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杜聿明得知后：我希望他能为祖国做点贡献

前言

1957年，杜聿明得知自己的女婿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整个人十分兴奋，但又十分复杂。

这其中的情绪变化，没有真正身处其境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图丨杜聿明

抗日名将杜聿明

1923年，杜聿明面临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南下，于1924年6月考入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官学校，成了第一期黄埔生。

入学不久后，他就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并担任教导团宣传队队员，随团参加了淡水之役，后来因病离开了黄埔教导团。

1926年杜聿明投身于张治中任团长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被张治中委任为学兵团一营三连连长。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找到了蒋介石，投入到蒋介石新军阀集团。

在之后几年里，杜聿明虽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长于训练，工作踏实肯干，为人处世灵活，颇受张治中青睐。

图丨年轻时的杜聿明

1930年他被提升为教导第二师第六团上校团长。同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由徐庭瑶担任师长，杜聿明任第二十四团团长。

杜聿明认为团长这个职务很重要，是今后一生事业浮沉的关键。因此他格外的努力，拿出全部的精力，认真治军，不稍懈怠。

当时徐庭瑶新任师长，很多部下对他不以为然，部队纪律松弛。徐庭瑶大为沮丧。唯有杜聿明的第二十四团驻地清洁、内务整齐、操练严格。因而徐对杜尤为赞许，杜很快受到徐的器重，被视为得力骨干。

直到1932年徐庭瑶升任第十七军军长，下辖汤恩伯第四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杜聿明开始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后来升任副师长。至此，杜聿明算是在派系林立的蒋家王朝内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靠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兵陷泰国，直逼缅甸，南洋告急，英国紧张，请求中国速派兵入缅。

图丨电影中的杜聿明形象

于是国民党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命杜聿明出任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官入职，于1942年2月下旬开始，指挥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陆续开入缅甸。

根据当时的协议，盟军在中国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史迪威将军任参谋长。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此次入缅作战，由于参战各方各有所私，系统紊乱，指挥不统一，招致惨败。

史迪威和罗卓英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并令部队开往印度。为了不使自己的部队成为流亡外国受美国人控制的部队，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国境撤退。

在撤退回国途中，由于环境险恶，失散、生病及意外死亡的人数，比在战场上与敌拼搏伤亡的人数还多得多，无数中华健儿葬身异域！

在这险恶的归国途中，跟随杜聿明多年的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壮烈牺牲，年仅38岁。杜聿明本人也感染上回归热，两天两夜不省人事，差点殒命。

图丨淮海战役

1942年8月，杜聿明率第五军残部回到祖国，面对着付出了无数心血的这支部队，杜聿明泪流满面，不能自已。杜聿明回国后，被蒋介石提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

1948年，国共双方已进入决战阶段，刚刚出院的杜聿明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长官。杜聿明登上了蒋介石这辆战车，只有尽其愚忠，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了。

淮海战役中，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在刘集被解放军打败后，带着警卫、随从、司机等十余人，化装成人民解放军逃到刘集南侧的张老庄。

山穷水尽之际，杜聿明换上了士兵服装，刮去脸上富有特征的小胡子，混迹于士兵之中，藏匿于张老村一个隐蔽物的后面。

当解放军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拿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他要以死效忠于他的党国。正要扣动扳机，被副官阻止。

几天后，当解放军再次问他的时候，他却从身边抓起一块石头，猛击头部，受伤后还是解放军救活了他。

也正是这番异常的表现，暴露了他的长官身份，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你们知道我就是杜聿明还问什么？”被俘后他三缄其口，不透露任何问题。陈毅要见见他，竟遭到拒绝。为避免他再度自杀，解放军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送进了北京功德林监狱，杜聿明成了被改造的囚犯。

在此期间，杜聿明无数次想要突围，但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他也不敢随意乱来。中间也有过想要自杀的想法，但最终还是被救了下来。

图丨蒋介石

直到1956年1月10日，被俘7年整后才又与其他人过集体生活，同样对待。这使他十分兴奋，并把这一天作为他再生之日，作为斩断同反对集团罪恶关系的一天。

杜聿明在刚入狱的时候，是拒绝学习的，直到受到柳亚子、马寅初等一批民主人士的接见后，才慢慢开始学习。他阅读报纸、书籍、不过像《人民公敌蒋介石》、《四大家族》等他还是不愿意看。

当时，读书看报都是要经过请示批准的。后来，他要求发给笔墨纸张，开始写历史，写心得体会。

杜聿明有一个特点，说话说半句，写东西也是写半个意思。

1949年11月初，起义将领陈明仁到济南看杜聿明，在杜聿明求死不能、求生不甘的时候劝慰他。杜聿明听到陈明仁说要将自己调到北京，还以为是让他在抗美援朝中给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到北京才知道是被关进功德林监狱。

图丨陈明仁

在这种情况下他心想，共产党既不杀他，也不让他立功赎罪，那就活一天算一天吧。他在写这个材料时，本来是要看你共产党把我怎样，但笔锋一转写成“看看共产党是怎样地领导人民创造新世界的”。前后意思完全连不上，这只能看做半句话。

在军事上叫“引而不发”，说半句，起个头，看你接不接下句，听听对方怎么说。在这半句话策略里，对方无意从何说起，也就只听不说，没戏。

他只得自动封嘴，免得引起祸端。于是说些今天天气如何如何，下顿饭可能吃什么，把话题很自然岔开，像没事一样，一切如初。

“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杜聿明真切的感受到了这种滋味，长期身居高官，要在短时间内放下架子是困难的。由于架子放不下，他吃过苦头，他的被俘就是因为在大白天吃五香牛肉干、五香豆腐干、罐头，更能惹事的是抽高级香烟，老百姓发现后不能不怀疑他的来历。

图丨就任东北保安司令时的杜聿明

在改造所里，经过五六年集体生活、劳动、学习，过去那种上下级、大官小官的观念有些淡漠，但是杜聿明自从去掉刑具，参加集体学习时，起初与大家一起还不是那么的自在随意，还有些架子。

开会时他会不自觉地向周围扫一眼再坐下，如果说他表情严肃，还不如说他显得谨慎。

在讨论时，他总爱先说上几句，说完后又毫无表情地看看周围。他参加学习时，起初发言很短。后来，他的发言长了，往往是长篇大论，书上的，报纸上的，大段大段的、半篇半篇地引用。

“同学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听，经常是大部分时间让他占去，也没有人说个不字，只是在会后议论，有的说他当官当惯了，有的说他“好为人师”。

图丨杜聿明被俘

娱乐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平时打牌的时候，他不但会经常教训他的搭档，甚至还说要“开班收徒”。有的人附和，有的就不买账。

当然杜聿明并不在意，他并不会将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放在眼中。对于他来说，在狱中的这几年里，最让他难忘的就是即使自己作为一名罪犯，人民政府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治好了多年来都没有治好的各种疾病。

1957年杜聿明对此曾感慨道：“我过去在反动的旧社会有钱有地位，病都没有治好。现在我是一个罪犯，人民政府还是想尽一切，治好了我多年来没有治好的各种疾病，这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我永世难忘。”

在此之前，他的胃溃疡、脊椎结核、肺结核、肾脏结核都已痊愈。

身体健康状况不断好转，也就没有思想包袱，精神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跟同学相处不再那么一本正经，而是随和了，与大家有时还开开玩笑，对问题有不同看法也不那么固执已见，能以平等态度听取别人的意见。

图丨蒋介石与杜聿明

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杜聿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与家人取得了联系，得知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让他兴奋不已。

杜聿明这人做事谨慎，从他与家人通信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从1955年起，他流露出想与家人联系的意思，但大都比较含蓄，只是些例如“不知老母是否健在”等话。

他是在试探政府，等着政府与他联系。果然，管理所要他提供情况，他便很快把全家八口去台的经过说出了。这八口是妻子曹秀清、三儿三女加上老母亲。

图丨曹秀清

按1956年算，老母77岁。六个子女中，杜致礼为长女，嫁给杨振宁，她在昆明读大学时是杨振宁的学生。老三杜致仁和老四杜致严是双胞胎，除老大杜致礼1947年就赴美国留学外，其余子女当时都在台湾读小学、中学，老母健在。

当政府帮助他与杜致礼通信并告知其家庭情况后，他很感激。与亲人取得联系后，接着就是希望家人们可以早日返回祖国。

杜聿明与其他人不一样，他曾向政府表明：自己是一定不会离开祖国的。所以在特赦后，改革开放后，在许多人都去了香港、美国、杜致礼和曹秀清也要求他去美国定居的情况下，他也拒绝了。

杜聿明在处理女婿杨振宁问题上，也是含含糊糊，若隐若现。当他得知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去瑞典领奖后台湾，路过香港而不回大陆看看时，他的想法是复杂的。

图丨杨振宁

当时他对杨振宁的态度并不了解，但他的内心是希望杨振宁回来，至少可以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一些贡献，对他自己问题的解决也有好处，但他不主动向政府提出让他做女婿的工作。

所以，他便搞了个“迂回战术”：他给女儿女婿去信说他生活得很好，他断定女儿回信会说他们（杨振宁夫妇）希望杜的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果然女儿这么回信了。

为使他们了解党的宽大政策，进一步争取他们早日返回祖国，他准备再做些工作，以取信于政府。

杜聿明很快就给女儿女婿回了信，但除此之外，他在给他们夫妇的信中，还单独给杨振宁写了个小纸条，小条上只写了两句话：祝贺你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祝你顺利！

图丨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杨振宁的弟弟）1949年在美国的合影

也可能是碍于长辈的尊严吧，杜聿明只字未提自己的事。可能也与自己长期从事战略战术的研究，多多少少也犯有一些职业病，什么事都改完抹角，不直说，不够坦率。

其实，他在处理杨振宁夫妇是否回国与自己前途的关系问题时，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迂回，两头试探，两头要面子。

与大女儿联系上后，杜聿明心情舒畅多了，人也开朗多了。有时还跟同学开开玩笑，闲着没事还给人家起绰号，秦城的同学中有不少绰号都是他起的。

什么“九百九”啊，指人吝啬。什么“一万多”呀，是指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他一脸麻子，南方人视麻子为“一万多”，即麻点无数的意思。这就是杜聿明的另一面，诙谐、活泼。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毛主席提议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犯。

图丨毛主席

这是建国以来首批特赦。很多战犯都在思量着“改恶从善”的标准，有的自觉已经达到，应该特赦。有的心里悬在半空，即使有的认为特赦无望，也抱有一丝幻想。

但杜聿明根本没有奢望自觉能够获得特赦，他还对同学们说：“我是43名战犯之一，没有希望。你们出去之后我也会继续好好改造，争取以后特赦。”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2月4日特赦大会召开时，第一个喊的名字就是他。他有些难以置信的走向主席台，从法官手中接过特赦通知书的那一刻，他低头深深的鞠躬。

此时，他喜悦、幸福、羞愧之情交加，热泪滚滚而下。由此，他走向了新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图丨杜聿明

杜聿明特赦后，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周振强一起留在北京，先在北京近郊红星公社劳动，一年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正式成为统战对象。

1964年11月，杜聿明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又相继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昔日对人民有罪的战犯，今天竟参与商讨国家大事，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他的心情无比激动。1964年11月，他激动地写信给周总理，表达他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无尽感激之情和誓为实现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竭尽全力的决心。

杜聿明特赦了，自由了，作为一个公民，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广场，他想看看天安门，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

图丨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的，凝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主席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题词及周恩来总理书写的碑文，看着一幅幅人民英雄的浮雕，他心潮起伏，惭愧地低下了头。

望着广场上悠闲游览的人们，他墓地思念起妻子。他给妻子的信中说，他已获特赦了，并于1961年春，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生活也不错，住的地方是一室一厅，还有一个办公室。

收到丈夫的信后，曹秀清立马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1963年6月3日，在中国驻外使馆的周密安排下，曹秀清飞回祖国。

机场上，政协领导人，老朋友都来迎接，她一眼就看见了戴着近视眼镜东张西望的丈夫，急步向他走去，当妻子欣喜若狂地说：“不认识我了？这不是回来了！”

图丨杜聿明与曹秀清

杜聿明笑了，连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机场上充满了愉快的笑声与温馨的气氛。

1971年春，女婿杨振宁也携妻子杜致礼乘法航径飞上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故土，见到了自己思念的家人，也第一次见到岳父杜聿明，并与岳父一家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与宴请。

之后，1972年、1973年，杨振宁每年都会携妻子回祖国探亲，陪伴岳父一家，与岳父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图丨杨振宁1970年代回国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他至高的礼遇

杜聿明一生有个未了的心愿，就是没能看到祖国的统一。他的晚年，为祖国的统一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从1960年起，杜聿明多次发表文章与讲话，以自己切身经历和感受推心置腹地劝告台湾师友，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

弥留之下，他不忘共产党的恩情，立下遗言：

我的心情极其愉快，是由于经过党的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余妻曹秀清素知余志，余已嘱其率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做出贡献。病危深思，最关怀者一言而已，盼在台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

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肺腑。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