我，反而对本地官民愈加仇视。先后逮捕数千人并以酷刑拷死，还命属下逮捕樊高明等十数人入狱。最后竟因索贿不如意，惩办相关官员数名。已经投靠杨荣的指挥使于继可见有机可趁，便狐假虎威公然声称：众官敢有不服者，都要吃牢饭！

银笋开采后的遗迹

可惜，同为指挥使贺世勋没能抱到这条大腿，并且因害怕遭牵连而选择奋起反抗。由于民怨已深，这次事变的响应者数量很快过万，最后全都聚集到太监的豪宅门口纵火。长期的暴虐无度，让火灾现场根本得不到任何人救援。杨公公本人的尸体，也在死后被搜出来吊打一番。至于远方的朝廷，则迫于法不责众而选择低调处理，只把领头的组织者贺世勋处决。当然，压在打工人头上的银课大山却并未就此瓦解，反而一直横行到明朝灭亡为止。

相比之下，清末洋务企业的“打工人后浪”虽然要面对刑庭监狱与漫长工时，但至少不必倒赔得倾家荡产。更是有相当于“前浪”们的双倍薪酬，可谓是前世福报。虽然人生太难，但简单的一句“早安打工人”，就足以成为鼓舞人心的绝对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